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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中的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20日15:40 作者:王征
作者:王征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书号:978-7-5399-6757-8
定价:25元

  【内容简介】

  这是王小波的姐姐王征女士撰写的回忆文字。她的弟弟王小波正在创作高峰期的突然病逝令万千读者扼腕叹息,而最小的弟弟王晨光仅隔一年又被暴徒杀 害,令人震惊。书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关于弟弟和其他亲人的不为人知的往事。《我的弟弟王小波》《不灭的记忆》《读小波忆亲人》《小波去世十二周年》《小波与 绿萝》《小波去胶东》等篇,回忆了王小波过去的点点滴滴。《晨光事件纪实》则详细地记述了王小波的弟弟王晨光殒命美国的曲折故事,曾在海外华人中产生极大 反响。书中有许多细节,不堪回首,读之令人心碎。这是一本伤痛之书,也是一本意在解脱伤痛之书。

  【作者简介】

  王征:著名作家王小波的二姐,早年在国内从医,后移民美国。

  【目录】

  我为什么写作(序)001

  第一辑 我的亲人001

  我的弟弟王小波003

  不灭的记忆——纪念弟弟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王晨光去世

  九周年014

  读小波忆亲人 ——纪念弟弟王小波去世十一周年025

  小波去世十二周年046

  小波与绿萝049

  小波去胶东052

  给艾晓明的一封信058

  晨光事件纪实068

  我的小外孙(一)121

  我的小外孙(二)126

  我的小外孙(三)130

  Eric的糗事136

  哥哥和妹妹139

  小妞妞(一)143

  小妞妞(二)146

  第二辑 往事漫记149

  老友往事151

  插队山西163

  内蒙古之行170

  老猫徐惠181

  小红楼岁月186

  有这样一个美国老人193

  日本人亚素在美国198

  回国有感204

  老赵的美国梦(小说)212

  【封底文字】

  他忍受了多少痛苦,只有上帝知道了。据人们推测,他独自一人在室内挣扎了几个小时,晨光看到白灰墙上留下了他牙咬过的痕迹,牙缝里还留有白灰。为什么?为什么他独自挣扎而听到他惨叫的人却没有帮忙送他去医院?哪怕听见的人去报警也好。

  ——《我的弟弟王小波》

  晨光一直常给妈妈打电话,现在突然没了音讯。我们商量好大家统一口径骗妈妈说,晨光到一个国家保密机构工作去了,不能给她打电话也不能写信,只 能让我们转告妈妈,他很好。但是母亲是有直觉的,她并不相信我们善意的谎言,她一直在怀疑。那时我们姐弟都在美国,妈妈一人在孤寂中猜疑思虑,这种折磨是 否更甚!……

  ——《不灭的记忆》

  【文摘】

  《我的弟弟王小波》

  弟弟小波去世两个半月了。

  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为他写点什么了。

  这两个半月,我的心碎了,精神几乎到崩溃的边缘。用女儿的话来说,是剥了一层皮。两个半月前,一天深夜,接到丈夫秀东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告诉 我:“小波去世了——”我听在耳里,半天回不过神来,拿着话筒一遍遍地问:“什么?什么?”最后终于晓得了,但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小波从来没讲过,他有什 么不舒服,从来没讲过,他有心脏病。最后我终于明白这噩耗是事实,心如刀绞泪如雨下。那一晚上,不能成眠。

  清晨,独自跑到房后的树林中,向着天空,向着东方,向着广袤的苍穹,我像疯子一样大喊:“小波!小波!小波!——”就像小波真的在天上,在God身边,能够听到一样。

  我喊到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但我对他的思念和心中的悲痛也只有得到一点点抒泄。小波就盘旋在我脑中,我心里,只要脑子一空下来,想的就是他。我不敢开车,怕开车脑子走神想他,会出车祸;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怕想他想得受不了。

  我想写写小波,让世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世人都知道,他生活简朴,性格单纯,心灵博大精深,善良细腻;他头脑机智,出语幽默惊人。但我这写惯病历和医学报告的拙笔能写出他来吗?我只能尽我之心,尽我之力,写出我心中的小波。

  1996年12月初,我离京赴美国,从烟台到北京住了半个月。这是近几年来与小波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睡在楼下,每天上楼来和我聊天。我们聊 家人,聊社会,聊电影电视以及文学,话题天南海北杂七杂八,可就是从没说到过他自己的身体,他有哪儿不舒服,有什么病。他对我的依恋关切,那份亲情,那份 善意,总在几句话中,在那微微斜视的目光中透露出来。虽然,我们口中聊的往往是些不相干的事。

  我的赴美,对他的感情造成很大的冲击和折磨,姐姐哥哥弟弟都在美国,我走后,就只剩他一人与妈妈在国内相守了。提到此事,他就叹气。一天,我轻 描淡写地说:“我怎么也没觉得到美国有什么的,现在通讯交通这么发达,十几个小时就能从北京飞到底特律,我觉得就跟到烟台一样。”

  可是,现在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这毕竟是不一样的。如今小波走了,我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去送他一程。我只能每天思念他,独自流泪。我这个他十分依恋的姐姐,太对不住他了。

  小弟弟晨光去北京送别,带回小波的遗体解剖报告和遗著《时代三部曲》。我看了报告心痛不已,不知该怎么想,就像祥林嫂一样,每天反复地想着小波的死因。我几十遍几百遍地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据遗体解剖报告说,小波是由于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导致心力衰竭死亡。可我知道,这种病引起的心力衰竭是逐渐发展的,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 12月份看到他,只有懒懒的样子(现在想,那已是心衰的表现),离他去世只有4个月,病情不该发展得这么快。报告中还提到,他有冠状动脉硬化,而心内膜弹 力纤维增生症者有1/4的病人容易发生血栓。我想,当天晚上,很可能是产生了血栓,导致了心肌梗塞,加重了心衰,而血栓以后自溶了。可他忍受了多少痛苦, 只有上帝知道了。据人们推测,他独自一人在室内挣扎了几个小时,晨光看到白灰墙上留下了他牙咬过的痕迹,牙缝里还留有白灰。为什么?为什么他独自挣扎而听 到他惨叫的人却没有帮忙送他去医院?哪怕听见的人去报警也好啊!

