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少帅》，说张学良

电视剧《少帅》剧照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80周年。对于张学良将军的了解，人们多得之于电影《西安事变》及相关题材的几部电视剧，但这些影视对许多史实的陈述并不很具体，有的也不够真实。最近上映的电视剧《少帅》在史实的披露上有很大突破，但仍有不够具体甚至不够真实的情况。这并不足怪，因为文艺作品毕竟不是历史文献，也不是当事人口述，不可能与历史一模一样。

　　人们当然希望了解历史的本相和细节。我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史料一向关注，又曾采访过张学良研究专家王海晨先生，因而知道了不少新史料和新说法，这对写作本文有不小帮助。本文拟撷取一些少为人知的关于张学良将军的史实加以介绍。

　　张学良说自己的父亲没当过土匪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当过土匪”，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定论，已是常识。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电视剧《少帅》里说到张作霖时就“马匪”“马贼”的说过好几次。但这种说法准确吗？张学良本人是不大认同这种说法的。

　　关于张作霖的历史，张学良说：“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少帅》说到了张作霖曾当过兽医。张学良又说，“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会治安混乱得不得了。他就纠合了十几个人吧，有十几条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如果说张作霖没当过土匪，那他干的是什么呢？张学良说：“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又说：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由此可知，张作霖是干“保险队”的，有点像不大正规的保镖，又有点像自命的保安团。

　　关于张作霖是否当过土匪，张学良的说法自然很重要，但与张学良不同的说法也不好一概否定，我看可以存疑和继续考证。

　　“中东路战争”的真相

　　电视剧《少帅》里演到了“中东路事件”，及由此引发的与苏联打仗的“中东路战争”，画面可谓炮火连天，尸横遍野。这次战争是民国史上唯一的一次中苏战争，以中方失败告终。过去一般认为，此战源于苏联挑衅，因为东北军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里搜出了大量苏联干涉中国内政、挑动中国内战的文件。实际上并非如此。张学良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在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时，其实并没搜出所谓“苏俄扰乱中国之证据”。

　　那为什么会发生“中东路事件”并酿成“中东路战争”呢？起因是张学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要收回苏联管辖的中东铁路。这条路为沙俄所建，苏联继承了管辖权，成了苏俄侵害我国主权、企图控制东三省的工具。张学良解释自己的收路和打仗两项行动说：第一，“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第二，“那时，要想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第三，“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第四，“告诉日本，我敢打。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国人不能靠近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这四个原因，简单说就是：为收回中东铁路；为提高东北地位；为树立个人权威；为警告日本。因此，张学良发动了中东铁路事件，即搜查苏联驻哈领馆及其他一些排苏行动，继而引发了中东路战争。张学良的动机无疑是出于爱国护国，但因东北军力量很弱，战事失败。国民政府为表彰张学良的爱国行为，向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拥蒋的目的是为国家统一

　　电视剧《少帅》里演了张学良入关拥蒋，武装调停等情节。这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张为何要拥蒋？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为了国家统一，不打内战。

　　为结束内战而拥蒋，和为拥蒋而制止内战是有区别的。张学良判断，蒋胜了可停止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但若阎锡山胜了，阎、冯、李、汪之间还会分裂，还会互相打，国家还不统一。从抗战前张学良发的电文，如有名的“巧”电等来看，张学良是一心支持蒋介石的，支持蒋打地方将领的。这种支持的动机何在？张学良说：“我的‘巧电’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我并不是支持蒋……我拥护中央有一个集权政府，我们这个中国才能好，你四分五裂怎么行，所以，我反对内战。”“我就是要中国停战。我并不是帮谁，不是中央不中央，我是帮中国，我是想国家统一。”张还说，“我看还是蒋介石能统一中国。我要帮阎锡山，这个仗还得打三年五载。我刚刚把兵撤出来，刚刚停止内战，要再反蒋，内战什么时候算完？要结束内战，只有拥护蒋介石”。

　　总之，虽然从表面看，在事实上张学良是在帮蒋介石，但他帮蒋的目的是为统一、停战。

　　“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

　　过去都认为“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比如电影《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演的。还有文章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译电文稿被于凤至带到了欧洲，藏于外国银行，变成了蒋不敢杀张的“保单”。但电视剧《少帅》并没有说“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而演的是张学良亲自打电话下的不抵抗命令。《少帅》这样演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据张学良研究专家王海晨披露说，1992年6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丙女士在采访张学良时，为求证外间说法，给张学良读了一段一部史书所写的内容：“9月初，日本就制造了中村事件。11号，又接到蒋介石一个密电，召张去石家庄会晤，在火车厢里，蒋说，‘我这次跟你会面主要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听完后说：“他没说这话，没有。”又解释说：“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共产党脱离我这个责任，好像是中央，大家骂我不抵抗啊，好像是奉中央命令的，这不在中央，(中央)没责任的。”“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张之丙说：“说您在军法会审的时候啊，您就把它(密电)拿出来了，在您口袋里有一个黑皮包，您从黑皮包里拿出来的，正好是蒋总统给您的密电。结果中统局尽量地搜查，希望把它拿去。后来说是于凤至，于夫人把它拿到美国去了。”张学良说：“这都是胡说。”“大姐(于凤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没这事。”

