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那道弯弯的虹——W·瓦希列夫斯卡娅的《虹》如何来到中国

　　当阳光照射到空中悬浮的水珠，经过折射与反射作用形成的带状彩色圆弧叫作虹，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它绚丽多姿，常作为一种象征着喜庆、吉祥、欢悦、胜利的吉兆，出现在文学作品中。1933年毛泽东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考察期间，重游4年前红军在瑞金城北大柏地一带重创敌军旧战场时，便借雨后彩虹的悦目景象，以《菩萨蛮》曲牌，写下大气磅礴又瑰丽多姿的《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苏联女作家W·瓦希列夫斯卡娅在反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也把它作为光明战胜黑暗，文明战胜野蛮、人道战胜暴力、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虹从东方向西方延伸着，像花瓣似的温润，柔和，纯净而灿烂的光带，把天与地连接起来。”灿烂的虹光，鼓舞，照耀着苏联人民，在前方，在敌后，英勇顽强地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瓦希列夫斯卡娅原籍波兰，1905年生于克拉科城郊，从小生活在工人聚居区，1914年一战爆发后又随祖母迁居农村，和农村孩子一起干农活，受冻挨饿，直到1917年冬，父母才将这 “长野了”的孩子接到城里接受正规教育。但童年经历不仅培育了她坚强的个性，也让她深切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她在中学就开始写诗，读大学的时侯，一方面参加学生与工人运动，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她反映波兰社会下层人民困苦生活的小说《日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来又接连出版了《祖国》《大地的苦难》。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她徒步跋涉600公里，来到苏联，加入了苏联国籍。她除继续完成在波兰就开始写的长篇小说《池沼上的火焰》外，也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论文、小品和短篇小说。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后，她以记者身份，和红军战士并肩战斗。除创作《党证》《一个德国士兵的日记》《为了胜利》等一篇篇纪实性的报道外，积累了大量素材。特别令她感动的是各地农村妇女，为了胜利几乎奉献了一切：丈夫、儿子参加了红军或游击队；粮食支援红军；或坚壁清野，甚至连好不容易盖起的住房、柴垛，也不惜一把火烧毁：“一粒粮，一根草也不留给德国鬼子，困死他们，饿死他们！”……后来，她听说一位叫亚历山德拉·戴曼丽的农妇，丈夫不幸阵亡，她怀着对敌人的憎恨参加了游击队。为不影响工作，她一直瞒着自己怀有身孕，总是奋力地工作：烧饭，洗衣，侦察……直到临产前才回到村里，却不幸被德寇虏去。敌人千方百计让她供出游击队的情报，却怎么也撬不开她的嘴。在严寒的冬夜，剥光她的衣服，用刺刀驱赶着要她指认哪家是游击队；她生下自己和丈夫盼了20年才怀上的惟一的儿子，敌人更利用母亲对儿子的怜爱，威逼利诱，也毫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她和她的儿子杀害，投到冰河里……瓦希列夫斯卡娅说：“戴曼丽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我被苏联妇女的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震慑。”她沿途所见的那许许多多令她感动的妇女们的形象，在脑海中一下变得更加鲜活起来，使她不能自已，遂在戎马仓皇中着手创作《虹》。她说：“我写作时，几乎无须借助任何想象，因为作品中每个人物，都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只是将女英雄戴曼丽改成了娥林娜……”

　　《虹》以身怀六甲的娥林娜潜回村后被德寇虏去为主线展开，这是一个有300户人家的普通农村，家家青壮男子都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留下的尽是妇孺老弱。空场里的绞架上吊着被德寇处死的少年柳纽克的尸体，成了侵略政权的象征。清早，老妈妈费多霞颤巍巍地挑着水桶到河边打水，雪地上横陈着一具被冻得僵硬的红军战士的遗体，德寇不仅不许收尸，还把他的军大衣、军裤、皮靴剥去。那红军战士正是费多霞的儿子华西里！她每次去河边总要望着儿子灰白的脸，仿佛他可以听见似的，一声声轻唤着“好儿子……”她的房子被占领军头子顾尔泰上尉和姘头普霞——一个“为了丝袜和法国酒”便苟且偷生，出卖祖国、亲友和灵魂的可耻叛徒占据。老妈妈和村民们一样，不露声色地把刻骨的仇恨埋在心底。她坚信他们遭报应的一天总会来到。

