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谍战故事的游戏化书写——观电视剧《伪装者》

　　电视剧《伪装者》剧照

　　在对宏大历史进行叙述和书写的过程中，史实的真实性与故事的虚构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反作用力，如何在进行精准历史定位的同时实现虚构故事的巧妙嫁接，是抗战题材影视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叙事过程对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取舍直接影响着历史观的呈现，单纯采取正义与邪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不足以证明叙事手段的合法性，“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抗日“雷剧”中的桥段并不存在基本的价值取向问题，但是这些“雷剧”按照超级英雄横扫敌军的叙事套路来表现敌我双方的势力对比关系，极易导致银幕表述与历史现实的悖论。正如网络上流行的对抗日“神剧”的戏谑之语：“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 ”采用游戏化手法来描写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史，正是此类“雷剧”的最致命处。

　　冯小刚执导的影片《私人订制》片头有一段楔子，杰尼亚小姐在私人订制公司定制了全套“宁死不屈”服务，包括“绝食、写血书和把牢底坐穿” 。杰尼亚在间谍小白的营救下越狱，她随后发现所有敌人都戏剧性地转变为打入敌人内部的“自己人” ，原本理应阴森可怖的监狱竟然被处理成了最为安全的地方。有趣的是，冯小刚的这段戏讽竟与近日上映的抗日谍战剧《伪装者》在叙事套路、角色设置方面“神同步” 。 《伪装者》中，国、共、日、伪的四方谍战集中在上海一地，核心家庭的三名成员都是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但又互不知晓对方身份：大姐明镜定位“红色资本家” ，利用各种渠道为中共地下党提供财物支持；大哥明楼兼具汪伪政府高官、国民党军统指挥官等多重身份，实则是代号“眼镜蛇”的中共地下党；小弟明台经历了从纨绔子弟到军统特工，再被策反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身份转型过程，最终为自己的“伪装者”身份选择了政治立场。对于他们来说，谍战的过程也是原本被认作工作阻力的家庭成员变身“自己人”的过程。

　　敌人内部都是“自己人”的情节设定，暴露出该剧缺乏人物“前史”描述的问题，客观上增加了叙事的随意性。除去明台是典型的成长型英雄，其身份立场的转变有着足够的戏剧铺垫，明镜与明楼的成长与发迹历程、政治立场的选择与转换，皆缺乏足够的情节支撑。尤其是明楼，虽然他出场即自带卡里斯马式的英雄光环，具备超凡魅力和强大号召力，但是他是如何攀上军统与伪政府高官的宝座，又缘何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其中的来龙去脉没有太多交代，仅能够从人物的只言片语中窥见一二。此外，汪伪情报处处长汪曼春、日军特高课课长南田洋子等角色的“前史”均着墨不多，似乎女特务的角色设置已经成为谍战题材影视剧的“缺省值”了。

　　如同“私人订制”将敌人窝子变成了最安全的地方，明氏三姐弟的相似身份也成为他们的谍报行动无往而不利的前提。三姐弟分别负责财力支持、信息提供和计划执行，在自家成员内部形成了警恶锄奸的内部循环生态圈，将你死我亡的谍战危局玩弄于股掌之上。相比之下，日伪内部各部门在相互推诿扯皮、争权夺利的散乱拼盘中还要进行“狗咬狗”的自我消耗，在明家的连番暗杀之下惶惶不可终日。回观电影《风声》 ，任何汪伪政府要员的死都会引起日伪两股势力的联合追查，地下党领导人“老鬼”也需暂时蛰伏才能徐图后进，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为前线提供情报，而不是与敌人正面对碰。地下党的行为准则在《伪装者》中被一一打破，日伪时期上海的间谍战成了明家兄妹展现个人魅力的舞台，为地下情报活动奔波效命的其他成员则统统被遮挡在后景的位置。对个体能力的渲染和强调，极易令故事降格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成人童话骗局。令人迷惑的是，明台的角色定位与超级英雄蝙蝠侠的形象塑造如出一辙，两人均以富家公子哥花天酒地的生活作为掩护，暗地里行侠仗义、惩奸除恶。不同的是，明台的行事作风比之蝙蝠侠更加的不“低调” ，即使在执行任务时也不加任何遮掩和伪装地出入各种鱼龙混杂的场所，丝毫不担心会被他人认出。这种对抗日谍战故事的游戏化书写，容易混淆青少年观众对民族苦难历史的判断：如果当时的敌人如此不堪一击，为何抗战要打八年才得以惨胜呢？

　　对于《伪装者》来说，抗日题材故事重构民族历史记忆的功能被大大削弱了，这也是部分相同题材影视剧的通弊。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抒写，并不必然以牺牲叙事内容的趣味性作为代价，但是必然以历史观念的正确传达作为主要目的。就抗日谍战故事的叙述而言，摆脱游戏化的书写方式或许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环节。纵观国内外影视剧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绘，基本脱离不开对战争残酷性的贬斥和对人性异化的拷问，自然也离不开对战斗英雄的彰显和对苦难众生的同情。脱离了道德关怀和伦理人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就无法定位叙事落脚点，只能沦为剽窃历史记忆的抗日“雷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