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太后与秦昭王：在“秦统一进程”视角下的重新审视

　　电视剧《芈月传》以宣太后为核心人物，运用电视剧的艺术手段，去表现战国中后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之一斑，展示人生命运的复杂多变，就电视 剧创作而言，是一个高明的选择。当然，电视剧不是教科书，每位观众都应该尊重艺术家再创作的空间与自由。而以此剧热播所引发的社会关注为契机，在“秦统一 进程”的视角之下，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重新审视，并且把自己的思考分享给读者朋友，也是一个历史学的从业者该做的一件事情。

　　吞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并非秦始皇的一人一时之功。西汉前期的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就有论断：“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也就是把“秦统一”视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按照“奋六世之余烈”的时序推测，统一之业的源头在任用商鞅变法图强的秦 孝公。如果进一步追问在完成统一的漫长进程中哪位秦国统治者发挥的作用更大？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他的《中国上古史纲》中，甚至有这样的判定：“秦 之帝业，启之者孝公，成之者昭王，享之者始皇。”夏曾佑把真正成就秦国帝业的功劳推给秦昭王，自有其内在的历史依据。秦昭王，是战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 (56年)、功业最为显赫的国王。公元前288年，秦昭王曾经派遣魏冉出使齐国，约定两位强者秦昭王和齐闵王同时称帝。“西帝”与“东帝”特殊尊号的出 现，尽管为时很短，却是政治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说是“帝业”的前奏、或者称之为“预演”，未尝不可。追本溯源，其前在秦国君位争夺的乱局之中，决策拥立秦 昭王的关键人物宣太后及其同母异父兄弟魏冉，自然应该是我们分析秦昭王一代史事的关键人物。

　　宣太后拥立秦昭王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公元前307年，血气方刚的秦武王因为举鼎折断胫骨而突然死亡。秦武王尚无子嗣，他的两位弟弟为了争夺国王之位而刀兵相见。秦惠文王的王后，利 用她在“名分”上的优势地位，与武王的王后联手，并且得到了部分高官的支持，拥立公子壮继位。这位新任秦王在秦史上被称为“季君”。王位的另外一位争夺者 是公子稷。扶立公子稷的核心人物首先是他的生母、秦惠文王的宠妃芈八子，另外一位就是手中拥有兵权的魏冉。魏冉与芈八子是同母异父姐弟，是了解这段政治史 走向的关键。两位公子的君位之争持续了三年，最后以公子壮的失败、公子稷的胜利而告结束。公子稷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秦昭王。其生母芈八子被尊为宣太后。由 于历史是由胜利者主导书写的，在秦国史官的笔下，以及接受其影响的《史记》中，多见对秦昭王、宣太后一方正面肯定的记载。

　　宣太后原本的名位只是“八子”，在当时的嫔妃等级制度中地位偏低，其宫闱名分远比对手秦惠文王后要低。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宣太后要拥立自己的儿子为王，本来不具备“法理”、“传统”与“舆论”的优势。但是，结局却是宣太后获胜了。探索其中的原因，饶有趣味。

　　其一，宣太后得到了同母异父兄弟魏冉的大力支持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史称“魏冉最贤”，表明他是当时秦国大臣中最有能力、也最有实力的人。魏冉在 惠文王、武王时就任职用事，已有声望。在秦昭王时期，魏冉有四个与权力来源有关的“名分”集于一身：前朝名臣、拥立新君的功臣、新君舅父、秉政重臣。他先 后四次出任丞相之职，累计时间长达20多年，长期操持国家军政大权。他为秦国的对外军事扩张也是多有贡献的。攻占楚国的郢都和鄢都，在长平之战中战胜并坑 杀赵国主力精锐40多万人，这几场惨烈的战争，都是由秦国名将白起指挥获胜的。而重用白起的，就是魏冉。魏冉对于秦昭王、对于秦国，都是有大功的人物。司 马迁对此有明确论定：“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史记·穰侯列传》)。