　　《虹》最初发表在1942年八九月份的《消息报》上，父亲曹靖华读到从莫斯科寄来的剪报后，认为这不仅是一部 “作者用心血凝成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杰构”，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奋勇抗击和德国法西斯一样的“最黑暗，最野蛮，最凶残的人类公敌”——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武器，立即着手翻译。后又依据新收到的单行本，将译稿仔细增删校改。那时正值日寇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期间，他为了赶译《虹》，常常是“紧急警报”响起才去防空洞。有一次刚出家门敌机已经临空，他灵机一动，一头钻进附近的废砖窑。防空洞人多、噪杂，又漆黑一片，而废砖窑僻静又安全，还不妨碍译书。从那以后，每当警报响起，他干脆拿起马扎和书稿去废砖窑。《虹》中不少章节都是在破砖窑译出的。1943年8月他在《译者序》中这样写道：“在赤日烁金的酷暑里，挥汗赶完这部译著，它倘能砥砺同胞抗战的意志，高扬同胞爱国的热情，坚定同胞胜利的信念，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与喜悦了。”《虹》在苏联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体现了全体人民所需要的高超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辉煌巨著，并荣膺1942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虹》的中文译本在我国同样引起轰动，刘白羽、戈宝权、李何林、杨朔等人纷纷发表评论，赞扬与推介这部作品。周恩来回延安公干时，还特意带去了《虹》的中译本，及一部根据《虹》改编的电影拷贝，向延安及敌后各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推荐并放映。延安及晋冀鲁豫各出版机构也迅即将《虹》的译本翻印。一些没有印刷条件的地区，还用手刻钢板油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干部、群众，林伯渠同志回重庆时给父亲带去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翻印的他的译著中，就有手工油印的《虹》。我们手头现存的资料中，有一篇1957年11期《解放军文艺》刊登的叶歌的文章《我们心底的彩虹》，作者说，1946年冬季，刚取得抗战胜利不久的各解放区军民，又不得不奋起抗击被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蒋匪军的“重点进攻”。他们奉命从鲁中枣庄一线，直插敌后苏北宿迁，他在战斗中负伤转到鲁中的医院，在病房中和伤员们一起贪婪地读起《虹》，他说：“一读到那些令人痛苦和愤怒的情节，一读到那些令人激动和赞叹的斗争，我们就恨不得立即返回前线。我们不能让千千万万的娥林娜、马兰、玛柳琪、米什卡……在敌人刺刀下受折磨、受凌辱、被杀害。”同病室一位叫闫辉的副指导员，肩背上的伤口有半尺多长，每当护士给他换药的时候，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涔涔冒出，他却一声不哼。他说：“比起娥林娜，这又算什么！” 伤口刚愈合，他就要求重返前线，在临行前夜，他对室友们说：“《虹》是一本好书，虽然我们现在撤离了临沂，撤离了延安……但我们的乡亲们并不比娥林娜、玛柳琪差。有这样的乡情，我们还愁什么呢？虹虽然没有出现在我们头上，却横在我们心底。同志们，让我们都能尽早地参加大反攻吧！让我们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再见吧！”

　　《虹》不仅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产生过巨大反响，在“国统区”同样拥有广大读者。特别是《虹》的电影在国内公映之后，不少大学中学的读书小组，都把《虹》列入必读的书籍之一。父亲也曾对我们说过一位成都女学生的故事：那位女学生读过《虹》后，被女英雄娥林娜坚韧的精神所震撼，她说：“我若遇到娥林娜那种情况，也会像她一样。”后来，这位立志献身革命的女学生，加入了共青团，经过西康干部学校的培训，担任了西昌盐中区的青年干事。一次在西昌征粮工作中，不幸被叛徒告密落入叛匪手中，她受尽严刑拷打直至牺牲，始终像娥林娜一样坚贞不屈。这位女学生，就是后来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著名女英雄丁佑君。

　　当年，瓦希列夫斯卡娅的《虹》确曾在苏联卫国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中，成为千百万读者砥砺抗战意志、高扬爱国热情、坚定胜利信念的精神武器。尽管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随岁月流逝而飘散，尽管世界格局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节点上，重读这部小说，深感它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只有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只有不畏战争，才能维护和平。我们坚信，那从“东方向西方延伸着，像花瓣似的温润、柔和、纯净而灿烂的带子，把天与地连接起来”的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文明战胜野蛮、人道战胜暴力，公理战胜强权的那道弯弯的虹，依旧激励着爱好正义、自由、和平的人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