  他选择死亡吗?不,他爱生活,爱亲人,爱文学事业。他的电脑中还有他未完成的《黑铁时代》。

  想想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也就能理解了。他有事宁肯自己忍着,从不愿麻烦别人。他一定是认为,就是告诉我们他的病痛也无济于事,只能让亲人们担 心,于是就不让亲人们知道。他对什么都很洒脱,他就那样走了,可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遗憾!那么多心痛!那么多惋惜!那么多泪水!

  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以他的智慧,他的广博,他不会懵然不觉的。他读过很多医书,从小他看书就杂,什么都看。细读《白银时代》,我认为,他 一定有心脏病的感觉。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我的舅舅”有心脏病,做过心脏手术,裤带一紧就胸闷憋气,游泳时水到胸部就胸闷,心脏在快速衰老。我想这都有他的 体验成分。他的书中有忧郁但无悲伤,更无对死的恐惧;可是有那么多的无奈和对世俗的嘲讽。他说:“——所谓创造力,其实是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 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拉屎的能力当做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他从小就藐视行尸走肉的活法,小时候他常跟我们谈笑大院里 的干部有的十分庸碌,他斥之为“烫面饺子干部”,他更多地注重的是精神。我们家人早就说,他是吃精神的人,是靠精神活命的人。他是宁肯有用而短的活,而不 肯无用的延年益寿了。从书中看,他早有症状,但他为什么不肯向任何人讲他的病,特别是不向他的至亲们讲?

  我想,他不忍告诉他74岁的老母亲,他是个公认的大孝子。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妈妈病了,他急得要命,到处发Email;妈妈好了,他却去 了。他是我们姐弟中最多爱心最少私心的一个。他不忍告诉他的妻子,他们之间感情至好,人所公认。他不忍告诉姐姐哥哥弟弟,怕让别人担心烦恼。他自己一个人 忍着,这最后一忍就成永诀了。他的善良,只有亲人心知,只能让亲人们现在深深地痛心痛悔,我们对他关心得太少了。我跟小波最后一次通电话时,讲了很多妈妈 的情况,他没有说到自己,最后他长时间地沉默着。我当时只觉得奇怪,现在是非常后悔——小波一定是想跟我讲什么,但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据说,他曾在电话里跟北京的朋友们说,他快死了。可大家只把这话当成他的又一次幽默,谁也没把这话当真。因为他从心智到身体看上去都那么高大健壮,所以听到他的死讯,大家都感到像听到晴天霹雳。回想他平时懒懒的样子,怕也是疾病所致。

  小波是生于忧患,这不是套用老话。1952年他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爸爸被诬陷,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天降大祸于我们家,爸爸因精神折磨和疾病死 去活来,妈妈天天以泪洗面。全家处在惊恐悲惨愤恨屈辱当中。他在这样的气氛中降生,父母给他起名“小波”,希望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谁知道, 这阴影笼罩我们家二十余年。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对小波的影响更是深入血液。妈妈常说,没把他生成怪胎已经不错了。

  我们姐弟五个,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很多精力管我们。我们从小由姥姥带大。姥姥最疼小波了,她老说小波福相。其实小波是儿时严重缺钙,长成一个 大头。也就是没有太多管束,小波自由地自我教育地成长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姐带着我们,在人民大学的校园里乱跑。我们打枣,捅马蜂窝,干一些孩 子们自得其乐的事情。

  后来我和姐姐到城里上了中学,弟弟们在西郊人大,小波的“蔫淘”更是出名。有一次,好像是他打死了邻居家的鸡,七八岁的年龄,他自己一个人走了 四十里路,跑到城里找我们,搞得爸爸哭笑不得。他的能吃苦,那时就显出来了。他小学时转学到了城里,和妈妈姐姐还有我和晨光同住在教育部大院,星期天大家 都回到西郊人大,和爸爸小平及姥姥团聚。从教育部到人大,他常常是走着回去,省下路费跑书摊。那时大家常说,小波真能走路、能吃苦。

  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才是个初一的学生。爸爸妈妈受冲击,无人顾及我们。他在教育部大院和一帮小朋友搞了很多恶作剧。他们玩各种男孩子们的把戏, 爬树上房玩火。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你弟弟在红星楼顶走边沿呢,比谁不怕死。我听了吓了一跳,那是个五层的高楼,楼下都是水泥和石板的地面,如果掉下 来,不死即残。后来教育部的一个副部长被关在楼上,忍受不了迫害,就从这座楼上跳下摔死了。那时候各部门都处于瘫痪状态,无人看管,小波曾偷偷钻到教育部 档案室里看了很多文件。后来他告诉我他从一些数字中看出的问题。我暗暗吃惊,他那么小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小波从小嗜书,读书极快极多,记忆力极好。上小学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他在那里读了多少书,只有天知道。从小他的记忆力 就让家人惊异。有一次,好像是他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姐姐弟弟们一起闲聊,他大段大段地背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他还说,那是读着玩的,其实并不太喜欢马 雅可夫斯基。他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全家的顾问,家中人有什么日常问题,常去问小波。那时,他也才上小学二年级。

  我读书比起他来要慢多了,记得“文革”初期,1966年时,姐姐拿回家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说明天就要还给人家。我和小波就争着读,最后 谁也争不过谁,索性并着头一起看那本书。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他的脑电波影响了我,我也能很快地读书,脑子突然非常灵了。当时我就想,小波的脑 子与众不同。他能一天就读完厚厚一大本书,还能记住全部内容,真让我羡慕不已。

  但是,他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从小,他对文学就有着执著的爱。他用文学,用大量的文学书籍,完成了自我教育。小学五年级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刺猬的 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的广播里播送。“文革”后,他去了云南农场,休假回京时,他写了不少杂文和随笔,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我当时在山西插队,每次回 北京首先要读的,就是小波写的文章。那些文章是那么生动幽默,引人入胜,让我忍俊不禁。从那时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写作。他的文章写在一些纸头上,写完了, 也满不在乎地乱扔。可他的文章很快就成为全家人最爱读的东西,也在一些朋友中间流传。

  后来,我到了山东烟台,他当时由云南回北京,在北京呆不住,他也到了山东,在青虎山插队,吃了二遍苦。这些生活也成了他的文章素材,可惜当时的 文章没有留存下来。1971年他到我在烟台的家,看了我的藏书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可要好好保存着你的这些书。那些书当时都是禁书,是一些文学名著。 那时他在青虎山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每次跑到烟台首先是看书,再填他的肚子。我和秀东(即王征的丈夫衣秀东——编者注)常常感叹,他是个书痴。