　　著名美籍华人、现代史学者唐德刚知道了张学良这番答话后，慨叹说：这个说法可是历史的大翻案！我们五十多年来，光知道是蒋公让张学良不抵抗的。

　　张学良曾提出当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

　　电视剧《少帅》里，张学良说，我这一生就两个长官，一个是父亲，一个是蒋先生。这句话是有史料根据的，出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虽然是东北王，虎虎有威，但与蒋介石的关系还是明确的下服从上的关系。张学良曾提出过要当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蒋在张的心目中具有不可动摇的长官地位。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来后，向蒋介石提出担任蒋侍从室主任的意愿。对这一举动，有学者解读说：“张学良之所以一见到蒋介石就抢先表达不愿带兵，就是不想把东北军送到‘剿共’的战场上去，他的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杀向抗日战场。”从张学良的口述看，似乎难于有力印证这些学者的解读。张学良说：“那时候，蒋先生跟我也很客气，给我指定几个事情，说你愿意做哪些。我说，我愿意做你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是这样子，等于他们幕僚一样，也就等于副官，给他办事的，位置很低。用张群的话讲，就是给他夹皮包的。他(蒋介石)说，那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我贬得太低了。”张学良虽认蒋为自己的长官，但他旅欧之前就已经是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了，给蒋当侍从室主任，的确是太低了。当然张学良没当成这个主任。

　　张学良戒毒实况

　　张学良戒毒是个关系历史走向的大事。自他染上毒瘾后，身体和精神状况日差，处理日常军政事务受到严重影响。毒瘾深时，每日需打巴比耐鲁百针以上，戒除十多次都没戒掉。电视剧《少帅》演了张学良戒毒的情节：赵四看到张的胳膊满是针眼，不免叹息，为张找了个外国大夫帮助戒毒，张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痛苦，终于成功。蒋介石见到戒毒后的张学良时说，你的面色好多了。这些情节大体都是史实。

　　需要补充和细说的史实是：一、实际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也有毒瘾，也随张学良一起戒了毒。二、那个外国大夫名叫米勒，医学博士，是上海疗养院院长，宋子文介绍的。三、张学良的至友王卓然在此事上起了巨大作用。他想了一个以民族大义苦劝张戒毒的“苦肉计”，召集张的子女、侍医、副官一起给张下跪，求张答应让米勒博士为他医毒瘾。王卓然率大家进了张的卧室后说：“副司令！你不是有国仇家难在身决心要复土还乡吗？那么你必痛下决心戒除你的嗜好，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都在希望你，全国爱护你的人民都在希望你，你的几十万部属也都在希望你，我们现在代表他们向你请命，我们给你跪下了，不答应戒针，我们是不起来的！”这时大家都哭了。张学良是个富于感情的热血汉子，见状叹了口气说：“你们起来吧，我答应你们了，从明天起开始。”大家起来后，王卓然又叮嘱说：“副司令！说了话得算，不许反悔。”张说：“当然！你们放心好了，我张学良不是没骨头的人。”四、张学良与于凤至、赵四一起戒毒后十小时，三人皆几近疯狂，张破口大骂，信口呓语，还说要枪毙王卓然。米勒博士日夜守护治疗了一周，张等三人才慢慢恢复正常，而张对骂人之事已全然不记忆了。(《王卓然史料集·王卓然自传》)

　　张学良戒毒成功，对他本人是一次重生，对国家则是一大利好。若没有这次戒毒成功，张学良是不可能与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那样历史就会改写。

　　方言障碍与张蒋之间的误会

　　电视剧《少帅》里，幼年张学良说的是东北话，成年后就说普通话了，这当然是演戏的需要，实际上张学良说话终生都是东北味的。剧中的蒋介石说的是一口浙江奉化话。在剧中张蒋两人的交流当然是顺畅的，但在实际历史中，二人却有过很多次因方言障碍和南北方人说话习惯不同而造成交流不畅甚至误会的情况。这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

　　研究历史需要注意细节，研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便须注意他们二人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问题。诸如他们二人的和与不和，融洽不融洽，二人交谈的效果怎样，因为什么造成了双方意见不一致，就应该把他们语言交流不顺畅甚至可能发生误会作为考量的因素之一。所谓大人物“一言兴邦丧邦”，那么大人物之间的语言交流不畅也是会对历史造成一定影响的。

　　张学良说“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

　　电视剧《少帅》演了张杨共同发动西安事变，但浓墨重彩写的是张学良，使人觉得张学良无疑是西安事变的的主角。这样刻画，不单因为电视剧《少帅》的主角是张学良，更因为以往的历史评价都说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说起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人们总说“张杨”，张总是在杨之前的。但张学良晚年却说了一句惊人之语：“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

