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翻译官》：少女的自白

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剧照

　　性别化的社会不仅期望少女要“乖巧”“纯真” ，还要求她们自觉担当青春世界纯洁性的捍卫者——与詹姆斯·迪恩那样的轻狂少年划清界限，并排斥玛丽莲·梦露那样纵情而为的叛逆女孩。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使少女们对性的向往变得坦诚、热情，如今在偶像剧的影像时空中，甚至精英阶层也开始用“可能相爱”的目光回望少女，并参与她们的“脱单”臆想。在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中，实习生乔菲和翻译官程家阳的爱情颠覆了师生身份与贫富阶层，演绎了一场跨越学生时代和职场生涯的浪漫奇遇。这场偶像剧里的恋爱，如同上世纪60年代来袭的披头士狂潮，它是一场少女的狂欢——曾让万千女孩越过警戒线四处跑动、尖叫晕厥，如今又使她们疯狂地追寻着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完美爱人。

　　《亲爱的翻译官》更像是消费时代大众狂欢所构建的一个自证式预言。在少女的狂欢世界里，完美的爱人必须拥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身份，突破天际的颜值，并且品行忠诚可靠。因此在高家明、程家阳、王旭东这群年轻精英的塑造过程中，身份、阶层等一切差异化意识已经被预先剔除，于是青年医生高家明、翻译官程家阳才会被平凡女生乔菲吸引，“富二代”王旭东才会对三流女演员吴嘉怡一见钟情。

　　而身份、阶层差异的阻碍更进一步被戏剧化的面目遮盖住本质。乔菲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闯入者，她与高家明跨阶层恋爱失败的原因，并不显示为两人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而是由高家明的母亲支付给乔菲的十万元分手费引发了诸多误会。这段感情的终结，在现实中来看，或多或少是因为高家明无法摆脱原生阶层的桎梏，但在剧情导向中，两人的分手不过是家族权钱游戏的牺牲品。于是，阶层行为模式的不可调和被置换为偶然事件的不可逆转，换言之，对于少女粉丝来说，不完美的不是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爱人，而是爱人身边那群唯利是图的家族成员。离开高家明后，乔菲遇到了愿意为她放弃上流社会生活的程家阳，最终实现了寻找完美爱人的预言。

　　这类寻找完美爱人的自证预言，或称偶像剧的套路，让《亲爱的翻译官》多少显得幼稚和粗糙，但这些不是全部。剧中的乔菲是社会预期的“纯真”少女，独立乐观，学业有成；她最亲密的朋友吴嘉怡却是玛丽莲·梦露式的叛逆女孩，从生活方式到人生理想都与乔菲南辕北辙。在两性关系中，乔菲依旧执行着所谓的中间路线，既展现出足够的魅力，又必须恪守贞操，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完美爱人”的尊重和求婚。而跳脱出常规恋爱模式的吴嘉怡，她的两次一见钟情都进展得异常艰辛。偶像剧套路的背后是社会对少女的性别期待，它允许少女以无限索取的心态呼唤完美的爱人，最后却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

　　摇滚乐、偶像剧……流行文化就像成长阵痛的止疼药，以更加包容的路径引领一群人走向情感与心智的成熟。《亲爱的翻译官》中，乔菲曾在重症监护室外目睹母亲生命垂危的场景，从此留下了幽闭恐惧的后遗症，无法在同传箱内进行翻译工作。作为乔菲的完美爱人，程家阳陪伴乔菲一次次回到她内心创伤诞生的场景里，替她清除深藏在记忆里的绝望和遗憾，当内心只留下平静和满足，幽闭空间对于乔菲来说也就不再是创伤的枷锁。成熟的终极状态，意味着不断用新的自我去面对过往的创伤和经验，当少女们带着“可能相爱”的目光看待千差万别的个体时，虽然社会生存法则并没有改变，但至少她们眼中的世界会变得更可爱一些。

　　在很多人看来， 《亲爱的翻译官》充斥着不切实际的臆想，似乎毫无意义。但正如“少女”终将成为“妇女” ，可是这个世界却总有骚动的少女越过警戒线，对着舞台的中央大喊“我爱林戈(披头士乐队成员之一) ” ——狂欢与写实不过是同一问题一体两面的答案。在流行文化的阵地上，一批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但总有另一批人惴惴不安地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