  恢复高考后,我们都上了大学。小波毕业后不久去了美国。他获得硕士学位,又受了洋插队的罪。其中的艰辛,他不愿意多说。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 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欢迎的。可他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 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到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回国后他几易工作,最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仍是文学,是写小说,编故事。他执著地走上了文学之路,投身于这个熬人心血的事业。一个负责任、真诚的 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付出的是全部心血。小波就是这样的作家。他的小说几十易其稿,以他的心智,还写得如此艰苦。经过这样的磨炼才使他的作品达到他满意的程 度。我相信《岭南文化时报》为悼念小波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所说:“王小波的去世对中国文学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这位非同凡响的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者在 《时代三部曲》中显示出来的才华和深度,使我们听到了某种类似天籁的声音。”真希望小波的作品能对中国文坛的创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在烟台的时候,有几次无意中打开电视,忽然见到电视中有我千里之外的弟弟,于是大呼小叫,兴高采烈地欣赏他一番。然后想,他出名了,报章杂志 上常见他的名字,现在的他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回北京后,一交谈一接触,我感到他还是我几十年前的弟弟。他依然善良纯朴,聪明幽默,还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 有时还有点羞怯。他说,其实他很不喜欢上电视台,很不喜欢那些场合,但因为朋友请,却不过情面,就去了。他连发表的文章也并不拿给我看,从不收集自己发表 的作品,随便一扔就是了。他的文章,都是妈妈收集了给我看的。我仍像以前一样爱看他的文章,只要回北京就先找他的文章看。

  我离开北京来美国,临行前,全家到东单的广式餐厅吃了顿饭。那个餐厅可以由客人自己到冷藏柜中选菜,是包装在盒子里的半成品,然后拿到里面加 工。大家都去选,秀东和外甥姚勇都爱吃海鲜,小波不喜欢海味,拿了一盒粉丝肉丸子之类的东西,那东西太让人看不上眼了,大家都说不好。小波立刻把那盒东西 放了回去,像个做了错事的大孩子。那眼神,让我至今难忘,现在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他,连跟他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没让他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是 最不讲究、最不值钱的。

  这就是小波,忍己奉人。他对自己那么不在乎,对自己的生活不在乎,对自己的身体不在乎,甚至对自己已经发表了的作品也不甚在乎。他只在自己的思想中遨游,在世人争名逐利的时候,他还是那样超凡脱俗。这就是我的弟弟,小波。

  安息吧,小波!

  1997年6月26日写于美国密西根州

  《不灭的记忆》

  ——纪念弟弟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王晨光去世九周年

  十年了,时光真是如流水如飞云。很多东西被冲淡了,被带走了,可也有很多东西是永远冲不淡,永远带不走的。

  小波去世十年了,晨光去世九年了,他们是我的手足,手足断了,伤痛是永远的。每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这难过从开初的撕心裂肺的刺痛绞痛,渐渐地 变成重重的钝痛,渐渐地变成为无可奈何的隐痛。这正应了“时间是医治一切痛苦的最好良药”这句老话。痛苦是在渐渐减轻,记忆却更清晰了。

  前几天,我又做了那个梦,在梦中我回到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住在教育部小红楼时,是我的少年时代,小波和晨光的儿童时代。

  小波和晨光是我们姐弟五个中最小的两个。家里人那时提起他们总是“小波晨光,小波晨光”地叫。晨光那时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快乐的小男孩,每天跑进 跑出,嘴里总是呜里哇啦地唱着小孩子的歌。小波从来不唱歌,经常歪着脑袋,愣愣地想着什么,他有时带着晨光一起玩,有时跟他的一帮小哥们玩。

  那时候我上中学,负担了一些家务。我放学比妈妈下班早,每天都要赶回家把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捅开,等妈妈下班后,火就上来了,便可以做饭了。有时 候封得不好或开火时开急了,火就熄了。一看到火熄了,我就非常恼火,重新生火很费时间,妈妈回来看到火熄了总是不高兴。每次我都是心急火燎地生火,先用纸 把木柴点燃,木柴烧着了,再放上引火煤块,引火煤块点着了,再放上蜂窝煤块,一步步都着不得急,越着急越生不着火。经常是我急得心里火烧火燎,炉底却总是 黑沉沉的,这时小波来了,我就把生火的任务交给他。他很高兴地接过我的烂摊子摆弄起来,没用多大工夫就把火生好了,我看看那炉底冒出的欣欣向荣的小火,很 奇怪他怎么就生着了。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把生火当玩儿呢。

  小波从小蔫淘,他的轶事多得很,就像他的作品一样,有趣有智慧。

  喜欢小波作品的人真多。即使在美国这里,提起王小波,人们也都津津乐道。人们喜欢他的文章,崇尚他的精神。

  小波走上文学之路主要是由于他对文学有着执著的深沉的爱。他的写作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十几岁,他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便常在夜间伙伴们睡 觉时,在月光下,在一面镜子上用钢笔写,写到镜子变成蓝色,写到泪流满面,才偷偷地回去睡觉。回到北京,他的写作从未间断。亲人和朋友们都记得,教育部二 宫门他们兄弟住的小屋里,散放的小波的文稿。那时一回到家里,我们姐弟们都要去看小波的新作。那时小波写了很多在云南的见闻,有知青们的生活,也有傣族人 ——他们叫老傣的风情,有趣得很,还有小说,《绿毛水怪》就是那时候写出来的。

  我们姐弟五个从小就喜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嘻嘻哈哈,小波小平记性好,常大段地背颂诗歌,当然是经常加上调侃的。有一次小波背马雅科夫斯基的诗, 还不时加上插科打诨,大家听了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大了以后这种聚会更有意思,话题什么都有。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跟我们家人聊天最有意思,这种聊天完全放松, 常常撞出智慧的火花。

  小波一生寻找真爱,在这点上他是富足的。他得到了姥姥仁慈的爱,爸爸宽厚的爱,妈妈操心的爱,我们姐弟乃至姐夫的手足之爱,他妻子银河的爱,他 朋友们的爱。在爱的获得上他是富足的,因此心智才会健康。小波是个满怀爱心的人,他对父母长辈极孝,对妻子的爱极深,对姐姐兄弟十分厚道,对甥、侄们慈祥 关爱。

