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眷恋与成熟的焦虑

——从电影《刺客聂隐娘》看经典的当代重述

　　《西厢记》 《牡丹亭》 《红楼梦》 ……都是对十多岁似水流年、如花岁月的“年轻之美”的雕刻与舒展。图为王叔晖工笔彩绘《西厢记》之《初遇》

　　睁大眼睛，一个画面不落地看了《刺客聂隐娘》所谓最美的画面：从华丽的服饰，到幽暗深邃的空间，以及养眼养颜的风景画……

　　让我自己讶异的是，从第一个黑白影像的序幕开始，我满脑涌现的，都是一个思考的轴线—— “最美的风景”“最美的情愫” ，然而，却是以“最不美的现实生活”为杠杆。

　　于是，在地方割据的藩镇诸侯和中央政权的对峙之中，在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情感的纠结之中，在当下冲突、矛盾和战争不断跌宕起伏的现实生活之外，从未出现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最美的青春韶华和人生初见，构成整个电影叙述隐秘的支点和落脚点。

　　“最美”的眷恋情结

　　从“文化母题”到“青春版经典”

　　那是一种根源于中国人心底、隐约承传的集体无意识的“审美情结” ：就是对“最美的青春年华的眷恋” 。

　　似水流年，如花岁月，最美的年龄，就是十几岁啊。年轻的时候最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我最美的时候相逢？所以， 《西厢记》 《牡丹亭》 《红楼梦》 ……都是对十多岁似水流年、如花岁月的“年轻之美”的雕刻与舒展。

　　中国古典中一直承传着这种“青春美”的眷恋与传统，也在整个民族审美阅读心理结构中遗传下了一种独特“审美情结” ：对于那个年龄、那种岁月、那种年华特别迷恋；哪怕曾经再疼痛，心里再苦闷，也会有一种诗化的倾向……我曾经将此形容为中国成年男性特别的“恋轻癖” ：贪恋年轻时候的青春美，不但在肉欲上，而且在精神渴求上。

　　这种“青春的眷恋”和“审美情结”不独在古典中流传，在近现代作品和作家中也成为一种潜意识承传的特质。比如沈从文湘西小说“10 +岁情结”及其少女形象。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承传，不如说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反映。沈从文也写妓女、已婚女子、其他女人，但在其笔触下最美的，仍然是那些未婚的、十几岁的、正处于青春期情窦初开的年轻少女。她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最美的啊。

　　这是对“年轻之美”的青春古典传统一种无意识的积淀和承传。近现代作家中有一批人或作品都有这种倾向。这是一种“美”的传统。

　　中国古典是很美的，哪怕是非人文的、科技或医学的著作。因为汉语本身就是一种美丽而优雅的文字，所以用古典汉语写就的文字和著作不期然地就有了一种“美”的形态和意蕴。

　　因此，那些古典就是这种“美”的凝结：中国古典是很美的。谁说中国民族是一个过早成熟的民族？你看那老子、庄子、孔子……虽然似乎都有一种谙熟人生的睿智与成熟中，但并不是一种饱经沧桑的憔悴容颜，而仍然是一颗永葆青春活力的心—— “美”仍然是中国古典中承传的形态和意蕴。

　　紧张的关系

　　眷恋的想象和成熟的焦虑

　　在这种“年轻之美”的古典传统中，最美的眷恋，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人到现当代精英男性想象或者说是臆想中的“少女们身心灵成长的秘密” ！

　　就像《诗经·摽有梅》给我们所展示的那样一个少女的心灵成长史：一位少女从逐渐黄熟又日益变得稀少的梅子中，敏锐地感到了时光的流逝。一种珍惜青春年华，希望有人向自己求爱的强烈冲动如潮涌般撞击着她的心——

　　摽有梅，其实七兮！ (梅子熟了，被纷纷打落在地，只剩下十分之七了！)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对我有意的小伙子们，要抓住这青春的好时光呀！)

　　摽有梅，顷筐塈之！ (树上的梅子落完了，只能用簸箕从地上盛取了！)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追求我的小伙子们，就此定下婚约吧！)

　　梅花开了，梅子熟了，花木枯荣只一秋，青春年华就要像纷纷落地的梅子一样老去，而爱情又在哪里？

　　情窦初开的少女热切地期待着男子的追求，在暧昧的探梅年纪，满心的清澈情怀，如花美眷的年华却像花儿一样短暂，所以无数的感慨就这样生出来了：“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

　　一部中国古典青春史，就是一部“年轻之美”的审美史，更是一部“少女心灵成长物语”的唯美史。只是我们似乎还没有去梳理这种清美、唯美，但给我们感动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少女心灵成长物语” 。比如， 《诗经》 《汉乐府》《牡丹亭》等各种青春版经典。

　　然而，这最多只是一个圆的半圈，代表着中国男人的集体想象和臆测。另外半圈，却是假若“有花堪折未曾折，直待无花空折枝”后，会是怎么样呢——女人真正成长的现实轨迹会是什么样的呢？就像聂隐娘“同盟情契”散了之后，又会“长”成怎样一种女人呢？

　　唐《传奇》其实以一种异常冷峻和残酷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女人现实版的成长——这就是“刺客的成长之路” ：从零起步，先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猴刺虎豹，百发百中；三年后，天上的飞禽鹰隼，哪个都难逃魔手；

　　四年后，道姑带我于都市，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 ” ……

　　这也是侯版“刺客聂隐娘”的起点：“黑衣女子领命，遂匿马队逆向而行，与大僚错身之际，穿过马腹跃身而起，瞬息匕首刺大僚颈。扈从传呼着人群浑然不察，惟大僚面色霎一黄如雕枯，续前行丈余，坠马身亡。 ”

