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不屈的民族血性燃烧起来

银幕上的战争叙事

让不屈的民族血性燃烧起来

图为电影《百团大战》剧照，左二为彭德怀，左三为左权。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

　　欧洲战局急转直下。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后，连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挪威。法国宣布投降，希特勒在凯旋门前阅兵，叫嚣将实施“海狮行动”，进攻英国。

　　东方主战场腹背受敌。日本威胁英法封锁中缅、中越国际交通线。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江汉平原以至华中大部落入日寇之手。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一时间投降论调甚嚣尘上。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迫切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1940年8月20日夜，位于山西长治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发出指令，一场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就要打响。战役发起第三天，参战部队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今年8月28日，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百团大战》将在全国院线上映。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点影片， 《百团大战》以类型化的电影语言，再现了这段永不磨灭的抗战记忆，弘扬了永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也提醒今天的中国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打”出来的战争大戏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的破袭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据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公布，八路 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 37个，隧道11个，煤矿5个，仓库11所……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如此记述：“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

　　今日的银幕如何再现这场炽烈无情的大战？《百团大战》用影像营造了一种被浓缩的历史感。

　　创作者在近两千场大大小小的战斗中选取了三场作战方式、场景规模不同的重要战役，予以艺术性呈现。“娘子关火车站之战，八路军运用攻坚战对抗日军钢铁之 军；攻打西营邬阵地，八路军智取炮楼，解救被俘老百姓；关家垴之战，敌守我攻，八路军没有重火力，打得艰苦而悲壮。”导演宁海强说，“电影《百团大战》将 摄影机放在了战场中间，是一部‘打’出来的战争片。”

　　影片从战略、战役、战斗三个层面，再造了司令部决策的真实，也再现了战壕中战斗的 真实，描绘了一幅气势宏伟的战争全景。战场，汇聚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具有冲击力的视听场面。镜头延伸至对战双方司令部，大战一触即发的氛围凸显：日军受到 欧洲战事的鼓舞，加紧南进，以推行“囚笼政策”隔绝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彭德怀、左权等洞悉这一政策，研究部署作战计划，决定破袭正太铁 路，将这“囚笼打成筛子”。镜头聚焦在烽烟四起的战场，一场复仇大战拉开序幕：成百上千的八路军战士在层层叠叠的山坳间迂回前进；其悍似虎、其志如钢的八 路军战士以血性为利剑，以血肉之躯为盾牌顽强战斗。观众在影片中看到突袭战的出其不意、攻坚战的扣人心弦、阵地战的真实壮烈。日军的“囚笼政策”在战争中 瓦解，八路军的威猛血性在战火中强壮。

　　可以说，《百团大战》努力在“打”字上做文章，“打”得真实可信，“打”得酣畅淋漓，“打”得气壮山河。

　　活泼泼的英雄群像

　　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在描绘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英雄人物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

　　百团大战已经被教科书、传记文学、影视作品记载与再创造过多次，中国人对于这段历史大都不陌生。电影《百团大战》的生命力借助片中的真实人物、虚构人物得以生长，戏剧张力在史实与虚构、政论与情感的结合中彰显。

　　影片中，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左权、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李济深、张自忠等，以及日本方面的将领悉数登场。 创作者还设立了一组虚构人物：八路军女战士梁山、张自忠将军部下姚尚武、兵工厂老师傅等。以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将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三场战役与整个故事 勾连在一起。在它的引领下，人物性格、命运走向与宏阔的战争场景、紧张的叙事节奏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势必与大银幕前的无数双眼睛和心灵联系在了一起。

　　“电影从头至尾贯穿着悲壮之气、民族血性。”该片联合导演张玉中说，剧中人物之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感情。“在大的战争格局下，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很大的突发性，很多人是突然相见、突然分离。彭德怀与左权之间，梁山与姚尚武之间的生死之交便是如此。”

　　在电影《百团大战》中，不论将领还是战士，老兵还是新兵，男性还是女性，人物魅力和神采皆来自活泼泼的真实感。彭德怀、左权等指挥将领睿智果敢，几个富 有人情味的小道具让人物形象更立体、有温度。普通士兵姚尚武的命运牵引着观众的情绪波澜起伏，观众随他先后目睹张自忠将军的壮烈殉国，经历家园被毁的绝 望，亲历战场厮杀的惊险，失去战友的悲伤，也不由自主地升起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这种悲壮之气因此穿越时空，成为影片中的人物与观众的情感共鸣点。