  爸爸是个宽厚公正的人,子女虽多却无偏心,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倾注了自己的关怀,都倾力教育。我们小时候爸爸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多陪我们,他给我 们买了很多书和各类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军棋跳棋,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棋类都有。我们都爱看书下棋,小平小波下棋很好。那时家里孩子多,还有姥姥和小 姨一起住,经济并不宽裕,可为了我们的教育父亲把大部分稿费都投入其中。身教重于言教,爸爸工作学习起来近乎拼命,我们五个学习也都不差,除了姐姐是“文 革”前考上清华的,我们四人都是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高校的,小平还从煤矿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后来三个弟弟都在美国拿到硕士博士学位。

  1960年中央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妈妈到广西参加整社,贯彻农业十二条;小波跟爸爸和姥姥他们住在西郊人民大学,我和姐姐在城里上学,住在教育 部宿舍。一天夜里十二点,小波突然一瘸一拐来到城里,他告诉我们,他打死了邻居一只鸡,不敢回家,就一个人步行三十多里路到我们这里来了。那时他才刚上小 学,也不知怎么找到的路,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我们也无法通知爸爸,谁知过了没多久爸爸也来了,当然爸爸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发现小 波失踪了,到处找也找不到,就想到了这里,真是知子莫若父。

  爸爸对小波最操心的时候,大概要算小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年月了。那时候一家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妈妈在安徽教育部五七干校,姐姐小芹在北京 郊区农场,我在山西插队落户,小平在门头沟下矿井,爸爸是因脑血栓才得以回家养病与晨光守在北京。小波在云南得了肝炎,爸爸急得不行,一门心思要把他办出 云南农场。那时军队待遇好地位高,年轻人能去当兵被认为是最好的出路。爸爸在军中有不少老朋友,但他自从52年遭迫害后,就不再与他们联系,这是因为他的 自尊心,也怕连累他人。这时为了子女,他开始跟老战友们联络,他给很多人写信。那是大学毛著的年代,学《实践论》《矛盾论》正热,他让小波写读“两论”的 读书笔记。小波从小爱看书,闲书为多,“正经书”不多,他明白爸爸的意图后,从云南寄回了他的读书笔记。爸爸看了说,比大学生及军中的政工干部写得好多 了,有自己的思想。他骄傲地把小波的读书笔记给那些老战友寄去,说“让他们看看我儿子写的东西”,天真地以为这可以成为敲门砖。

  最终小波还是办病退才回了北京。

  妈妈为小波操了一辈子的心。小波生于忧患,从小就是个爱哭多病的孩子,把他养大不容易。小波初中毕业就去了云南,妈妈提着心;小波病退回京上不了户口,她悬着心急;小波去山东老家插队落户,妈妈不放心;小波从美国回国辞去公职专事写作,她又为他的生活担心。

  我和小波小时候上教育部幼儿园全托,我上大班时小波上小班。大班小班同院不同屋。星期天我们被送到幼儿园,小波就开始哭,他的哭声很大,我在大 班都能听见,他能连续哭好几个小时,一度哭得头上长包,在幼儿园出名。我有了孩子以后才知道,在家中受宠爱的孩子,送幼儿园特别困难,小波太依恋姥姥妈 妈,不愿意去幼儿园。

  小波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到北京,北京却不给上户口,户口放在口袋里,他成了“黑人”。妈妈为他急得头发都白了,她特地跑了一趟老家山东牟 平青虎山,还把老村长请到北京玩了几天,让小波去青虎山插队。那时我已经在烟台工作结婚。丈夫秀东和小波从见第一面就十分投缘,我们的家也成为小波的家。 秀东常在星期天去青虎山看小波,那时候交通不便,他有几次是搭拖拉机去的。后来北京可以上户口了,秀东使出浑身解数帮小波把户口从公社取了出来,他才受完 了“二茬罪”回了北京。秀东对小波一辈子有求必应。

  小波去世后,妈妈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伤痛常人难以忍受。那段时间,我们都不在她身边,给了她最大帮助的是艾晓明。有人说她像传教士一样地宣传 小波。是她和很多朋友让妈妈理解了小波,安慰了妈妈。她搜集很多悼念小波及评论他作品的文章送给妈妈看,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了妈妈很大帮助。同时,她也给远 在美国的我们寄来了很多有关小波的书籍和文章,给了我们莫大的慰藉和帮助。

  小波去世后,我常常内疚自责,后悔在他生前没好好关心他照顾他。我想作为他的亲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悔无用也无益,我们尘世中的人互相关爱,才能告慰他那在天之灵。

  小波去世后的第二年,我们最小的弟弟王晨光也走了。他十五岁就到卷烟厂当壮工,十年后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进入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理工 大学)。1987年赴美自费留学,千辛万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密西根大学从事数年博士后研究。刚找到新的工作,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遇害身亡了。

  1998年7月7日,晨光下班的路上,车子坏在底特律75号高速公路上。他离开车子到路边寻求帮助时,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非裔青年人。晨光是个 对人不设防的人,他给了这人5元钱问有没有手机可以借用,可这丧心病狂的人看到他钱包里还有钱,就用自行车把他别倒,用一把螺丝刀刺中了他的颈动脉,夺去 了他年仅42岁的生命,他身后留下妻子和一对儿女。他的离去给我们全家带来无尽的、巨大的伤痛。现在事隔九年,想起往事依然如在眼前。那一段经历真是不堪 回首,不知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现在我捅这个旧伤疤,是因为九年前我们为了瞒住妈妈曾要求媒体不要报道,现在应该给关心我们的人一个交代了。

  那时候,北美这里的华人朋友们,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的领事,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安娜堡中国人协会,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学者会,中国人教会,许许 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他们为晨光开了追悼会,帮助我们举办了丧礼,给予晨光家庭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帮助促成了对杀人犯的公正审 判。由于密西根州没有死刑,这个杀人犯被判一级谋杀,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在美国犯罪的人是不一定能恶有恶报的,而这个审判获得了公正结果。这个案子是在晨 光去世一周年——1999年7月7日宣判的。审判是由大底特律地区选出的大陪审团裁定的。我方的辩护律师是检查官Christ Coyle,他作出了十分出色的陈述和辩护。

  这个官司打了一年整。我们每两个星期跑一趟底特律,逐级出席了底特律市的各级法庭。往往等待一上午,只有十几分钟与我们的案子有关;那杀人犯一 会儿说认罪,要求庭外解决,等我们赶到法庭,又说不认罪了,非常折磨人。这期间,此案得到芝加哥中国领事馆的关注,曾经出人、出函给底特律警察局要求查办 凶手;中国人协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也一直在帮助我们,底特律中国人协会更是把这件事当作了他们的一项正式工作在做,几乎每次出庭都派代表陪同我们参加。