　　女人是老虎。每一个女人的现实成长，都会成为刺客——不知不觉，就会于闹市之中，刺中我们，轻则取走我们的性命，重则带走我们的心。

　　这样的女子最让中国男人恐惧——尤其是一向很秉行“男人中心论”的中国精英男性。你看唐《传奇》中怎么说的？就连身为魏博大将的父亲聂锋都“闻语甚惧” ，“不敢诘之” ，“因兹亦不甚怜爱” ……

　　这样的女人，连强势的父亲都不敢爱。别的萌萌哒小男人，你敢爱吗？

　　重塑“聂隐娘”

　　精英男性初恋想象和生活现实

　　怎么办？

　　必须把这样的女性的成长之路，纳入到男人可以预见和掌控的视野与框架内，就像观音要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

　　所以，侯版将唐《传奇》中聂隐娘人性未泯的另一个关键细节作为起点：隐娘刺杀大僚不成，只因为见他与儿子嬉戏，“未忍心下手” 。然后道姑厉声道：“以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杀之。 ”

　　然而，这样就够了吗？还不行的。必须给她一个考验，给她一种信念，方能构建起中国精英男性对女性成长成熟之路的框定设计——道姑公主道，你现在剑术已成，道心未成，必须斩绝人伦，先去杀你的表哥魏博藩主田季安……杀死你的初恋情人，你就道心坚定，成为一个合格的刺客了。

　　至此，黑白片的序幕结束。按照电影经典叙述结构来说，这真的就是一个故事的引子，接下来，才是女英雄的冒险之旅：杀，还是不杀，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以此出发，侯孝贤开始了对“刺客聂隐娘”男性精英视角的重塑之路。聂隐娘杀还是不杀的哈姆雷特式拷问，始终陷于两种冲突里：起于道姑公主为她设定的“人性的考验” (因人伦刺杀大僚不成，命她去杀田季安) ，终于聂隐娘的利他选择—— “死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弟子不杀。 ”但事实上，整个变化的弧线，却是基于：“汝剑术已成，惟不能斩绝人伦之亲！ ”

　　这其实完全源于男性精英视角而不是女性自身需求的想象。你想象她还处于最美的那年那月那个夏天，从未变化；你想象她即使改变了，但心底“旧情仍未断” ，还在追忆似水年华，寻找“放过”你的理由；你想象她即使肩负大义，却仍然斩不绝人伦，甚至还为你守护着家庭的某一部分；你想象她最终仍然寻找到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 ，即使与整个世界决裂，仍然要维持你在社会生活和治理体系中完整的平衡……

　　所以，当电影临近结束时，藩镇与朝廷的均势起了变化，藩镇派的主战声，压倒了无声的朝廷派时，田季安恍神着，思绪远远在别处——十三年前的上巳日，河曲游宴，一树杏花，风吹雪般飞入飘开的帷帐，嘉诚公主华美如神明。还有绯衣的窈七(聂隐娘) ，在秋千上，在碧天里，飞也似的掠……

　　而这个时候，隐娘、采药老者和磨镜少年，三人同行。前面就是津渡，水汽凌空，苍茫烟波无尽……

　　就像每一个女人心里都住了一个宝哥哥，任她娇嗔任性，任她傲娇无比，均赔尽千般不是，用尽万般小心；每一个男人心底，也潜藏着这么一个女人，不管受了多大的挫折伤害，不管经过多少的沧桑岁月，到最后，仍然能放下恨，放下仇，放下家国大义等所有宏大的信念，只为了他碎碎念或江山般的平和与安宁——哪怕她已经不爱他了。但是，人生若只如初见——这可能吗？

　　呃，是的，在这部电影里，我没有看出流行的“文人电影”或“人文武侠”概念，而是一种中国精英男人承传千年的集体无意识和普遍情结，以及一种古典文化母题和故事传统要“对当下的生活有重新发言的能力”时，不得不进行的重译与重释、重述和重塑。

　　简言之，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彰显的是中国精英男性的普遍焦虑、集体境遇和困境突围的欲望与尝试——在现实生活中与自己、身边亲密的人甚至是整个世界处于普遍而持久的紧张关系时，他们寻找的是那个“最美的女子”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最美遇见……寄希望于这种“最美情愫”能够化解身(成长) 、心(怀恨) 、灵(家国一统之大义与名分的信念)所带来的紧张与逼迫，放弃复仇与刺杀，远走他方，重归平和。

　　于是，“藩镇—中央”对峙的政治焦虑，见于男女性别的关系焦虑；而男女性别的关系焦虑，又隐喻着中国精英传统的情结和现实的焦虑——如何能对当下的现实生活重新发言？这是对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来席卷中国的“全民说史、说文化、说传统”潮流的逆袭。同时，这也是中国“国家”大叙述和“个人”小叙事相结合的过程。历史热、国学热、民国热……都围绕着一个轴心在旋转：传统文化重塑，国民精神再造——何为中国人？如何再造“伟大的中国” ？这其实是“中国经典当代重述”的两大主流潮流：中国传统经典在当代的重译与重释、重述和重塑，都是旨在能够重建个人和国家的“现实生活秩序” ，亦即我们上面所说，能够对当下的现实生活重新发言。他们需要通过文艺来求解自己的思路和出路——中国精英男性历来有以男女性事隐喻政事，表达自己的焦虑，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传统。侯孝贤选择唐《传奇》中“刺客聂隐娘” ，而不是“侠客红佛女”进行自己的转译和重塑，在我看来，不过是中国精英男性对这种传统的延续，其实也包含着这样深层结构的“隐喻意图” 。他不过是借聂隐娘对初恋情人“刺与不刺”的问题，对传统经典进行了自我的当代演绎，并借此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和政治“重新发言” ——至于他的“重新发言” ，能不能起到预期的结果，则不在他的考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