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亚斯·埃那尔《罗盘》：深入东西方世界的裂缝中探究

　　2015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马蒂亚斯·埃那尔《罗盘》：

　　深入东西方世界的裂缝中探究

马蒂亚斯·埃那尔

《罗盘》法文版

　《完美射击》法文版 　　　　　　《区域》法文版 　　　　　《窃贼们的街头》法文版

　　2015年的法国多灾多难，先是1月初的《查理周刊》总部遇袭恐怖事件；到11月中旬又爆发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巴塔克兰音乐厅内至少有 120人死亡。就在11月，在中东地区旅居多年的法国小说家马蒂亚斯·埃那尔凭借作品《罗盘》摘得龚古尔文学奖桂冠。在作品中，他试图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 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架起桥梁，平息怒火，但一系列恐怖袭击的悲剧仍在巴黎上演，令人叹惋。

　　马蒂亚斯·埃那尔1972年1月出生于法国西部城市尼奥尔，早年求学于卢浮宫学院伊斯兰艺术史专业。随后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波斯语和阿 拉伯语，师从法兰西院士皮埃尔-亨利·西蒙的女儿碧姬·西蒙-阿米蒂，这位女作家兼波斯语教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马蒂亚斯·埃那尔就是她的得意门 生之一。2000年，曾经多年旅居中东地区的马蒂亚斯·埃那尔定居巴塞罗那，积极运作多本文化杂志，并且翻译了两部著作，一部将波斯语翻译成法语，另一部 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法语。同时，他加入了在巴黎刊发的由作家合办的文学和哲学杂志《未耕作的土地》。2010年，他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阿拉伯语。

　　暴力体验，特别是黎巴嫩内战，催生了200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完美射击》。作品讲述了在某一个国家(似乎是黎巴嫩)内战中一位狙击手不断被 死亡的念头所纠缠的故事，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究竟是去射杀别人的杀手，还是别人要射杀的对象？小说在2004年获得了法语国家五洲奖和艾德梅-德- 拉-罗施傅科尔德奖，后者创办于2000年，旨在奖励作家的优秀处女作，戴思杰的处女作《巴尔扎克和中国的小裁缝》曾经在2000年获得该奖。

　　2008年，小说《区域》又为他赢得了三项大奖：与龚古尔文学奖针锋相对的12月奖、德国与法国联合颁发的以伏尔泰作品命名的“老实人奖”和法 国广播电台“法兰西因特尔”主办的因特尔书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除了第4章、第13章和第20章中小说叙述者朗读一部关于巴以战争的著作的部分内容 外，500多页的小说只有一句话。在由米兰开往罗马的火车上，小说叙述者做长篇的内心独白，讲述自己曾经在阿尔及利亚和近东国家的情报部门工作后，换了身 份重新生活的经历。马蒂亚斯·埃那尔称这部小说为“当代史诗”，《世界报》评论称作品讲述“地中海那片区域的故事”，充满暴力和污秽，令人心碎但意境深 邃。

　　2010年，马蒂亚斯·埃那尔在短篇小说《和他们谈论战争、国王和大象》中，虚构了1506年米开朗基罗应一位苏丹邀请到君士坦丁堡的经历，这 位苏丹接纳了被西班牙天主教国王驱逐的犹太民众。作品笔触刚柔并济，抒情与象征并举，赢得了由2000名学生担任评委的“高中生龚古尔奖”。

　　2012年，《窃贼们的街头》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一位摩洛哥青年在西班牙的经历。小说吐露了作者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对此次社会运动的广阔视角让作品在黎巴嫩和其他近东国家拥有大批大学生读者。

　　2015年的《罗盘》让马蒂亚斯·埃那尔摘取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桂冠。尽管外人认为他的作品比较难懂，他本人却认为自己的作品平易近人，并希望这 次获奖不会对生活有太大改变，仍旧可以一如既往地写作。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贝尔纳尔·彼沃认为，有资格拿到该奖项的作品，一定是集“历史、写作和雄 心”于一体的，而《罗盘》正是这样一部“渊博”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这部小说的作者，还是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都需要勇气和果敢。

　　马蒂亚斯·埃那尔为小说取名“罗盘”，因为面对叙利亚和伊朗纷繁杂乱的局势，人们迫切需要罗盘来指明道路。这次故事发生在维也纳，一座通向东方 世界的门户城市。遥远的东方幻化为一位来自巴黎、名叫莎拉的女子，她幽灵般惹人怜爱，却到处横冲直撞。小说主人公弗朗兹·瑞德是个吸食鸦片的音乐学家，他 追踪着莎拉，无论是幻想中的魅影还是现实中的肉体他都不会放过。在一个碎雨敲窗的夜晚，记忆的僵尸最后一次还魂，思绪在梦境和回忆、忧郁和兴奋中漂移，瑞 德回顾过往的冲动、相遇以及远离奥地利的停留：伊斯坦布尔、阿勒颇(叙利亚北部城市)、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巴尔米拉(叙利亚中部城市)、德黑兰…… 谁是曾经的莎拉？谁又是如今的莎拉？莎拉是致力于研究受到东方“致命诱惑”的西方冒险家、学者、艺术家和东方学家，她也是研究东方风物画家。这些画家引爆 了偏见，狂热崇拜融合之风，但这样的人如今已凤毛麟角。由此，读者不禁会想，马蒂亚斯·埃那尔本人是否就是这类人？作品跌宕曲折，带着醉意，闪着才气，透 出文艺、科技和地理等学科的光辉，不啻为《区域》的东方姊妹篇。和《区域》不同的是，《罗盘》的故事时间远远小于叙事时间，时间在停顿、闪回和跳跃。与历 史写作不同，文学中的个人史诗之所以难写不在于岁月绵长，而在于独特性。