  人在患难的时候受到的帮助是难忘的。我们在这异国他乡遇到这天塌地陷般的痛苦事件,但是我们得到了来自同胞们兄弟姐妹般的关心、关爱和帮助,一 双双温暖的手扶持我们走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让我们确实地感受到了人间确有真情在,让我们切实地触到了善良的人心,看到了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

  在这个事件中让我们最受折磨、最棘手、最难处理的是如何向妈妈交代。我们认为妈妈受不了这个一年连丧二子的打击,而且晨光是她最疼爱的小儿子。我们决定这事要先瞒住妈妈。

  可是要瞒得住谈何容易。晨光以前常给妈妈打电话,现在突然没了音讯。我们商量好大家统一口径骗妈妈说,晨光到一个国家保密机构工作去了,不能给 她打电话也不能写信,只能让我们转告妈妈,他很好。但是母亲是有直觉的,她并不相信我们善意的谎言,她一直在怀疑。那时我们姐弟都在美国,妈妈一人在孤寂 中猜疑思虑,这种折磨是否更甚?!

  一次次地在电话中编谎话骗她,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要忍住心中的悲痛,装出若无其事甚至愉快的腔调,告诉她晨光很好,这对我们真是折磨。事发后 小平第一次给她打电话时,双腿直打颤。电话中尚且如此,在被迫面对她时要承受怎样的煎熬,常人难以想象。2000年我回国探亲时,妈妈几乎天天用各种方式 逼问晨光的事,有时直接问,有时旁敲侧击,每当那时我就像下了地狱一样。回去的第三天我大病一场,发高烧到40度,心中倒有点庆幸,宁肯忍受躯体的痛苦也 不要受心灵的折磨。那几年晨光的妻子和儿子每年回国都要去看妈妈,他们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那期间,我们国内的亲友和妈妈身边的人渐渐地都知道了晨光的事,也都知道了我们的决定,所以人们没有透露给她,只是帮助她,鼓励她,称赞她坚强,抚慰她那苦寂的心。教育部大院的邻居朋友们更是代我们这些远在天边的不肖子女善尽了关心和安慰之责。

  这事也要感谢国内的媒体,事发后我们就告诉中国领事和朋友们此事要瞒住妈妈,请国内的媒体不要报道,其后国内的报纸杂志基本没有透露出晨光的 事,只在一年后有一家小报登载了这个消息,当时大家还紧张了一番,好在妈妈没看到这份小报。那时候互联网上倒是有许多披露,幸亏妈妈不上网。

  五年后,姐姐小芹回国定居陪在妈妈身边,晨光的事瞒不住了,再瞒也无益,便把真相告诉了妈妈。妈妈挺过来了。现在妈妈过得豁达平静,但是内心不无伤痛。

  如今,在小波离世十周年、晨光离世九周年之际,仅以此文告慰弟弟们,感谢朋友们。

  相信两个弟弟已在天国团聚。

  写于2007年

  《读小波忆亲人》

  ——纪念弟弟王小波去世十一周年

  1997年,小波去世几个月后,艾晓明从广州给我来信,说给我寄来了小波写的书。其中包括小波去世前与花城出版社签约,去世后才面世的《时代三 部曲》。自接到信后,每天查看信箱,就成为我的一件重要事情。可是这越洋邮件走得是真慢。终于有一天,打开信箱见到了厚厚的一包。急急地抱着包裹跑回家 中,满心都是对小明的感激。

  小心地打开包皮,第一本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小波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微微地侧着头,双手抱在胸前,一件熟悉的花毛衣,头发比平时整齐了 一些,但还是有一缕倔强随便地向上翘起,不变的是那嘴角的宽容睿智中透着调皮的笑容,双唇微张,好像马上又要向我们讲出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是书的封皮照 片。

  这一夜,我一口气把《我的精神家园》读到最后一个字。那么多熟稔的往事,被他娓娓道来,令我时笑时哭,时而心酸时而愉悦。

  小波在文中经常提到我们的亲人,亲人们的面容便被小波带到了我的面前。

  姥姥

  小时候,我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的姥姥了。直到现在,姥姥去世三十多年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楚地存在我的记忆中。她那满口的胶东乡音,慈爱地呼唤我“曼儿呀,曼◎ 本书作者和弟弟王小波。约摄于1990年。

  儿呀”的声音仍然时常在心中响起。姥姥个子不高,也就有一米五的样子,可能是由于从小劳累,压得没长高吧。我们姐弟小的时候,她是黑色的头发, 在脑后挽了个小髻,我们长大以后,她则是剪得短短的白发,头顶所剩不多,露出微红色的头皮。而她忠厚慈祥乐观的笑容却总是不变的。她厚厚的嘴唇,常常是微 微张开着,小波的厚嘴唇很像姥姥的。

  姥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受苦受累一辈子,可是她很有自己的道德观人生观。在我看来,姥姥的性格可以用一句套话总结——勤劳朴实,刚正不阿。姥姥还很有几分豪侠之气,有时候有点天真率性。

  我出生后不久,妈妈要随部队南下,就把我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在山东省牟平县一个叫青虎山的小山村里。姥姥的娘家在另一个小山村里。她从小被裹 了小脚。小时候,我常常在姥姥洗脚时,凑过去看她的小脚。她的两只脚,除了大拇指,四个脚趾都被压得扁扁的弯在脚心里,足跟特别粗大。姥姥说,缠小脚可痛 了,骨头都硬被折断,用裹脚布紧紧缠住,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缠好以后走路全靠两个脚跟,走不快,走多了腿痛脚痛。

  我的小姨只比我大一岁,我姥爷在小姨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我妈和二姨三姨都已离家参加革命队伍,姥姥一人带着十几岁的大舅、几岁的小舅和一 岁多的小姨,在家务农为生,极为艰难,有一天姥姥到姥爷的坟头上差点上吊。我爸我妈就设法把我小姨送到已经解放了的烟台宿养院里,把我放到姥姥家,这样姥 姥就可以得到一份政府给我的给养,他们就随部队走了。那时我有几个月大吧,乡下没有给婴儿吃的东西,姥姥还有奶水,就给我吃她的奶。所以,我是吃姥姥的奶 长大的。

