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如何不做市场的奴隶

　　近日，冯小刚导演在自己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莲》发布会上，宣称这部电影“一定不是市场的奴隶”， 而是一部引导市场的作品。这自然是一个值得振奋的消息，同时也令观众充满期待。电影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当然不是说电影不需要市场，但是如果电影生产者和创作者两眼只盯着票房，而缺少文化和艺术的情怀，那就是沦为“市场的奴隶”的表现。冯小刚曾经拍出过一系列的好片，像《天下无贼》《唐山大地震》《集结号》等，都是既有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又赢得观众普遍喜爱的优秀作品。因此，新片《我不是潘金莲》的市场命运将会怎样，还真的为人们留下几分悬念。

　　从这则消息联想到，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既有文化精神又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人。不做市场的奴隶，意味着不盲目跟风，不能以滥情或低级趣味取悦或迎合受众。这既需要电影人的自觉，也需要整个业内的机制完善。更具体地说，电影界需要建立产业内部的自律意识，需要形成自我约束机制。这种自律意识，首先表现为电影的生产者和投资人应该有文化约束意识，而不是把电影生产简化为单纯的投资与回报关系。保持对文化的诚挚敬意，也是电影从最初的市集娱乐，逐渐成为人类文化艺术重镇的首要原因。这样的例子在世界电影史上比比皆是，如当年比沃格拉夫的老板对格里菲斯的电影深表怀疑，可是，当格里菲斯说他是按照狄更斯写小说的方法拍摄电影时，比沃格拉夫的老板随即就给予了投资。狄更斯是位广受欢迎的作家，同时也是叙事艺术的高手，恰恰是这一点令早期好莱坞的老板心悦诚服。电影人不能两眼只盯着票房，还应该对社会文化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善于发现人类求真求善的正面价值，因此，才能担负起引领市场的先导作用。遥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神怪片泛滥成灾，虽然连续获得票房高收入，但却难以与社会发展协调同步。在社会和电检制度的压力之下，明星公司率先掉头，以适应社会文化需求，主动邀请钱杏邨、夏衍、郑伯奇等进步电影人担任编剧顾问，并从此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电影运动。

　　目前中国电影机会太多，艺术和技术水准不高的影片往往也有高额票房收入，以至于业内产生浮躁的气氛，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古训，被日渐高涨的票房所冲淡。由此，似乎也可以看出，在中国电影当下高奏凯歌的同时，电影业内部还潜伏着诸多危机隐患。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迅速调整以适应电影艺术的生产规律，任凭过度依靠资本运作，那么极有可能对中国电影带来巨大伤害。

　　从理论上，人们普遍认同电影的文化、艺术和商业属性能够均衡发展。然而，在以票房论英雄的时候，对于电影文化和艺术的讨论往往退居次要位置。在许多网站和媒体上，人们热衷于炒作某某明星的“颜值”，而难以看到对于明星演技的讨论，就连“演技派”这样的概念，也似乎退出了人们的视野。“颜值”顾名思义就是演员长得漂亮，是一种止于眼球和外表的东西，那么它的内涵在哪里？炒作“颜值”实际上就是靠外在的花样引导消费者，而不用花费心思在形象内涵上刻苦练习。这对于年轻观众的艺术审美培养相当不利，他们可能会为一睹“颜值”而拥入影院，但出来时却是两眼一片茫然。这样做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中国电影文化和艺术的大树失去观众的土壤。

　　所谓市场的奴隶，实质上也是资本的奴隶，因为这里简化了电影文化和艺术的价值意义，并简约到直接的投入——产出逻辑。电影应该如何深入地表现社会人生，如何给生命以醍醐灌顶式的启迪？如果具有了这样的一些思考内涵，电影方可以说不再是市场的奴隶。在今年香港国际影展举办的“亚洲电影面临的挑战”座谈会上，导演贾樟柯感慨颇深地谈到：“内地电影人现在太骄傲了，因为有钱就什么都看不上眼了。”在贾樟柯看来，内地有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电影，目前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因为许多投资人眼里只有大片，而对独立电影的投资却吝啬到只有5万到10万元的限度。这样一来，商业和文化、艺术的天平显然是大大失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