跪与不跪，都是问题——谈电影《百鸟朝凤》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当人们谈论起电影，所谈论的更多不在于电影本身，而是日新月异、花样百出的营销手段。

　　似乎一夜间，IP、大数据、分众营销等词席卷了神州南北的电影公众号，影片的发行与营销很多时候比那些电影本身更富戏剧性也更加夺人眼球。对于所谓的商业片来说，不论如何出招、怎样刷新下限，观众在嘲讽过后，依然会有不少人买账，而舆论对于其毫无新意、庸俗低劣的营销手段，也总能因为是商业片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反，所谓的艺术片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窘境，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巨大的鸿沟前，艺术电影既想保持不食人间烟火的矜持态度，又想在这个日益膨胀的电影市场中分一杯羹。然而想要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并非轻松之事，尤其是不少艺术片的导演与制片人在前期准备上，缺乏对影片投入市场的规划，以及宣传、发行层面的人才团队，往往在市场的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而这种挫败又催生出一种近年来流行于内地艺术片的独特影响方式，即卖惨与指责商业电影。这次制片人方励为《百鸟朝凤》一跪则是这种营销方式的一次实践。从结果上看，这一跪非常有效。作为一种营销手段，跪与不跪都无可厚非，而且这种方式既能达到片方目的，又可以体现出艺术电影创作之艰辛，在不伤害艺术格调的同时，还可让观众为其掬一把同情泪。

　　电影终归是电影，不论营销的大戏唱得有多精彩，影片这个主角还是要出来亮相的。国内市场对于艺术电影的态度经常是长期的忽视、轻视与短时间内的报复性补偿交替出现，也导致了这些艺术影片的收益与评价的忽高忽低，尤其是当类似于方励下跪这样的事情出现后，一段时间内对于该影片的评价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虚高。

　　回到电影本身，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以及许多第五代导演的引路人，吴天明导演一生有过许多出色的作品，其中对于现实社会问题，以及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关注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可惜的是，这些本该闪光的特点到了《百鸟朝凤》中几乎都流于表面，终于平庸了。且不说与其他众多的类似电影相比较，单同吴天明导演自己曾执导的题材相近的《变脸》进行对比分析，《百鸟朝凤》和《变脸》中传统艺术都面临着无人传续的困境，《变脸》不仅展现了民间艺术的魅力与风貌，更展露出那个年代作为一个民间艺人以及作为一个人的悲哀与抗争，而《百鸟朝凤》则在一个理想化的田园牧歌般的乡村中失去了应有的锐气与思考，淡化为一出电视台下乡所拍摄的民俗风情片。

　　《百鸟朝凤》不应受到过度赞誉的原因，首要一点就是全片对于传统艺术不够客观的态度和近乎执念般的迷恋。

　　民间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其独特的特色与历史艺术价值，但没有什么东西、什么文化可以靠着亘古不变来永世长存。《百鸟朝凤》中充满了对于唢呐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种种传统文化的追思与悼念，然而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去提出一点改变。不论是唢呐、丧葬还是其他民俗文化注定有其自身的缺陷和需要改进之处，但电影中却毫不展现，一味地沉浸在过往之中。唢呐尽是清代的唢呐、祖师爷的唢呐，而师徒学艺这种制度也仅仅强调了师长的慈爱与威严，或掩盖或淡化了许多背后的弊病(譬如，对于学生的差别对待、体罚等等)。而焦三爷这个形象在后期也如同传统文化的符号一般捆绑着下一代，以及唢呐艺术。哪怕是将唢呐班传给了游天鸣，实际上不论召集众人还是吹奏《百鸟朝凤》，甚至要求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都是其个人的意志。而新一代的游天鸣则充当着近乎傀儡的角色，学唢呐是父亲的意志，延续唢呐是师傅的意志，而他一味执行着师长的指示，接受别人的意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拯救唢呐艺术。这种对于过去的执妄和对新事物的压抑并不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只能隐隐感到背后的一丝凉意与旧时代纲常伦理的重压。

　　由于基础态度的偏执，导致了影片对于人物设定的扁平化。在《变脸》中，不论是变脸王、狗娃还是其他配角，其性格都有许多矛盾冲突之处，在人物碰撞间一步步将剧情推向高潮，并使背后思想得以进一步深刻展现。而《百鸟朝凤》中这种立体的人物形象屈指可数，关键的戏剧冲突也显得索然无味、乏善可陈，几大重要的情节点都因人物性格的扁平显得缺乏说服力。

　　人物的扁平化也进一步造成了电影中环境的理想化与脱离现实。长久以来，中国的文人雅士习惯于寄情山水、归隐田园，将乡村生活描绘得富有野趣、朴实安详，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和乐风光。这种传统在电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村，家家户户院落宽敞整洁，餐桌上菜肴丰盛，没人有经济困顿之忧，人人温良恭俭让，邻里和睦，鸡犬相闻，这种过于理想化乡村式的描绘大大减弱了乡村的真实感，也使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表现不能十分令人信服。而在影片后段，时代背景出现了新旧冲突时，对于新时代和城市的展现过于片面与主观。不论是堆砌式交代几位师兄进城务工后的悲惨遭遇，还是城市吹唢呐的乞丐抑或时代变换后的人心不古，都可看出创作者对于城市与其背后代表的文化生态消极抵抗的情绪，以及对于时代变化过于偏颇的认知。这也让影片落入了对于乡村和传统过誉的窠臼，而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对传统文化没落背后原因的剖析。

　　在更深层面，创作者对于传统艺术的执念达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地步，以至于需要一个假想敌更加突出传统艺术遭受排挤的形象，而片中所谓的“西洋音乐”则充当起这一角色。通过一出闹剧式的唢呐队与管乐队的音量较量，将音乐这一艺术门类硬生生地凭地域对立起来，并以小朋友打架的方式试图营造悲剧性的气氛，并不能真切地从理性角度说服观众，只能让人感到尴尬与可悲。

　　总体来说，《百鸟朝凤》可以见到一些闪光点，然而电影被陈腐的价值观和超离现实的乡村幻梦拖累，浪费了对该题材深刻挖掘的机会，而这种陈旧的价值观让影片给人一种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错觉。如何把握好尺度，让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与热爱不至于扭曲、偏执，是拍摄这类题材的导演及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艺术电影如同片中的唢呐艺术一样，固然辛苦、可贵，但切勿钻进牛角尖，养成靠卖惨来博眼球的习惯。虽然作为营销手段本身没有对错，但长此以往，这种方式只会将观众培养得更为冷血，也使得创作者更为浮躁。与其争辩下跪的是非，不如反思电影是否真的值得一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