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23日11:45 作者：方格子

作者：方格子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8
书号：9787530213773
定价：29.80元

　  内容简介：

　　《留守女人》内容简介：江南才女方格子行走乡间，以其独特的视角，通过对农民工留守在乡间妻子们的访谈(也有一部分对于农民工 的访谈)，表现了当今农村由于青壮劳力纷纷到城里打工，乡间只剩老弱妇孺的这种濒于荒芜的辛苦而沉重的现实；通过对于两地生活的探究，揭示了今日乡村的家 庭和婚姻中的甘苦冷暖，揭示了留守妇女隐忍抑郁的精神世界，以及她们含辛茹苦对于农业和家庭的付出与支撑。

　　作者简介；

　　方格子，女，1967年出生。在《收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发表、转载中 短篇小说100余万字。作品两度入选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排行榜，获《小说选刊》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品多次入选年度选本。已出版中篇小说集《冥冥花正 开》，短篇集《锦衣玉食的生活》。多部作品被译为瑞典语、英语、希腊语等文字在国外出版。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级研修班。现居浙江富阳。

　　目录：

　　自序 自言自语

　　我们是女人 我们留守在乡村

　　心比土地更荒芜

　　他说我不旺夫

　　心烦的时候，恨不得掐死几个

　　我的二姐最苦

　　妈妈，阳光照下来，我也有份了

　　夜夜与红砖入眠

　　我信主，只有他懂我的苦

　　我要去新疆

　　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

　　没有窗帘的房间

　　后悔能改变一切吗？

　　目录

　　自序 自言自语

　　我们是女人 我们留守在乡村

　　心比土地更荒芜

　　他说我不旺夫

　　心烦的时候，恨不得掐死几个

　　我的二姐最苦

　　妈妈，阳光照下来，我也有份了

　　夜夜与红砖入眠

　　我信主，只有他懂我的苦

　　我要去新疆

　　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

　　没有窗帘的房间

　　后悔能改变一切吗？

　　神婆，救救我的孩子

　　那条蛇是我老公，他放心不下家里

　　活着就是受苦

　　我特地买了站票，因为要看着行李

　　我们终于结束了

　　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妹妹比我苦，可她心里有主

　　不再相信婚姻

　　从小三到留守

　　附录 那些离开家乡的男人们

　　附录小记

　　“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

　　高压线上的90后

　　来自夏邑乡村的电焊工

　　受伤不告诉家人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我在外地生活，不是打工

　　后记 火车票被改签了

　　自言自语(序)：

　　1

　　水泥栏杆的露台，母亲在世时种下的仙人掌依旧活着，快二十年了，它临水照花，独自生长。这间建造于1985年的房子，曾经在双溪这个小村落引得 许多惊羡，洋铁皮敲打起来的搁漏代替了毛竹水管的土里土气，是我们村里最时髦的下水管。见过世面的父亲在洋铁皮上镶嵌一个红色的五角星，“1985”标明 了楼房建造的时间，它孤零零地倚在小溪边，和我家的祖屋并肩站立，跟村里其他空房子一起，成为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

　　母亲离世后，屋子已经无人居住，因为少有人气，开门之际，满屋子的凉薄气息常常叫我心生落寞。跟村里大部分人一样，我远离故乡，去往城市，乡村被我甩在身后。

　　我决定要在中国部分农村走一圈，朋友除了吃惊，更多的是担忧，他们几乎同时认为不安全。

　　中国农村很乱。

　　我新结识的一个年轻警官好心肠地借我一根警棍，让我防身。我的身体跟生命得到从未有过的对于安全的关注。

　　2

　　参加过有关单位举办的留守孩子“圆梦活动”，四五块长方形广告架子上，罗列着喷绘出来的留守儿童梦想。两百多个孩子的梦想：“一些故事书和一只书包”“一个文具盒”“一只篮球”。要求比较“高”的圆梦内容未被认同，“他们的要求太高了”——折叠式自行车，钓鱼竿。

　　好吧，我承认，我跟他们的想法相似，只是我不说。“他们要求太高了”。想当然地认为，留守儿童的梦想，依然是吃饱和穿暖，跟活着有关的两个关键词。

　　乡村。城市。离去。归来。这是一个奔波的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好奇，一度替代生存这个艰辛的概念。

