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票房奇迹会发生吗？

　　《喜马拉雅天梯》首次完整记录珠穆朗玛峰登顶全过程，今天“登顶”院线

　　纪录片票房奇迹会发生吗？

　

　　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

　　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度进行特殊摄影；

　　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

　　在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上架机器拍纪录片，这种超越想象力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部创举颇多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今日上映，主创们很努力，而市场的奇迹，会发生吗？

　　拍西藏不该只是风光片

　　《喜马拉雅天梯》讲述的是一个并不为世人熟知的故事，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的高山向导索多，要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珠穆朗玛峰登顶。故事就从索多所在的登山学校讲起，这所全球唯一持续开办的登山学校主要面向珠峰脚下的两个县招生，目的就是花四年时间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导。

　　这群特殊的高山向导之所以“涌入”导演萧寒的镜头，其实缘于他与制片人雷建军的一次谈话。2011年，雷建军本来准备去拍摄刚从珠峰峰顶下来的王石，路上遇到一个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年轻向导，委托他把一本经书带给远在上绒布寺修行的爸爸阿古桑吉。上绒布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佛寺，甚至远在珠峰大本营的高度之上，“山上的爸爸在寺里独守青灯，山下的儿子每年带领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攀爬珠峰。”听到这个故事的萧寒，瞬间就开始“脑补”，“昏暗的山洞里，烛光映照下一双摩挲着佛经的手……我当即就决定要拍这个题材。”

　　要拍摄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不少人认为片子里有大量高山美景就够了。但在萧寒的镜头里，以索多为代表的高山向导们，才是片中绝对的主角。“人们对西藏的了解，不是只有新闻和风光片。”在萧寒看来，景色如何优美不是重点，人的故事才更为重要，“生活在珠峰脚下的人们如何生活？这些年兴起的登山热藏人怎么看？需要进入他们的生活才能找到答案。”片子中，来自登山学校的高山向导们要在登顶前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铺路，修保护绳，搭建从大本营到8400米高度的营地，搬运物资和行李。“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地记录下这个过程。”没有过多的情境预设，也不追求冲突激烈的复杂人性，萧寒说，“我不希望观众带着任何预判来看这部电影，也不要试图寻找你想象中的西藏。”

　　把高山向导培训成摄影师

　　在《喜马拉雅天梯》的拍摄团队中，很多人并不是头一次去西藏，但攀登8844米高度的珠峰，还要带上机器拍摄，却没有一人做过。

　　“想把专业的摄影师突击培训到能上珠峰，那是不可能的。”曾拍摄《西藏一年》的摄影指导扎西旺加指出，这不仅需要至少两年的准备时间，还需要摄影师拥有超乎常人的体力，“一般人能登顶就很困难，更别提还要背着摄像机和三脚架上珠峰了。”剧组只好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从登山学校的高山向导里挑选略有摄影基础的年轻人，进行了3个月的摄影培训，最终组成了6人摄像团队。“其中，巴桑塔曲和旺堆就是高山向导出身，巴桑塔曲曾9次登顶珠峰，珠峰北坳(7028米)以上的摄影就都是由他们完成的。”扎西旺加说。

　　在珠峰上拍摄，面临的技术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剧组实现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度进行特殊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但有很多无法预料的情况需要提前准备，像电池在低温下如果冻住了怎么办？想要航拍碰上风雪天气又怎么办？没有人有经验，只能不断地想办法去试。”扎西旺加说，导演组给电池贴上了“暖宝宝”，放在贴身的衣物里维持温度；航拍的“小蜜蜂”也是不断地摔坏了，修好了再试。

　　命运总是爱开各种玩笑。珠峰登顶每年只有一次，2013年首次拍摄时，导演组却遭遇登山者脑水肿，被迫放弃拍摄。2014年，珠峰北麓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山难，15个夏尔巴向导在铺路时遇难，消息传来时导演组正在南麓准备登顶。到了最关键的登顶环节时，高山摄影师巴桑塔曲和旺堆发现，摄像机在极端环境里竟不能工作了。从峰顶下来到营地休息，他们还以为此前的拍摄内容全部作废了，难过得都不愿意下撤到大本营。等把素材送到大本营，得知素材能够顺利播放，摄像师这才安心地下了山。

　　希望微微撬动纪录片市场

　　上一部走进国内院线并创造票房奇迹的纪录片，还是那部赫赫有名的法国纪录片《海洋》。即便是后来在国内声名大噪的国产纪录片《归途列车》，在票房上的成绩也是差强人意。对《喜马拉雅天梯》的创作团队来说，纪录片在大银幕的票房魔咒，始终是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一片阴影。

　　片子的早期投资，基本是由萧寒自己的公司承担的。从最初300万元的预算，到不断地加码至1300万元，几乎达到了国内纪录片投资的“天花板”。萧寒说，虽然片子从立项时就得到了各方支持，不少大品牌纷纷投钱投物，国际预售、素材版权和电视播放的收益也基本谈妥，但上映前仍然没有收回全部成本。

　　按照国内电影走院线的基本路数，要想票房高企，还需要一笔不小的宣发费用；此外，院线的排片也是“见人下菜碟”。就在该片上映前三天，北京仅有两家影院排映这部纪录片，直到昨天，由“微信电影票”主导的推广观影活动，才将排片覆盖到京城的主流影院。但仔细查询场次，即使是首映日，大部分院线也只是在上午排了一个场次，黄金场次的下午和夜晚时段几乎没有排片。

　　不过，萧寒不无感慨地提到，来自观众的热情倒是给主创增加了一些信心。片子在上映前专门在网络上发起了一次众筹，“就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愿意来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结果让他大为惊喜，因为担心没人来而设定的60人众筹目标很快达成，最后追加到100位众筹人，得到了90万元的第一笔预售资金。首映日当天，一家负责电影包场的公司，也宣布收到了网络粉丝的包场需求，准备在上映后包20场，以助推影片的票房。

　　“结局最后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萧寒谈起纪录片市场前景，难免有些无奈，不过他的决心依然很大，“我们也知道很难，但还是希望能够稍微地撬动一点中国的电影市场。万一我们成功了呢？纪录片人就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