　　如果说，现代战争片的类型元素让电影《百团大战》抵达“好看”的观赏层面，那么这群充满真实感的英雄群像则让电影实现了“走心”的沟通功能。

　　抗战影片当正本清源

　　战争片可能是最具有观众基础的一类中国电影。从上世纪30年代的《共赴国难》《八百壮士》《热血忠魂》，到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平原游击队》《地道战》 《小兵张嘎》等，中国战争片受到苏美两大电影强国同类影片的影响，又向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汲取营养，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色。中国战争片广泛动员军 力、民力，再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图景，表现革命战争的真实过程，为中国电影长廊留下了众多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抗战电影更是塑造了几代 中国人的是非善恶观。《一个和八个》《血战台儿庄》《红高粱》，以及近几年的《集结号》《南京！南京！》《一九四二》，为中国电影刻画民族性格并走向世界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随着近几年影视产业的爆发性增长，一方面是抗战题材的电影逐渐“沉默”，另一方面是抗日神剧走向了戏耍历 史的极端。今天的抗战影视成为一种形式上过度开发、思想上却极度贫乏的题材。在种种有意无意地遗忘、曲解和虚构中，艺术的重构与历史的真相渐行渐远，我军 被无限地拔高神话，敌方则被丑化矮化，战争不仅被美化、诗化、浪漫化，甚至被浅薄化、娱乐化、荒谬化。

　　从这个层面来看，电影《百团大 战》为中国抗战电影正本清源的努力值得肯定。曾有记者询问宁海强，为什么中国战争题材影视剧比不上美国《兄弟连》好看、过瘾。宁海强回答，这首先要回到历 史真实，“美国在二战时期已基本具备所有的现代化装备，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中国人是用自己的战略思维、战役指挥、战斗方式把日本侵略者从我们的家园赶 走的。”在这方面，电影《百团大战》不是为讨好观众而虚构夸张战争场面，而是重在表现八路军独特的战斗方式。

　　“在向历史接续、向世界先 进看齐的过程中，中国抗战电影理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当好莱坞电影动用技术手段与煽情技巧，突出战场上横刀立马的英雄的时候，中国抗战电影更须重返自己 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判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认为，那些由儒家思想主导的自我牺牲、由家国情怀催生的百折不挠、由集体生活锻造的阳刚质 朴，是温暖而动人的领域，也是可以继承和持续有动人发现的领域。他评价电影《百团大战》：“这是一部反映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史诗电影，一部 符合现代电影要求、真实展现了战争残酷的战争片，一部以彭德怀、左权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体现中华民族不屈血性的电影。”

　　“可以宽恕， 但不可以忘却。”这句话出自曾无私救助过中国平民的德国人约翰·拉贝。今天我们与《百团大战》一道重温民族抗战的历史，是为了永不忘却那段民族苦难的岁 月，永不忘却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的前辈英雄，永不忘却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中国抗战电影正本清源的意义，正在于此。

　　版式设计：宋嵩

　　值得重温的9部抗战电影(链接)

　　《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

　　由蔡楚生、郑君里导演和编剧，白杨、陶金、上官云珠、舒绣文、吴茵主演，将抗战前后将近10年的复杂社会生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遭遇之中。该片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一部史诗般的影片。

　　《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

　　以抗战时期抗敌演剧队的生活为蓝本，描写了队员们战时和战后的遭遇，有着鲜明的纪实性画面和浓烈的政论风格。上映时，报刊评论称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块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平原游击队》(1955年)

　　游击队长李向阳和日军中队长松井是本片最鲜明的人物形象。李向阳的形象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草莽英雄的特点，也有外国电影作品中的传奇英雄如侠盗罗宾汉、夏伯阳的影子。

　　《铁道游击队》(1956年)

　　由原著小说作者刘知侠担任编剧、铁道游击队队长原型之一的刘金山担当军事顾问，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充分展现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深受观众喜爱。

　　《地雷战》(1962年)

　　在当时看来颇有先锋意味的一部电影。民兵英雄的勇敢、智慧、不屈不挠与日寇的狡诈、凶险和残酷形成尖锐的对峙，并在反复较量中展现出各自的形象特征。

　　《地道战》(1965年)

　　将丰富多彩的战争史实、形象鲜明的英雄人物和军事教育的内容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充满机趣的细节构思和昂扬乐观的音乐基调，不少经典台词广为流传。观众近30亿人次，遍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等地区。

　　《血战台儿庄》(1986年)

　　再现了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是一部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日的战争史诗力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程思远曾评价说：“这部影片拍出了两种人物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红高粱》(1987年)

　　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之作，无论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创造了一种浓郁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

　　《国歌》(1999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全面表现《义勇军进行曲》来龙去脉的影片，讲述了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如何热忱报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