　　莎拉正在写的博士论文《西方与东方间的他异性》研究的是伊朗作家和翻译家Sadegh Hedayat，比较他和卡夫卡以及同一时期的法国作家于连·格拉克在看待东西问题上的异同。在与莎拉通信的同时，弗朗兹·瑞德的意识在流淌，在游荡，在 愧悔，也在渴望。存在是痛苦的倒影，是吸食鸦片后的幻境，正如埃那尔在《罗盘》中浓墨重彩描绘的伊朗作家Sadegh Hedayat(1903-1951)的肖像：“伊朗作家Sadegh Hedayat在他的小说《可爱的盲女》的开篇写道：‘生命中有许多伤痛，就像麻风病一样，在孤独中啮噬着灵魂。’这个男人个子矮矮、镜片圆圆，比任何人 都懂得其中况味。正是这诸多伤痛中的一种，促使他将自己在巴黎尚彼由奈街上公寓里的煤气拧开，在一个极度孤寂的夜晚，一个4月的夜晚，在距离伊朗很远、很 遥远的国度，自杀身亡，陪伴他的只有波斯作家Khayyam的几首诗、一瓶白兰地，或许，一些鸦片，或许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他身边的几篇文 稿，随着他流失到煤气的虚空里。”

　　马蒂亚斯·埃那尔花了很多篇幅来描摹这位“生前寂寞、死后荣耀”的伊朗作家：虽然死后两年就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推崇，但生前，这位小个 子男人在巴黎的生活和在伊朗的放逐没什么两样。即使沉静谨慎，话音低沉，讽刺和忧伤仍然为他招来了审查和批评：或许他同情了不值得同情的疯子和酒鬼；或许 他欣赏了不该被欣赏的诗人和作家；或许因为他自己吸食鸦片和可卡因，却嘲笑其他吸毒者；或许因为他即使孤寂也要独自饮酒，即使煤气代表死神招手，他也不向 神明求救；或许因为他穷困潦倒；或许他的理智让他坚信自己作品的重要价值；或许他质疑一切扰乱心绪的事物……

　　马蒂亚斯·埃那尔还将Sadegh Hedayat和卡夫卡做了比较：卡夫卡在弥留之际一边咳嗽一边修改他将要焚毁的文稿；Sadegh Hedayat临终时却似在昏睡，他的死亡结局在20年前就已经写出，那时伤痛就已经啃噬着他的灵魂，而这种孤独与伊朗、东方、欧洲和西方有关。正如卡夫 卡在德国、捷克和犹太文化融为一体的布拉格，比任何人都迷失，也比任何人都自由。在鸦片和酒精以及其他一切让人分裂的东西里，Sadegh Hedayat看到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种决定，一种将生命彻底分裂的意愿。而马蒂亚斯·埃那尔的《罗盘》正是在指引人们深入到东西方世界的裂缝中，探究两 种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通和解。

　　在评论界看来，马蒂亚斯·埃那尔的人道主义是将“自由”置于家庭和宗教关系之上，而其“流浪”的主题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东西方民众对身份认同的渴 求。至于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迷路的读者们，也需要“罗盘”迷途知返。因为《罗盘》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就是警告西方人，不要把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单纯 地视作敌人，因为东西方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只有动态的边界和融合的区域。叙述者在小说开头就说：“我们是两个鸦片吸食者，每个都在自己的云烟中， 外面的什么也看不到，孤零零，永远也不理解我们在吸食什么。”鸦片曾经是西方侵略东方的符号，但现在它又给西方文学艺术带来了“灵感”。东西关系的问题也 是他异性的问题，许多逝去的和健在的东方学家都在探讨差异、自我和他者， 这种探索的目的是在他者身上重新发现自我和他者：一边是深不可测的自我，另一边是自我的他者。艺术就是对他异性的体验。《罗盘》的主人公瑞德说：“伊斯坦 布尔让我感兴趣的，借用莎拉的术语，就是‘自我’的变奏，希望欧洲来的游客在奥斯曼首都感受到土耳其更真实的‘他异性’。”

　　正因为如此，人们将马蒂亚斯·埃那尔和巴尔扎克联系起来，称他为“新巴尔扎克”，虽然二者的作品规模和写作手法没有可比性。但是，和巴尔扎克一 样，埃那尔也是个“谦逊的野心家”：聪明的作家比比皆是，博学的作家已不多见，至于雄心勃勃的作家就更稀有了。当然这里所指的雄心壮志并非追名逐利，而是 认为文学之所以存活，是因为肩负着无比艰巨的任务，纵然无法完成使命也在所不辞，不遗余力。马蒂亚斯·埃那尔正是这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踌躇满志的文 人。在他的小说中，贝多芬在跑调的钢琴上演奏最后的交响曲，因为他知道只要将东西方的音乐融会贯通，就可以避免世界末日的哀乐响起，而且他手里的“罗盘” 固执地指向东方。

　　马蒂亚斯·埃那尔的好友、和他一起办杂志的奥利维耶·罗伊谈到这位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时也充满了赞佩，认为他有语言天分，说阿拉伯语时没有口 音，能流利运用波斯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马蒂亚斯·埃那尔十分健谈，知识渊博，叙事流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始终坚持的信念：东中有 西，西中有东。

　　叙利亚内乱时，马蒂亚斯·埃那尔曾试图回到叙利亚，但因妻子不同意而作罢。那些曾经和他亲密交往的人，不是早已离开叙利亚，就是离开了人世。他 在《罗盘》中写道：“在欧洲和美国，一个激进而暴力的伊斯兰组织诞生于西方的炮弹中，而惟一被认为是‘重要’的牺牲者是欧洲人。可怜的叙利亚人。事实上， 我们的媒体对他们的命运并不热衷。僵尸们的民族主义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