　　3

　　十年前，坐车去大姐家，大姐家在一个宁静的山村，两面的山峦和小溪互相依偎，缠绕，大姐洗干净新摘的桃子等我。我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听到他们在 议论一个女人，说拿一把榔头把公公的头敲了一个洞，要判刑了。临下车时，讲述者有些焦灼，她急于想告诉大家，那个妇女为什么要把公公的头敲破，是因为，公 公看不惯媳妇的做派——她居然涂指甲油——她男人出去外面打工，拼死拼活养家糊口，她却舍得花钱买指甲油。

　　公公鄙薄媳妇：你的下身长蛆了——这个女子留守在家，她的丈夫出去打工，一别经年，待回到家时，已经不认识自己媳妇了——疯长的荒草，淹没了她曾经年轻的脸庞。

　　4

　　孝阳说你不光记录，还得有提炼，这个满腹才气的男人，好脾气地鼓励我，希望我能写出惊世骇俗的文字来。我只是记录，我无法还原遇见他们时的气候和

　　温度。我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我们总是长久地对视。

　　2005年初冬，路过邮局，台阶上坐着一个男子，倦容，赤脚，裤管卷起来，

　　他大声哭泣，诉说着什么。我离开很远，依旧听到他的哭声，返身回去。

　　鞋子呢？

　　没有了。

　　从哪来？

　　安徽。

　　怎么回事？

　　断断续续的叙述：在邻县工厂打工，因为不发工资，跟厂里打了一架——他说被工厂打了——工厂是机械，是机器，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人情可言。捋起裤管，看到伤痕——“他们用棍子锤我。”锤。力度向下，果断，坚硬。

　　从邻县到我居住的小城，八十公里，除了偶尔搭个便车，他光着双脚一路走过来，他身无分文，“铺盖卷儿还在棚子里。”老家带来的，不能再回去了，“他们会要了我的命。”

　　妻子没有手机，家里没有电话，给村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再往邻镇的舅姥爷家打电话，说洪灾了，村里淹成一片——他痛哭涕泪告诉陌生人，不该跟妻子吵架赌气出来两年多了不给妻子一个电话——他大哭是因为悔恨。

　　5

　　查“留守”一词，远古即有。赴京赶考，征战沙场，都有留守一说。《汉书·淮阳宪王刘钦传》：“博上书：愿留守坟墓，独不徙。”清吴骞《扶风传信录》：“仲仙北征，伯叔留守故居。”

　　留。守。跟别离有关，跟他乡有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被冠“孤篇横绝全唐”，似乎是游子思归，似乎是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我却看到了家中那个“云鬓轻挽”的娘子。

　　偶有惶恐，太多线索，太多素材，不知如何梳理这庞杂的访谈记录。强伢发微信我，四个词：客观。冷静。同情。悲悯。

　　我想了想，只留下两个：客观。冷静。

　　2013.5  双溪

 

 

　　代后记

　　火车票被改签了

　　在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这个我把它称为“安静的小镇”的地方，生活着众多的从安徽阜阳过来的人。据我对富阳大部分三轮车夫的走访，阜阳人占了百 分之八十。我常常坐在三轮车上跟他们拉家常。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师傅把我拉到目的地，付钱时，他忽然说，阿姨，我以前拉过你到幸福路——这可真巧。

　　他家在阜阳某个乡村，到富阳踩三轮车已经八年，妻子从前年开始也跟着到富阳，在餐馆打零工，两个孩子留在老家，由父母带着，“趁爸妈还能帮我们管管带带孩子，我们就出来了。”他说。

　　我跟徐老师约了一起去安徽，再从安徽取道到河南，火车票是在网上订的。订票时，徐老师问我订硬座硬卧还是软卧，我不假思索地要了硬座。我无法让 自己躺在舒适的软卧车厢去到一个地方，跟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孩子谈论生活的艰辛。之前也有过长途走访经历，往往在火车上就碰到了一个外出打工者，或者 一个在外漂泊久了急急归乡的旅人。

