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心里住着个何安下——评电影《道士下山》

　　沉寂数年后，名导陈凯歌带着他的《道士下山》华丽归来，甫一上映就引发热议：《道士下山》是承载着深沉情怀的力作，还是一部令人失望的烂片？

　　电影《道士下山》改编自徐皓峰的同名小说，原著的故事线索和情节相当复杂，一部2小时左右的电影不可能完整呈现。于是，电影《道士下山》以小道士何安下为线索人物，用他的见闻把故事串联起来，何安下在叙事层面上的作用与《围城》中的方鸿渐类似。这种手法在西方“流浪汉小说”中非常常见，说不上多高明，但的确是在有限时间内把一系列故事组织起来的有效方法。

　　从故事内在逻辑来看，崔氏兄弟与玉珍的故事和太极门内部斗争的故事几乎没有关联，但是若从何安下的内心成长和生命逻辑发展的角度看，这两个故事共同启发了何安下关于情欲、伦理、善恶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恰恰也是把“深刻”作为艺术追求的陈凯歌所关注的。正如“何安下”这个名字一样，《道士下山》关心人的心灵如何安放。

　　刚下山的何安下心思简单得对社会生活的规则没有概念，他甚至不知道钱的用处，饿了就抢别人的荷叶鸡。他在师父崔道宇家里发现了师娘玉珍与师父的弟弟道融偷情，道融后借玉珍之手将道宇毒杀，这给何安下上了关于情欲与恶的第一课。何安下又亲历太极门内部斗争——彭掌门用诡计杀死徒弟后，又暗算师弟周西宇，比武失败后索性指使儿子将周枪杀，同门之义甚至基本伦常在争名逐利中荡然无存。这些故事赤裸地展示欲望的丑陋和人性的险恶。

　　如果说这种展示是很多影片都做得到的，那么《道士下山》的深刻之处在于何安下对欲望与人性之恶的态度——既否定抗拒、批判鞭挞，又迷恋期待、蠢蠢欲动，显出人性的复杂和深邃。他杀了玉珍、道融为师父报仇，用不合法的手段伸张正义，几乎是一个武松怒杀潘金莲故事的翻版。他吃了有毒的野物后心智混乱，红肿可怖的脸让人几乎认不出他本来的面目，这仿佛意味着欲望的升腾让人迷失自我，人很容易滑向恶的深渊。此刻的何安下想到抢功德箱里的钱满足私欲，又想到与被自己杀死的师娘玉珍男欢女爱，他此时的心理与《金瓶梅》中武松杀嫂前，让潘金莲“旋剥净了”跪在武大郎灵前的心理有相似之处，这种难以言喻的幽微正是人性复杂之所在。最后，查老板的出现让何安下明白了“坏人太多是因为好人不作为”的道理，两人联手除恶后一道上山“得道”，远离尘世、回归山林，解决了心灵如何安放的问题。

　　以上所说聚焦于人与自我心灵的关系，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道士下山》想说的似乎还不止这些。片子的时间背景设置在民国——一个摆脱封建时代，现代观念日渐萌芽的时期，然而何安下们的行事规则依然守的是江湖规矩。当何安下跟随査老板修成上乘武学猿击术之刻，也恰恰是何安下必须身在山林而不容于尘世之时。尘世与江湖的隐隐对峙在片中随处可见，当超一流高手周西宇被一个武功相当差的人三枪毙命时，或许许多观众都会与笔者一样感到某种莫名的怅然。笔者想起老舍名作《断魂枪》中，伴着火车汽笛声，沙师父那句“不传，不传”，那是历史巨人行走到某个关口，其身后阴影中踉跄英雄的失路与无奈——带有很大必然性甚至主动性的失路与无奈。影片借由武侠故事而试图走向历史。

　　从《黄土地》、《霸王别姬》开始，到《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甚至包括口碑不佳的《无极》，陈凯歌一直怀着用电影与中国历史对话的追求，《道士下山》亦然。向历史凝眸也许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集体诉求和挥之不去的挂念，历史让他们丰富，也让他们沉重。比如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美国人“打怪兽”喜欢设置一个悬置起来的时空，充满科技感又显得虚幻；而张艺谋请了一大堆美国人帮助他完成从影以来的第一次“打怪兽”，选择的地点是极具历史感的中国长城。给奇幻故事设置一个连细节都十分真实的背景可以使得虚幻的愈发虚幻、真实的愈发真实，这个手法来自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唐传奇将其发扬关大——第五代导演们的手法都很历史！

　　自打《霸王别姬》问世，人们对陈凯歌的评价隐隐约约总会以《霸王别姬》为参照。《道士下山》不像《霸王别姬》那么惊艳和震撼，但镜头的考究绝对比时下众多把俊男靓女排排站当做电影艺术的国产片好太多。譬如刚下山不久的何安下施展轻功站在漂于水面的葫芦上，因为没得到“人生怎么活”的确切答案而失足跌进水里，这正是一个历史转型期，价值和规则动摇以后，社会与心灵的秩序亦摇摇欲坠的隐喻。这类充满隐喻的镜头的运用，像极了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吧？笔者想起《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为了进入戏班(即被集体接纳)，必须切掉那个多出来的手指(即把自我独异性阉割掉)，陈凯歌用一个镜头说一件大事的本事一直没丢。

　　陈凯歌有太多大事想说，《道士下山》专门搞了个画外音给其他电影手段敲边鼓。用有点孩子气的画外音叙述和观照一个复杂、世故的故事，拉开审美和思考的距离，这创意本是不错的，只是道理讲得太多难免落了刻意。同样有些刻意的情节并不难找：比如査老板为什么宁可大打出手也不给警察局局长唱戏？道士犯了错为什么找和尚忏悔？高僧表现上的一惊一乍、语言上的云遮雾罩加上宗教文化的纠结缠绕，让人有点迷糊。另外，陈凯歌说《道士下山》过了“工业”这一关，然而笔者注意到査老板在戏园子里炫技后的那个亮相，稍有戏曲常识的人皆可看出张震起的全然不是大武生的范儿。一件工艺上完好的产品，细致打磨细节是很必要的。

　　比电影更热闹的是对电影的评价，心平气和的评价当然有，情绪化地调侃甚至痛骂则更多，有人将其概括为“逢陈必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专注电影并曾经主打文艺牌的某网络社群现已沦为各方神圣在此俏皮地展示“花式骂人技术”以自矜聪明的乐园，甚至有人调侃陈凯歌应该去拍三级片，着实是过分了。有一位论者似乎比较清醒，指出《道士下山》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不适的原因是它的创作思路比较老派，不大符合今天的潮流。这个判断大得吓人。《道士下山》跟那些基于互联网思维、充分考虑用户接受的国产片的确是不同的气质，而在一个强调文化多元的时代，电影本来就应该呈现不同的气质。互联网使得权威的力量被削弱，人人都成了中心，这样一个宽容、民主的所在如今竟沦落到要对一部不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立身的电影大加咒骂、宣判其导演所代表的一代集体谢幕的地步了吗？

　　如今的电影圈热衷谈的是IP，不是情怀；是产业，不是艺术。据说，张国荣演《霸王别姬》的片酬在当时算是天价，笔者相信当年的陈凯歌团队对《霸王别姬》这种题材的电影上映可能遇到困难是有预判的，然而这个天价他们还是肯花。如今，肯真心为艺术砸钱的主儿不好找，精明的商人和狭隘的论者联手，我们还有可能、还有资格再拥有一个程蝶衣吗？

　　面对今天的电影市场和评论界，陈凯歌会不会思念着程蝶衣，同时思考着心灵如何安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