　　张学良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曾说过自己是主角：“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晚年张学良口述史却颠覆了这一说法：“他(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怎么理解张学良的这个新说法呢？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曾向笔者说了他的分析。他说，综合整个口述史以及张学良以前所写的回忆来看，张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一，西安事变的缘起是劝蒋介石团结抗日失败，而劝张学良向蒋进言最力者是杨虎城。肤施会谈之后，张学良一直寻找机会劝蒋，屡遭挫折，杨则“力促”张“向蒋公进言”。杨的力促对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张杨同属杂牌军将领，同命相连，杨的话张是听得进的。张学良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让我们去打，钱呢？军队行动要钱呐，没有。他问，副司令，怎么办？我没办法。我用我的副司令部里头存的钱，给他拨十万块钱。所以那时中央不是我说，指挥军队不公平啊！”杨虎城力促张向蒋进言的动机是：这内战实在打不下去了，没有给养怎么打，也不该打。电视剧《少帅》演了杨虎城力劝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的史实。

　　二，西安事变中最大胆、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行动是捉蒋。而捉蒋的主意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来的。事变前张曾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闻之愕然，沉默不语”。可见当时张对武力扣蒋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直到他自己苦劝蒋完全无效，才采纳了杨的建议。这些历史情节，《少帅》演了，但演的不是张沉默不语，而是表态说那样干不妥，但后来接受了杨的兵谏主张。试想，如果没有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言，恐怕不会发生临潼捉蒋那一幕，也就没有西安事变了。

　　三，虽然临潼扣蒋的具体行动，张、杨未和共产党商量，但就整个西安事变而言，共产党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西安事变实际是西北“三位一体”联动的结果。在“三位一体”之中，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共产党的关系，比之东北军要密切，共产党对杨虎城部队的“渗透”，比之东北军要厉害。张学良说：“杨虎城手底下的一定比我手底下的厉害，早就被共产党浸透了。不但是文人，另外还有浸透的一个师，那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杨虎城)的太太是共产党。”“我们所谓三位一体嘛，周恩来这人好厉害，他们都[被]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人都听他的。”张学良的这些判断和说法基本都是对的。有资料记载，杨虎城本人早在1927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杨虎城的警卫团中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四，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在杨虎城的管辖之下，杨虎城对兵谏能否成功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人数上数倍于杨虎城的西北军，但张学良也清楚，东北军是“无根草”，西北军则是“家乡军”，在西北，杨虎城的话常常更管用。张学良说：“我们个人没有地盘，都在杨虎城那。杨虎城他比我叫得动，他(是)本地人嘛，中国(办事与)这个地域有关。”

　　综合上面几点看，无论是西安事变的缘起，还是扣蒋主张的提出，无论是东北、西北军与共产党关系的密切程度的差异，还是西北军在“三位一体”中的作用，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自己只是配角，确有一定道理。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以前说西安事变的主角是他自己呢？张学良解释说：“杨虎城他已经去世了，已经没有了。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这就是说，因为张学良生怕给杨虎城带来什么不利，才那样说，而杨虎城去世了，也就可以如实说了。

　　张学良为何送蒋回南京

　　电视剧《少帅》的末尾，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宋美龄对张说，“我和委员长商量了，你不用送了”，但张还是送蒋回到南京。我曾看过史料，上飞机之前，蒋介石确曾向张学良说过“不要送”的话。《少帅》演的则是宋美龄亲口向张学良说的。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结局让人扼腕长叹。电影《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看着渐渐远去的飞机，慨叹道：“这是负荆请罪嘛，张汉卿中《连环套》的毒太深了！”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要送蒋回南京？学者们的分析不下十几种。许多论者认为，他是想向世人证明，他发动事变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而是为了抗日。他之所以敢于送蒋回京，是觉得有“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他与蒋、宋、孔又有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蒋、宋在西安又有承诺，蒋是决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的，一定会放他回西安。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既可以通过此举取悦蒋介石，维护他的威信和领袖地位，同时也使他在“三位一体”及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总之，他认为去南京并不是送死，而是为了悦蒋强己。但也有学者说他此举纯属“感情用事”。

　　以上是学者的分析，但张学良本人究竟是怎么想的？这要看他自己怎么说。从张的口述看，在放蒋问题上张杨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张说：“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又说：“我是一个军人，我上头有长官，我下面有部下，我自己做出事情来，我要给军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要给后面军人看。假如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来的军人也就这么做去了，就给他们做个榜样。这件事情，我做了，为什么做？这事情要弄个清清楚楚，是我一时发气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决不是有勇无谋、感情用事的一介武夫，他是权衡了多方面的利弊才送蒋回南京的。

　　再看看宋美龄是怎么解释张送蒋回南京的：“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宋美龄的解释与张学良的想法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实在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三位一体中，“必须让蒋签字才可放他”的呼声很高，且持续不断，倘若不果断送蒋，蒋就可能回不了南京，西安事变就不会圆满解决，更坏的是可能触发内战。归根到底，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原因还是为了顾全大局，是出于民族大义，出于有利于抗日的目的，他认为这么做有利于争取蒋抗日。

　　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执意要去首都亲受国法之裁判，这真是一个历史奇观。人们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我认为应该从他的两个表现来认识：第一，扣蒋。第二，送蒋(尽管是不得已)。这两件事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只有这两件事都完成了，事情才算办得完满，西安事变的目的才能达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