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风说爱你》，台湾电影的往事吹散在风中

　　片名从《风中家族》改成《对风说爱你》，这一改，改出这部电影里里外外几层尴尬——大历史降格到小时代；家族志沦为偶像剧；昔日台湾新浪潮的老将不能幸免，也不能免俗地陷落在《太平轮》式扭捏的历史言情路数里。

　　《对风说爱你》的开头是俯拍镜头下的战场，让人心头一紧：别又是一部《太平轮》。后来电影的进展非常纠结——就在你要认定这是部矫情的历史剧的时候，它很迷人地展开了眷村社区的日常生态，这在近十几年的电影作品里是绝迹的；当你欣喜于老导演毕竟旧功力还在，这时银幕上漂亮的脸蛋们浮夸的演技真是悲剧。事实上它始终处在两种对立气质的分裂中：一边是作者导演的严肃思考，内敛、细腻；一边是小时代要求的快餐消费，小清新、小浪漫。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导演，尝试着迁就时代的商业要求和审美变化，结果只是发现他和他的表达都是不被兼容的。

　　王童这个名字在台湾电影的篇章上有过十足的分量，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执导的《稻草人》《香蕉天堂》和《无言的山丘》都是金马奖最佳影片，构成举足轻重的台湾近代史三部曲。但自1996年的《红柿子》后，他拍片很少。《无言的山丘》曾获第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隔了20多年，《对风说爱你》再战上海国际电影节，王童已成熟悉的陌生人。《对风说爱你》里，起用郭采洁和郭碧婷这对《小时代》里的姐妹花，很可能是迫于投资人和商业回报的压力，临阵把片名从有岁月感的《风中家族》改成言情腔的《对风说爱你》以及粉红、粉蓝色调海报上那句矫情的“不负青春”，这部电影挣扎着想要在争取当下追求“小确幸(小小的确定的幸福)”的年轻观众，但台湾电影曾经翻涌的新浪潮沉寂在沙滩上，终究一点余波都掀不起来了。

　　25年前，单向探亲开放，那个背景下，王童拍了《香蕉天堂》，从赴台老兵的视角解析了一段“借来的人生”，小人物颠沛流离的一生，既荒谬又苦涩。1996年，他完成了《红柿子》，以孩子的口吻展开一个军眷家庭到台湾后的经历，梳理父辈的坎坷，也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总结。《红柿子》带着半自传的色彩，现实中，王童的父亲在1991年去世，所以《红柿子》是他用电影完成的《聆听父亲》，看上去他在那部作品里解决了很多导演会面临的“自传”困扰，能把自己放下了。到了《对风说爱你》，台海相隔的一湾海峡仍然是王童心里的情意结，当然，他真正在意的是时间的变迁感以及这种变迁留在个体内心的痕迹。

　　《红柿子》这个片名的来源，是电影里的外婆收藏过一幅齐白石的画，《五世(柿)其昌》，红柿子象征吉祥如意，而这画在动乱中是丢了的。颠沛时、窘迫时，外婆始终有个信念——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把小孩子拉扯大才是真。老妇人的这点家常哲学，用日常的柴米油盐揶揄无常的政治风波。王童追求的电影风格，也是齐白石画作里“白纸对青天”的意境，寻常情节剧里大书特书的情节在他的电影里都是被略过的，只舒展家常百态，既不煽情，也不悲情，清淡极了。

　　《对风说爱你》部分地延续了《香蕉天堂》以及《红柿子》的特点和优点。它带着现在流行电影里很难寻觅到的寻常气氛，在纠缠前行的编年体故事里，王童不讲“伟大的爱人”，不讲“跌宕的爱情”，他关心低微的深情，用很大的篇幅展开眷村里“过日子”的场面，带着烟火气的卑微的爱和恨，快乐和苦恼都是微不足道的，寻常生活里如果有任何惊心动魄的时刻，也只是存在于回忆的片段里。《对风说爱你》的结尾，既是类似《红柿子》的余韵，又和《香蕉天堂》有点殊途同归——上一辈的风雨都过去了，乡愁和故人都会被埋葬，大历史至此反身离开。

　　王童一贯的弱点是指导演员，演员的问题即便在他最稳健的《红柿子》里仍是个明显的缺陷，所以《对风说爱你》最后败在表演中，也不算太意外。如果能从电影本身出发、从角色出发，找一群更合适的演员，或者，这群年轻漂亮的偶像们得到很好的指点，化平庸为神奇，应该叫《风中家族》的这部电影会不会有另一番面貌？当然这些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事实就是这么扼腕，一个老去的导演拍出的只能是一部被夹在时间缝隙里、带着过去气息的电影。

　　这是王童作为导演个体的尴尬，也是台湾电影整体无能为力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