　　火车票显示：8月16日晚，23:39，杭州—阜阳。走进3号候车厅，我们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忽然发现我的车票丢了。一定是刚才在候车厅门口 掏出手机看短信时带出了车票，徐老师小跑着帮我去大厅挂失，四五分钟后，徐老师给我电话说，我的这张用实名制买到的火车票，已经被人改签到本月25号了。 “不是要实名制吗？谁改签了我的火车票？”徐老师说不知道，总之我们遇上麻烦了。徐老师在售票窗口跟工作人员理论了不少时间，关于实名制的问题，比如，买 火车票需要实名制，退火车票需要实名制，那么，中途改签呢？“没有说需要身份证。”

　　我们要求窗口给出相关文件，说明“改签不需要身份证”。窗口让我们找值班站长，拐了几个弯，在一个办公室找到了值班站长。站长说刚才窗口已经给 他电话了，他摊了摊手表示无能为力。而我们态度坚决，表示今晚必须走——拿出介绍信，说明我们有很重要的公事不能耽误。张站长说，“这样，你再去买一张快 速列车火车票，不管哪一天，我给改签到今晚，不过，没有座位。”

　　容不得犹豫，冲出去直奔大厅，买了一张第二天的火车票，K8500，杭州—阜阳。相对于刚才的束手无策，这样的改变已经给了我安慰。站长拿出一个章盖上去，又用水笔写了日期。

　　登上列车，暗想：如果农民工的火车票被改签了，不知结果会怎样。他只是回家看望父母，看望长久不见的妻儿……他当然拿不出相关证明摆个噱头来获 取认同——张站长告诉我们，那也没有办法，不能退票，不能再改签。“幸亏掉的是站票，才93块钱，要是软卧，得好几百，那损伤就大了。”他说。

　　进车厢，才发现根本没有落脚之地，歪着身子朝里看，车厢连接处站了11个乘客，车厢过道上站了17个乘客。《民族文学》叶梅先生的博文《我们的火车，为什么不能让民工兄弟坐下来？》。我们的火车到底可以坐多少人？

　　十多个小时，在车厢来回地走，寻找可以让我席地而坐的空处，没有。在一个过道里，我好不容易从别人的行李中间挤进去，歪着身子打盹，不知过了多久，觉得全身酷热，迷糊中听到有人大声说话，“不制冷了，不制冷了。”

　　除了不时被来回推动的餐车打搅，厕所散发出的异味也让我无法有一刻进入睡眠。

　　我被热醒，得重新寻找地方安顿，幸亏行李箱已经委托徐老师带着了——他在软卧车厢——我把行李拎过去，需要出示车票。我赶紧出示车票，列车员看不明白用水笔写的字，大着嗓门吼道：“你这是什么票？”

　　隔了一扇玻璃移门，我把行李递给徐老师，徐老师有些歉意地看看我，说，他们不让进来的。我笑笑，没事没事。很快，玻璃门拉上，列车员在软卧车厢锁上了门。我跟徐老师开玩笑，“你看，两张车票，两种待遇。”在列车上，平民跟贵族之间，只差一扇玻璃门的距离。

　　必须坐下来，席地而坐，哪怕能蹲在一处空位也可以。可是，车厢连接处座无隙地，过道上全都站满了人。记得有一次坐动车，温州到杭州，也买了站票，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到了车上，你直接去餐车。那一次，我在餐车安静地坐了五个多小时，非常舒适。

　　穿过重重叠叠的人堆，披荆斩棘的艰苦，终于到了餐车。餐车的温度低到令人牙齿打颤——餐车不比别处，有食物，必须冷藏，被冷藏的似乎还有乘客。我跟另外一个女子想寻个空位坐，微胖的穿白衣服的女子大着嗓门问：干啥呢？