  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妈妈,只知道有姥姥,对姥姥无限依恋,寸步不离。我一岁多时和小舅一起患了麻疹,正是天寒地冻时,一天姥姥把我们放在家里, 自己到河边洗衣服。我见不到姥姥,就拼命地哭,小舅就跑到河边去告诉姥姥我哭了。他因此受了风寒,麻疹转成肺炎,死掉了。姥姥非常伤心。这是在我长大以 后,从她一遍遍的回忆诉说中知道的。多少年过去了,她还是常常思念这个夭折的小儿子。她说,这个小儿子非常乖巧懂事。

  我三岁时,爸爸妈妈已经在教育部工作了,全家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姥姥带着我和大舅也到了北京,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当时的 情景——姥姥抱着我坐在一辆独轮车上,大舅推着我们上了一条大船。我们是坐船到了天津,再到北京的。见了妈妈,我不认识还很害怕,一个劲儿往姥姥身后躲, 很长很长时间我都是不亲近妈妈只亲近姥姥。记得在我三、四岁时,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要是姥姥死了怎么办,心就像被揪起来一样难过,偷偷地哭了一场。那是我 第一次感受到揪心的难过。那时候,姥姥是我在世上最亲的亲人。那时候,姥姥是很健壮能干的。

  1952年,我们到北京不久,爸爸就出事了。由于在三反运动中他不满意教育部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越级向上反映教育部的问题,被部领导报复, 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调离教育部,差点被发配到内蒙古边疆。灾祸像塌天一样突然落到全家头上。人们见了爸爸妈妈都远远躲开,如同害怕瘟疫上身。以 前的亲朋好友,自此不再来往。全家被罩在悲愤冤屈的大山之下。爸爸由于被折磨,患了重病,经常大口咳血。妈妈受到极大精神压力,天天以泪洗面。小波这时候 就在妈妈腹中。我们虽小也能感受到家中的变故,家中没有欢乐,我们连话也不敢说。

  当时有人劝妈妈跟爸爸离婚,因为人们认为爸爸没有前途了。姥姥不同意,她说:“这不是要逼他死吗!”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对姥姥一直是十分尊重。

  这一段经历,是姥姥在做着针线活时,随口向我们诉说的。姥姥不懂什么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她只知道做人要凭良心。

  姥姥没有上过学。刚到北京时,大字不识一个,她说自己是个睁眼瞎。那时候有扫盲班教人学文化,姥姥参加了。她可爱学文化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认着写着。这成了她后半生每天坚持不懈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空闲就学认字。她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一个字写几十遍还记不住,可她从不气馁。她是从心里喜欢这 件事情。我们上学以后,自然很快就超过了她。她常常叫住我们问:“这个字怎么念?”然后就十分认真地跟着我们学,一笔一画慢慢地在方格本上写。她时常念念 叨叨地跟我们说:“俺这辈子最喜欢的是学文化,最不喜欢的是裹小脚。”十几年后,姥姥终于可以写信了,她在青岛三姨家时,给小外孙晨光写了封信,我们争着 传看,我心里暗暗称奇——姥姥的文化,学成了。

  姥姥总是慈眉善目的。小时候,我们姐弟五个加上小姨,放假的时候,家中成天一大帮孩子,吵吵闹闹调皮捣蛋,惹祸的事是常有的。姥姥从不打也不骂,只是有时虚张声势地吓唬一下,可没有一个孩子害怕她的斥责。

  小波出生后,是姥姥帮着带大的。姥姥可心疼小波了,常跟我们说小波福相。因为小波小的时候头特别大,生得方面大口。姥姥说,口大吃四方,一辈子 饿不着。其实小波从小多病。他在妈妈肚子里面时就跟着受刺激,出生后很小就缺钙,特别爱哭。一岁时大夏天,他生了满头热疮,成天又哭又闹,姥姥从不烦他。

  姥姥这一辈子是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带孩子。除了她自己生的孩子,便是看外孙。在我们家先是看我,我之后是小平,小平之后是小波,小波之后是晨光。 等晨光上幼儿园了,二姨家的表弟沈生,才几个月大就被送到我们家,让姥姥带着。我们都长大了以后,姥姥又去了青岛我三姨家,看小表弟点点。后来她又去了潍 坊二姨家,去看小表弟济生。最后她到了烟台小姨家,因为小姨在烟台工作结婚也要生孩子了。在小姨生下小表妹君君后不到一个月,姥姥就去世了。

  我们小的时候,姥姥除了带孩子,还要做全家人的饭,洗一部分衣服,每天劳动量很大。她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把剪刀和一把菜刀。她那把剪刀外边 都磨得光光滑滑,十分好用。每当我们要用她的剪刀剪什么硬的东西,她就赶紧大声制止。她用这把剪刀做我们的棉衣棉裤,做她自己穿的衣服和鞋子。她这辈子穿 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那把菜刀也是磨得光光滑滑,薄薄的十分锋利。她要做那么多事情,若没有凑手的工具就更不易了。

  多少年以后,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操持家务时,我才体会到姥姥当年是多么劳累多么不易。家务劳动是很繁重的,劳动量很大,却不被社会重视。照顾小 孩子已经够劳累,还有做饭洗衣等等其他家务。那时候做饭要烧煤球炉子,吃馒头要姥姥和面发面,一蒸一大锅,吃面条要姥姥和面擀面切面。小时候,我可喜欢站 在桌子边看姥姥擀面条了。看她一下一下用力地有节奏地擀,把一块圆圆的面擀成一大片,再叠起来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切,切成粗细均匀的面条。夏天的时候,姥姥 两手擀着面,汗珠挂在鼻尖上,也顾不得擦一擦。

  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时期,放暑假时我们都住在西郊人民大学的住宅楼里。那时候楼和楼之间的空地,都分给了各家各户,让大家种点东西吃。姥姥和爸爸 带着我们在楼前开了这片分到的空地,种上玉米和地瓜。地瓜产量高,在贫瘠的地里也能生长,是姥姥熟悉的作物。可是这块地里长的地瓜,远不够填我们这一群整 天饥肠辘辘的半大丫头和小子的肚子。姥姥就把地瓜蔓切碎,拌上玉米面和豆面蒸熟了给我们吃。她说这东西在老家叫“渣”,主要是用来喂猪的,穷人也吃。小波 和我们吃了不少这东西。姥姥还在阳台上养了一些兔子,我们小孩去拔草喂兔子,打扫料理都是姥姥的事情。兔子繁殖得很快,我们吃过不少兔子肉。那时候每次杀 兔子,大家都高兴得很,像过节一样。有一次小弟弟兴奋得不得了,跑到阳台上对着外边大喊:“我家吃大鱼大肉了!”被爸爸揪回来教训了一顿。此事成为我们很 长时间的笑谈。

