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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克拉玛依油田发现60周年,11月18日,由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少数民族公益影片《带上我的冬不拉》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点映礼。《带上我的冬不拉》勾勒了当代农牧区各民族老中青三代人的精神面貌、新农村建设和牧民定居工程的发展景象。全片以哈萨克民族传统乐器———冬不拉为线索,穿越40年的光阴,展示了新疆这片广袤萧瑟、宽厚包容的土地上的亲情、友情。本刊发表该部电影导演赵之的导演手记,以飨读者。
说起电影《带上我的冬不拉》的源起,要追溯到我的童年。我小时候,生活在克拉玛依,上小学时,我父亲开了一个农场,离拍摄《带上我的冬不拉》的克拉玛依小拐乡不远。每到周末,父亲就会带着我去小拐乡玩,去哈萨克朋友家里做客,喝奶茶、吃羊肉、骑大马。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对于宁静的村庄总会充满好奇,当我趴在老乡家的围墙上,踮起脚尖向里张望,看着里面的牛羊和大马,也算是童年的一件乐事了。去的次数多了,就和这里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了。夏天,我和他们一起爬房顶、掷骨头;冬天和他们一起滑雪橇、喂牛羊。饭点到了,赶到谁家便在谁家吃,家里的大人们也习惯了我的存在,多添一双碗筷,用哈萨克语喊我一声“儿子,多吃点”。民族和语言从来没有阻隔过我们从童年时期便播下的友谊种子。
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后,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从来北京的老乡口中打听一点儿时伙伴们的生活状况,还有那个让我牵挂的村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小拐乡新农村建设,原来的老村庄要搬迁,我第一时间便想到了用电影的方式去记录下这片我儿时的乐土。重回克拉玛依小拐乡,这里已不再是我记忆里的样子,曾经需要我踮起脚尖才能越过视线的围墙,现在高不及我腰身;曾经生活气息浓厚的村庄也随着村民们的搬迁而渐渐削减着她的生命力;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也因为太久未见变得生分了许多……一次次的采风,一次次的修改剧本,这个过程也不断地勾起了我内心深处对于克拉玛依,对于小拐乡的那份乡愁。当一个人身处一座城市的时候,常常会忽略她的美,可当他想回到这座城市的想法已经变成一种奢侈时,他才会仔细“端详”那座城市的样子———那便是故乡。
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乡愁,让我花了最多的时间在剧本创作环节上。离开新疆久了,不自觉地会和内地导演去新疆拍片一样,总想去展示哈萨克族的民族风情、风俗习惯,慢慢地就掉进了大部分以往以新疆为题材的影片的“窠臼”。当我恍然发现我正带着大城市来的优越感在审视这样一群淳朴善良的乡亲时,我害臊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构思,开始了大量的前期采访,我想要找真实的人物原型,贴近生活的体验,影片中有大量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对应,甚至它就是生活本身,只不过是用电影的手法演绎罢了。按照我记忆里的那个村庄我对她进行了还原,我怕记者问我这个电影是在拍哪一年的事,因为我说不准,她没有一个确定的年份,她是我记忆里的样子,和真实的样子还是有出入的,或者说,是我不愿意去接受她改变得太快。电影《带上我的冬不拉》,是我对童年时光的一段追忆。
《带上我的冬不拉》的拍摄与我的父亲有很大关系。我的父亲在甘肃武威的一个农村长大,不到20岁就来克拉玛依闯荡,成长的环境和经历使得他个性强势、不苟言笑,就像影片中的胡斯曼一样……《带上我的冬不拉》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都是在表达“家乃心之所向”。影片中,浩浩荡荡的哈萨克族村庄搬迁大队伍中的一个个面庞,为看一眼儿子的视频不惜翻山越岭寻找信号的母亲,盼不到父亲回家伤心至极点的小儿子……都是在朝向一个家的“完成”。在我看来,这不是忧伤,不是悲情,是生命延续的喜悦与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