　　其二，宣太后以其高明的政治智慧和运作手段，争取到了秦国高级贵族“智囊”人物樗里子的合作与支持。樗里子是秦惠文王的弟弟、秦武王的叔叔，他 的身份无疑是宗室大佬，又有“智囊”的美誉，更有领兵作战和为相理政的军政大才，在秦武王死后的君位之争中，樗里子的“立场”肯定在高层中举足轻重。昭王 初立，就对樗里子益发尊重，作出如此高明人事安排的应该就是昭王身后的宣太后。笼络了樗里子一人，就稳定了秦国的宗室势力。樗里子病死于昭王七年，恰好是 帮助秦昭王、宣太后度过了夺取王位、稳定统治秩序的关键时期。

　　其三，在宣太后的刻意运作之下，秦昭王得到了燕国和楚国的支持。公子稷原本是在燕国做质子的，在秦武王突然逝世的背景之下，燕国君臣决定护送秦 的质子公子稷返秦为君。燕国虽然弱小，但是，此时在位的燕昭王正在奋发图强，并且致力于发展与秦国的关系，更有戏曲性的是——燕昭王本人也有在外国做质子 的经历，当年的燕国也曾经发生过内乱与强齐入侵，在危急时刻，是赵武灵王出兵护送在韩国的燕公子职返国为君。这位公子职就是后来声望远播的燕昭王。燕国由 此才得以劫后复苏。而且，此时的燕国和秦国还是联姻的盟友之国。燕昭王不论是出于曾经同为质子的身世之感，还是出于对外结盟的国家利益考虑，都会选择支持 在燕国的公子稷返国谋取君位。而这种支持，对在内争漩涡中的宣太后秦昭王母子是可以借用的外部资源。

　　随后，宣太后的另外一个寻求外部势力支持的努力也见效了——楚国也与秦国新君联姻结盟了。史称“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这次秦楚联姻的具体时 间是 “昭王二年时迎妇于楚”(《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及徐广注语)。秦昭王三年，在进行了表示成人的“冠礼”之后，秦昭王“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史 记·秦本纪》)。此次秦楚两位国王的黄棘盟会，带有秦昭王酬谢楚王相助的内涵，将军事重地上庸城奉送给楚国，就是“回谢”的重礼。如此“交易”，对秦国的 国势与尊严都是有损伤的，秦国的决策者，不可能是刚刚完成了“冠礼”的昭王，而只能是“干政”的宣太后。宣太后的“大局感”和决断力，在这里再次显示出 来。

　　有了以上三方面的运筹和运作，宣太后为自己和她的儿子在国内外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柱。

　　从秦国与义渠的复杂关系看宣太后“诱杀”义渠君的骇世惊俗之举

　　从判断电视剧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而言，《芈月传》中的义渠君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从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个角度，宣太后“诱杀”义渠君的举动，也 导致对宣太后的若干批评。我以为，要客观地看待此事，既要全面地看待秦国与义渠之间从春秋到战国的长时段关系，又要仔细分析秦昭王在位、宣太后干政这个具 体时间段的双方关系，才可以理解宣太后诱杀义渠君的非常之举，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义渠，春秋战国时代属于“西戎”的一个部分。春秋中期，秦穆公得由余之助而拓土称霸于西戎，出现了“西戎八国服于秦”的局面。所谓“八国”之 中，就含有义渠。义渠对秦国的“归附”，虽然开始于秦穆公时期，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很不稳定，时常有攻伐之事。据《史记·秦本纪》，可以排列出从秦惠文君 到秦昭王即位之前的双方关系大事如下：惠文君十一年，秦国在义渠之地设置县级的管理机构。“义渠君为臣。”秦在义渠之地，设官治理，义渠君又正式称臣，这 应该是秦国有效控制义渠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双方关系的反复多变，还在延续。惠文君后元十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武王元年，“伐义渠、丹、犁”。 这个阶段，显然是义渠与秦国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史记·匈奴列传》对双方关系的演变有简明扼要的记述：“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 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 拒胡。”这段记载，有两个重点：一是秦惠王时期曾经打败义渠，夺得其领地25城，这无疑是一场重大胜利。二是秦昭王时期，宣太后长期与义渠王同居，最后使 用权诈之术在甘泉宫杀死了义渠王，并且趁机起兵攻灭了义渠。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似乎秦国在陇西、北地、上郡的统治秩序是在攻灭义渠之后得以确立的。如此 说来，宣太后对秦国向西北拓地实在是居功甚伟了。