  姥姥是个乐观的人,每天乐呵呵地干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出门买菜,见了左邻右舍,总是哈哈笑着打招呼。有一次,她从西郊的人民大学重返离开了十几 年的教育部大院时,走在院子里食堂里,很多人见了她都惊喜地走过来问长问短。当时我在旁边,心里很奇怪,怎么有这么多人认识她,心想,姥姥人缘还真好。

  她常常讲给我们听的一件事是,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把她家里的一只大碗抢走了。那是家中不多的财产之一,是姥姥十分看重的东西。她气不过,就追着 那个日本兵去要,不依不饶地追出很远,终于要了回来。别人说她舍命不舍财,她不这么看。她说,俺的东西干吗让他拿走,俺不怕他们。她还说,其实二鬼子比日 本鬼子还坏。她就是这样,怎么想就怎么说。五八年大跃进,天天报告亩产万斤粮,她跳着小脚说:杀了我也不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上乱纷纷时,她摇着头 念叨:出奸臣了。她不懂得社会政治形势,秉持着一个老百姓自认的道理。这些道理是朴素的,也是真实的。在这些道理中,她度过了心安理得的一生。

  姥姥是在1974年年初,刚刚过完七十岁生日后去世的,就在我就业不久的烟台的医院里。那时小姨刚生了孩子,姥姥由于劳累受寒感冒了,她原有的 高血压和心脏病也加重了。她咳嗽气喘了一个星期,吐泡沫样的粉红色痰。她硬撑着不肯去医院,直到实在是只能坐在床上喘气了,才在我们的坚持要求下到了医 院。我那时刚到医院工作不久,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小护理员。医院里,由于文化革命,全乱套了,派系很多,没有人学习业务。接受姥姥住院的医生是一个派系的头 头,他的诊断是风湿性心脏病。姥姥说她没有得过风湿性心脏病,可是来看她的其他医生没有一个敢说她不是风湿性心脏病。姥姥在医院住了一夜,病情越来越重, 跟我说:“我不行了。”我急得放声大哭,满医院找医生。最后来了当时的内科主任,这个主任和那个门诊医生是一派的,所以只有他敢于接着看姥姥的病。他听了 听看了看,就说是急性肺炎,吩咐快速输加有抗菌素的吊瓶。半瓶液体还没输完,姥姥就咽气了。我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在病房里跳着大哭大号。但无济于事,姥姥 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了。

  三年后,恢复了高考,我上了医学院。学完了内科后,我才明白,姥姥不是死于急性肺炎,而是急性左心衰。快速输液对急性左心衰病人是完全错误的,是致死的原因之一。那时候,我感受到了无奈。人这一生有太多的无奈了。

  爸爸

  小波的书中,常常可以见到爸爸。是啊,爸爸对我们的影响是太大了。

  他的一生可谓历尽坎坷。在向他的遗体告别时,我们的一位长者,向他深深一鞠躬,沉重地说了一句:“你这一生真是太难了。”

  爸爸是四川渠县人,他一辈子操着一口浓浓的四川乡音,虽然他是从二十岁就离开了四川,可这乡音一辈子也没改掉一点。我们小时候常在爸爸背后学他 的四川话,以为乐事。爸爸的老家什么样,我们的爷爷什么样,他的亲人们什么样,他从未对我们讲过。我想这是因为1952年他的落难与他的家庭有关系。但我 知道他爱他的家乡他的亲人。60年代初他最小的弟弟我们的八叔,在他多年与家庭毫无联系后,到北京与他见面时,他对八叔的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爸爸是个理想主义者。早年在家乡,他抱着一腔热血搞学生运动抗日救亡。他有一次对我们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当年事,兴高采烈地说,校长把他找去训 话,要开除他,他当着校长的面玩大脚趾,以示对校长的轻蔑。更多的事情,如他刻蜡版印传单,会写多种字体等等,是我读了他的一生挚友——李新叔叔的纪念文 章后,才知道的。

  1938年,爸爸他们一帮年轻人,满怀革命理想抗日豪情,辗转跋涉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后,被派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文化革命以后,有一 次我跟爸爸争论理想问题和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我说:“你们那时候的人参加共产党,恐怕很多人主要是为抗日,真正了解共产主义而参加八路军的不多吧?”他 听后竟不发一言。可是我知道,爸爸是抱着共产主义理想而参加共产党的。所以,他看到共产党内出现的不良现象,就要讲就要斗争,最后落得个头破血流。他当年 的豪情,从他那首长诗——《过摩天岭》中可以看出来。这首诗是他1939年从延安行军去山东,在山西经过摩天岭时,热血澎湃豪情万丈挥笔写就的。1970 年,他跟我姐姐说起当年事,姐姐要他把这首诗重写出来,他就回忆了出来。这真是首豪情壮志的长歌,当年我们姐弟争相传看,个个赞叹称奇。现在我特记录于 下,以飨读者:

  过摩天岭

  我来摩天岭,我登高岭巅。过岭若御风,立岭入云端。层峰何峻峭,高耸群岭冠。

  中峰斯仰止!安距若危悬。登岭复登峰,绝足欲摩天。岭上天犹高,飞腾不可攀。

  顾昂然!笑昂然!华岳泰岱三万里,自古不闻有摩天。科学昌明地为球,虽有天体未有天。不死无药何处寻,永动有机嗔徒然。壮志凌云揽日月,脚踏实地头顶天。

  摩天天不着,翻然俯低就云寰,下落如降伞,飘忽致逸然。古木繁茅屋,两袖挹清寒。朔风声色减,路雪不复残。半山有人家,顾顾与无言。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此?”