　　能不能坐一下，站累了。

　　不能。

　　那我吃面。

　　吃面可以，坐下不行。

　　这不是空着么？

　　空着人家都已买票了。

　　那能不能先坐着，人来了再让？

　　不行。

　　不知道那么多年来，在我没有出行经历的日子里，五年，十年，十五年里，有多少农民工是站着出门，站着回家的。

　　终于看到餐车跟另一节车厢间的一条狭长过道上有空的地方，走过去看，发觉过道上也坐满了人，身子扭曲，过道大约一米宽(也许80公分，因为我坐 下后，只能用膝盖顶住我的下巴，才能容下自己的身子。)。一个年轻男子，估计是爸爸，抱着一个孩子，三四岁样子，额头盖了一块毛巾，一会儿翻个面，一会儿 又用自己的额头跟孩子的额头碰碰——大约孩子发热了。爸爸蜷曲的脚边，一个五岁左右的女孩，身子扭曲地睡着，头枕在爸爸脚上，女孩皱着眉，极度的不适让她 时不时惊醒过来，想伸直身子，却被脚边的姐姐推回去。姐姐大约七岁左右，蜷曲着身子靠在车厢上，头发蓬乱，不时被往来的鞋子惊扰。

　　我看到女孩身边有个空位，蹲下来问，这边没人吧。女孩的爸爸犹豫一下，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女孩只是看看我，她还处在完全的睡眠之中，不知醒 着还是梦里。我刚坐下眯上眼睛，便听到一个声音在斥责：你个没用的娃，怎么连个座位都看不住嘛。我眯着眼看了看，原来是女孩的妈在训斥女孩，还拿手在女孩 头上敲了一下——在这列车上，这样一个肮脏的沾满污渍的屁股大的一片空地，显得如此珍贵。他们也许好不容易才找到能容纳一家五口这么个地方，我看到的这个 空地儿，是女孩妈妈坐的，她刚才去厕所了。我赶紧阻止妈妈训斥女孩，起身让给她。

　　在这列火车上，除了我看到的这一家五口，还有一个女子，五十来岁，带着一个小男孩。我跟他们得以有一段时间的交流是因为，中途有人下车了，车厢 连接处似乎空了一些，我赶紧抢了一个空地，顾不及有多少肮脏，坐下来。我看这个女子坐着，身边蜷曲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显然睡不安稳，时不时惊醒过来，吵 着要下车。“回家……回家嘛。”女子便跟着惊醒过来，嘴里应着“回家咯，是回家咯。”看到身边多了一个我，对我艰难地笑笑，“孩子吃苦了，孩子吃苦了。” 她说。

　　有了攀谈，女子姓苏，蚌埠人，从温州回到蚌埠。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在温州开了摩托车修理铺，二十一岁结婚，二十二岁生下儿子，丈夫便外出打 工。工地、工厂、商店、轮船码头，“什么苦活粗活都干过。”苏女子四十五岁，她很少出门，年轻的时候等老公赚钱回来，现在等儿子媳妇赚钱回来。

　　从青春到老年，苏姓女子对此没有多大怨言，出去赚钱是大事。“我们村里男人要是不出去，是被人看不起的。”儿子结婚之后，苏女士强烈要求儿子带 上媳妇一起出去，“他们夫妻出去打工，我给他们看着两个小孩，他们可以放心了。”对于留守在家，苏女士说这没什么，“我们农民，都是这么过来的，历朝历 代，农民都是要自己刨食养活自己。”让儿子带着儿媳妇出去，苏女士有自己的说法，“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个时候留在家里很正常，现在，还是让他们在一块好， 女人独自在家，有很多苦说不出来。”

　　这次苏女士是带着孙子到温州去过暑假的，谁知老家有信来，她一个阿姨病重，得赶紧回家来看看，“反正孙子也快开学了，他在学前班。”

　　说到火车的拥挤，苏女士感叹，“他们怎么不多开一班火车，看看站票，都可以坐满一火车了。我们大人不要紧，苦了孩子……你看看，十六个小时，孩 子受罪啊，孩子太受罪了。”苏女士看着陆续下车的乘客，看到那些笨重的行李被卡在车门上，她热心地帮着往外挪，“我想想老公儿子他们每次回家来都这么辛 苦，都要出眼泪的。”

　　老公跟儿子出门从来不买卧铺，“不舍得，大部分都是硬座，没有硬座就买站票。”

