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思考

蕾切尔·卡逊

　　福克纳在其小说集《大森林》(1955)卷末留有一句致人深思却并不过时的话：“这片土地啊，老猎人自言自语地说。难怪我过去熟知的大片被毁的 森林没有吵吵嚷嚷要求上天报应了。将来完成大森林复仇大业的必将正好是那些毁掉森林的人。” 7年以后，一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在美国出版，作者蕾切尔·卡逊的主旨与《大森林》中的告诫不谋而合，但却是以基于生物科学家的立场写给大众的通俗读 物的方式。谓之通俗，却一不能贬损其论证杀虫剂之危害的严肃与有据，二不能减缓她向世人呼吁停用杀虫剂的急迫和必要。通俗指称的是她作为一位科学家的良 心：即便未能彻底中止对杀虫剂的使用进程，至少也使人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本书自1979年被翻译成中文以来，至今已有10个版本，其中心思想诚如译者吕瑞兰与李长生在译序中所说：“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 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这个意思来自于作者在 第二章里引用的阿伯特·济慈的一句话：“人们恰恰很难辨认出自己创造出的魔鬼。”这个魔鬼，依据我的理解，就是偏离至技术一端的科学，以及被简化成手段的 知识。海德格尔曾将技术称之为“座架”，也是这个意思。人类以技术理性干预和控制自然，并且为了这种干预的持续实现，必须毫无选择地采用更为复杂精密的技 术来确保前一阶段技术的存货。然而，这是一条没有回旋余地的前进之路。

　　《寂静的春天》被诟病的一个因素是：作者仅仅围绕着杀虫剂的危害展开论述(但这种指责显然是吹毛求疵)。在描述了一次个例中大规模使用杀虫剂所 引发的灾难后，作者具体地从杀虫剂的原理以及其所影响的生态(包括植被、水系、土壤等)系统这几个方面说明着眼于近期利益的“浮士德式的交易”(阿尔·戈 尔语)是一种怎样的错误。换言之，人类根据自己的喜好与设想去使用杀虫剂，却不明白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人本身造成的影响，以及其效 用的南辕北辙)。在空间上，作者坚持既有生物圈共栖共荣的常识，也有由这份常识延伸出来的理智：“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只有认真地对 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

　　在时间上，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经常被合理化的借口是：人类是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进程中发展的。这个借口暗示了人的适应与平衡能力足以吸收化学工业所 造成的一切损害。此一看法固然是启蒙运动以降日益人类中心化的余绪，但也未尝不是忘记了作者提醒我们的如下事实：“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 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速已来不及调整”。如果说空间与时间这两方面合而观之是一种经验的无知，那么与之对立的则还 有一种刻意的无知：“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褊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 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

　　我更关心的是这本书对于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思索。进一步说，思索卡逊女士提供的由一位科学家开启却基于人类学立场的研究其背后的深刻意义。技术是 无罪的——的确如此；可是这种“无罪”更应当从海德格尔于《技术的追问》里所说的那一层意思来理解，亦即“技术之本质是高度模棱两可的”。准确地说，技术 上的实践被简化为受有用性驱使，以及沉思与行动分离的盲动。在这种无价值导向(如果有，也仅仅是“有用性”，可有用性并不足以成为价值)的盲目前进中，作 为手段的技术必然会被混淆为根据在于自身的目的。

　　人类曾经试图通过科技来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但是当人类逐渐失去了对这一手段的控制，手段本身就会扭转过来控制人类。可以说，前一阶段是现代性 高歌迈进的时期，人类通过技术为传统社会祛除了神秘，“技术是人类姿态的一种删除”(马克·戈特迪纳语)，但是对后一阶段来说，技术的姿态则是要删除人 类。这一点基本概括了隐藏在卡逊女士这本书背后的脉络，即从19世纪开始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渐消渐长的冲突。人本主义的核心(人之主体性)的失落并非是 人本主义自身的败绩，乃是关乎科学主义自律性在当下是否可能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科学缺乏伦理上的足够自审，正逐渐演化为真理的代言人。仍需看 到的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当下进程里是否还有其自律空间的问题。这一自律空间如果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尝试着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回复到19 世纪以前那样，亦即二者本着相互促进的和睦关系共同致力于社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那么我们也就是在避免另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即反科学反现代的浪漫思潮 (如同人本主义者将科学主义视为非人本主义)。

　　作者本人在该书的结论部分试图以生物学的解决办法来部分(“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取代化学杀虫剂的方案，如果在化学工业人 士看来她是“歇斯底里的”，那也无非是她立足于人本主义去祛除科学主义带来的弊病。但这不仅不是极端，还是在避免极端。作者仍是在力图通过对话与交流来保 证人类免受毫不知情的毒害，而且她首先要保证的便是人类确知所使用的杀虫剂存在着潜在危害，而不是不加区分、毫无预见的大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