　　在秦国与山东六国抗衡的漫长历史时期内，不得不对义渠有所顾忌、有所防范。因为义渠位于秦的大后方，万一义渠有变，秦国就可能陷于两面作战的被 动局面。这本来就是由地缘政治所决定的战略格局。当着这种特定的关系被富有战略眼光的纵横策士所看破，并且是明确告知了义渠的统治者的时候，义渠与秦国的 关系，就无法不更加复杂化了。这位说透了其中奥妙的策士，就是魏人公孙衍。在公孙衍离秦仕魏期间，义渠君到访魏国。公孙衍为了给秦国制造麻烦，就求见义渠 君，当面告知了义渠君一个道理：秦国与中原各国关系良好时，就一定会发起对义渠的进攻，而当着秦国与中原各国关系紧张的时候，秦人就会派出使者、送来厚 礼，主动要求与义渠修好。公孙衍曾经在秦国担任丞相，熟知秦国与列国关系的内情。他的分析，当然有权威性。义渠君记住了这番特殊的叮嘱，回答公孙衍“谨闻 令”。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公孙衍是在告知义渠君：假如秦人遣使送礼主动要求与义渠修好的时候，就是义渠进攻秦国的最好时机。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后面就 会面临秦国的军事进攻。不多久，就发生了五国伐秦的变局。另外一位策士陈轸(是公孙衍的冤家对头)当时在秦国任职，陈轸对秦王说：“义渠君者，蛮夷之贤 君，王不如赂之以抚其心。”秦王采纳了这个建议。“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赠送给义渠君意在修好。陈轸和秦王都没有料到公孙衍给他们预设了一个圈套。义 渠君得知秦王遣使送礼，就召集其群臣议事，他说：公孙衍说的话，我没有忘记，“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战国策·秦策二》“义渠君之魏” 条)。这场“李帛之战”，秦国被义渠重创。此事，也被记载在《史记·张仪列传附犀首传》中，惟一的不同是将发生战争的地名由“李帛”改为“李伯”了。《史 记索隐》把此役的年代推测为秦惠王后元七年，因为根据《六国年表》的记载，这一年有楚、魏、齐、韩、赵五国共攻秦国之事发生。这个推测肯定是可以成立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体悟：惠文君后元十年，秦军“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的原因，就在于报复三年之前义渠人突然袭击造成的“李帛之战”的耻辱。

　　我们再分析另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秦昭王时期，义渠是否曾经是秦国的隐患？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结束宣太后干政、驱逐以魏冉为首的“四贵”有建策之功的策士范雎，后来被秦昭王封拜为丞相。在范雎刚刚到达秦国的时候，秦昭王迟迟未曾与之 见面。后来才有机会“得见于离宫”，昭王由范雎的惊人之语，判定范雎是难得的人才，感觉要对此前迟迟未见范雎的失利之举作出解释，他的道歉之词很有可以琢 磨的内涵：“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史记·范雎列传》)。 “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也就是说为了解决义渠带来的问题，秦昭王忙于和太后共同商定处理的对策，以至于没有时间面见重要的来客。这虽然是一 种托词，但是自有其可以成立的理由。至少，秦昭王认为这个理由可以让范睢信以为真。这就足以说明问题：解决义渠问题，非常紧迫，已经成了秦昭王和宣太后要 自早到晚共同商讨的难题。

　　至于事态的最后解决方式，前面引用的材料已经载明：是宣太后自己出面，以色相诱惑义渠王，将其幽禁在甘泉宫，使之与部众疏远，最后又杀了他，随即用兵灭掉义渠，完全控制了义渠之地。

　　战国中后期，至少三个国家有“太后干政”之事，她们是：秦宣太后、赵惠文后、齐君王后。三位秉持国政的太后在历史上都留下了独特的光彩。但是， 通观其一生的功业和影响，当然是以秦宣太后为其魁首。假如没有这位充满魄力和魅力的女政治家，历史上可能就没有秦昭王。而秦国的历史，乃至于战国后期的历 史就可能大为改观了。所以说，秦宣太后是创造历史的独特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