　　苏女士从屁股底下撕了一片废报纸给我，我笑笑说你哪来的报纸，她说是刚才先下车的人递给她的——相对于那节冷藏的干净的餐车，这个脏乱的车厢连接处更带了一点人情味。

　　不停看时间，有时以为过了很久很久，一看手机，才过了十多分钟，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我大约看了三十多次时间——天色渐明。我来到软卧车厢门口， 那扇象征等级的玻璃门已经打开，没有乘务员把守。进了车厢，在卧铺外面的一张活动椅上坐下来。徐老师应该还在睡觉，这个夜晚，他的睡眠会好吗？跟他同行的 我，正经历着噩梦一般的旅程，他如何能安稳地入眠？

　　我坐在椅子上，软卧安静，干净，散发出列车贵族的气息，跟另一节车厢只有一门之隔。翻开随带的书，美国作者彼得·海勒斯的《寻路中国》。忽然想 到，那些长年奔波在路途中的农民工们，是如何被一次次磨砺到习以为常，他们在擦干汗水泪水之后，又是如何努力着在家人面前展露笑容的。

　　徐老师醒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入睡，他的身体被悉心呵护，他的心却跟随我们这些人饱受着煎熬。他整理行李从卧铺厢里出来，见到我，笑笑，歉意地 说，昨晚没有睡吧。我也笑笑，歉意地说，你也没睡吧。他说，“我心里一直想着你怎么办。”我又开玩笑，“都是我自找的嘛，该我受的。”

　　拉着行李箱穿过软卧跟硬座之间的通道，我看到三五个乘务员，眼神疲惫，脸上写满了无奈。这一晚，他们除了凭借身上的制服，可以在狭小的工作间稍 事休息，整个晚上，他们都穿梭在人堆里。他们穿着皮鞋，却无处下脚，只能不停招呼着：让一让哎，让一让哎。我很难想象留给他们的会是怎样印象，所谓的“宾 至如归”，似乎不适合快速列车，他们整夜整夜被人群挤压，他们跟乘客一样被推搡。我们又怎么忍心指望他们从疲惫的内心，发出春风一般的微笑，来安慰旅途中 的人呢。我跟徐老师对视片刻，我们都从对方眼里读出了同情，谅解，以及厚颜无耻的怜悯。

　　2011年春天的时候，我在贵州某乡村看到一个留守妇女，走进她的家，一个丈夫不在家的家。满屋子的清寒，恍若荒原。从那之后，我开始记录留守妇女的生活。事实上，早在2005年，我便创作过以留守家庭为背景的小说，《小艾今年十三岁》，《谁在暗夜里说，冷》。

　　这些年，陆续走访中国部分农村留守家庭的同时，我也格外关注留守妇女的丈夫，那些外出谋生的农民工。他们的日常和非日常，他们的酸甜苦辣，在远离家乡的他乡，他们怎样生活着。

　　记得有一次，我在茶楼等远道而来的同学，隔壁包厢的门开着，一位女子正在打电话，在她时而高声说话，时而轻声絮语。我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位女士 不久前开始请人装修位于高档住宅区的别墅。她提高音量跟电话里的民工说话，大意是，她希望装修工人在上午八点至十一点，下午两点至五点之间干活。“因为这 个时间段里，户主大部分出门去了，看不到你们”。

　　她的别墅在高档住宅区，因为装修，她已经被小区里别的住户投诉到物业，投诉者声称，小区里有民工——这是个富人区，怎么会有农民工在林荫道上散 步，怎么会有农民工在花圃上坐着闲聊？“你也替我们想一想，一个高端小区，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他们走出家门，却突然看到你们晃来晃去，人家散步的心情都没 了。”她在电话里竭力希望民工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快把别墅装修好。

　　工地，工厂，服务行业，都有农民工的身影，他们常常被喊成“外地佬”。他们的三轮车跟轿车相碰，被说成“外地佬想讹诈本地人的钱。”他们在工地挥汗如雨，“高温补贴？从来没有见过。”而负责工程的人士总是信誓旦旦地跟记者表示“高温费早就发下去了。”

　　“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一位工程监理说。

　　如果说，非要道出写作此书的初衷，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能用心体会这些“外地佬”的艰辛。他们远离故乡，抛家别子；他们大部分时间衣着随意，甚 至寒酸，他们有时说话粗鄙。或者，他们偶尔因为某件小事跟当地人发生争执……然而，他们是男人，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如果可以，希望我的书也能够传 递给这个被冷落的群体一点点温情。

　　即便是一点点，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