  “当此暴风雨时代,海燕到处任回旋,半壁山河铁蹄碎,神州鼎沸起狼烟,男儿自应报国死,不捣黄龙心不甘。”

  同道一行人近千,回声一笑过,不知人间所谓难。

  摩天岭,峻极关,与尔声名万古传。

  爸爸一生写过很多诗,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点点,可是只凭这一点点,也完全可以给他个诗人的称号。他仙逝后,妈妈根据家中残留的他的诗词 底稿,整理出四十余首,我看都很精彩。他的古文和文学功底深厚,古诗古文张口便来。他青少年时背过的诗词,到老年时仍能随口吟出。七十年代,爸爸的一个至 交的孩子,领教了他的诗词功夫后,曾赞叹地说:“你爸爸的大脑袋可真没白长。”

  爸爸喜爱文学,我们五个子女受他影响都爱文学,小波更是献身于文学事业。爸爸直到晚年也是笔耕不辍,离休在家后他翻译了《阿房宫赋》,写过《正 气歌》故事片文学剧本,《相思树》文学剧本,《楚辞》研究教学计划,等等等等。他是个勤劳的人,一辈子总想做出点事情来。1984年他曾写诗遣怀:

  南去北来五十春,学书学剑两不成。忍看朋辈多作鬼,欣逢蝼蚁俱成神。

  三种斗争幸存者,八方风雨过来人。老骥伏枥总壮志,余光余热尽关情。

  现在存留下来的爸爸的诗词中,最早的是他在1934年写的《席前口占》,此诗颇有太白之风,也很能体现他性格中的豪侠之气:

  不逞诗豪逞酒豪,擎杯四问有谁高?半天明月应笑我,傲世不恭不相邀。

  爸爸赠给亲友和与亲友唱和的诗词许许多多,我们每个子女都得到过爸爸的赠诗,他的诗词中饱含着对我们的慈爱、期望和嘱托。1970年姐姐大学毕业时爸爸给她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乍暖还寒春欲分,新雷未响小虫惊。送完旧路迎新路,出却系门入厂门。

  三载留心温饱术,两间荷戟苦寒行。应知战士真名士,莫作先生作后生。

  小波去云南陇川生产建设兵团作兵团战士时,爸爸送他一首七绝:

  我儿屯垦赴滇西,小少年华远别离。险阻艰难何所惧,高原幼树发新枝。

  1984年小波去美国时,爸爸送他另一首七绝《送波儿赴美》:

  我儿求学赴美洲,男儿壮志鲲鹏游。当今已是信息代,莫学废物返神州。

  1971年,我从插队落户的山西,经历千辛万苦,终于由爸爸托老战友帮助,在烟台的医院里就业了。爸爸给我的来信中赠诗一首,写道:“匆匆五月 去,好讯迟迟来。——砥砺杏林志,脱骨换凡胎。”饱含着欣慰和希望。就在他去世前一周,我和丈夫女儿回家探亲时,他还大笔一挥,在我女儿涂鸦的一幅山水画 上题款“月明山石秀,树影正朝东”,其中含有我丈夫的名字“秀东”和我的名字“正”,与画意又极贴切,如此巧妙才思令我佩服。谁知一周后,他就在家中突然 与世长辞了。

  爸爸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士。他那一辈子总是在不断地奋斗,总想不愧对人生做出点事业来。1952年落难后,他并没有屈服。不能从政,就半路 出家地搞起了学问,搞哲学逻辑学。他后半生的专业身份是逻辑学家。若不是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的理想希望,他是准备写出人类思维史的。“文革”开始后的一天 夜晚,他在家中一个人流着眼泪,烧掉了他的全部心血——收集多年的材料和文稿。

  我小时候对爸爸最深的印象,就是从他的书房门缝看进去,总是能够看到他宽厚的背影,因为用脑过度而掉光了头发的秃顶,仅留一圈毛发的大脑袋,他 总是伏在写字台上写文章,他总有很多文章在写。爸爸的书房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神圣的地方。四壁的大书架上,密密地摆满了书。爸爸买起书来从不吝惜钱。他的 藏书从马列全集到《十日谈》,从《二十四史》到《文心雕龙》《元曲剧本》甚至《相对论演义》,丰富多彩五花八门,堪称一个小图书馆,其中最多的还是哲学和 历史类的。这个书房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一有机会我们都会钻进去找书看。这些事情小波在他的文章里都有记述。

  1952年我还小,不能体会爸爸是如何遭难,含冤受屈。文化大革命中爸爸被造反派学生抓去关牛棚,我还记忆犹新。那年头被打倒的人都被叫做牛鬼蛇神,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都叫关牛棚。那时候爸爸是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主任。

  1968年,人民大学的两个对立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爸爸和弟弟都避到了城里,全家人挤住在妈妈工作的教育部的两间屋子里。我们将人大林园 五楼的一套房子锁了起来,后来被学生撬开抄了家占住了,只给我们留了一间屋子堆放东西。夏季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到教育部我们家中把爸爸带走了,什么东 西也没让他带。妈妈十分担忧,可什么话也不敢说。过了两天打发我去探视爸爸送点东西。

  我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到了西郊人民大学,找到了关押爸爸的地方,是一座灰色的学生宿舍楼。我对一个学生说,我找我爸爸王方名。过了十几分钟,爸爸 出来了,瞪着眼睛不多说话,递给我一张纸条,让我到人大的家里去取纸上写的东西,那是被允许拿去的生活必需品。我到林园五楼的房子里,按纸上写的找东西。 我惊奇的是,那上面所列的东西,描述非常详细,是家中最破最贱的。脸盆是一个已被摔得凸凹不平的破铝盆,茶杯是一个很旧的大铝杯,被单是一块有了破洞的旧 台布。我把东西一样样找好了,看看实在不像样,就自作主张换了一个好一点的搪瓷碗。我把东西送给爸爸时,旁边有人看守,爸爸没有说话,看看那个搪瓷碗,瞥 了我一眼,像是怪我不听他的话。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想明白爸爸为什么专要这些破旧的东西,这有他的深意和计谋,可我想想就心酸。以后每周我都去探视,爸爸 从不多说话。几个月以后,我要到山西去插队落户了,临行前去探视爸爸时告诉了他。那一次他多说了一些话,问我到山西什么地方,有多远,什么时候走,神情很 忧虑。我下乡后不久妈妈来信说,爸爸在人大关押劳动时患了脑血栓,被送回家中养病了。看了信我偷偷地哭了,可也不能回家看看爸爸。直到过春节时我才回家看 到了爸爸,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许多,手脚活动还好,只是走路向一边偏斜。

  爸爸是个宽厚的人,我第一次听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是从爸爸口里说出的。“别人有难时要倾心相助”是爸爸告诉我们的。“文革”期 间他的老朋友的孩子没地方住,就曾长期借住在我家,爸爸常嘱咐我们要厚待她。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爸爸与我们每个人都分别有过长谈。他告诫我们为人要“广 交游,多读书”“处世要外圆内方”,要我们学理工农医,就是不要学文科,这是他经历人世坎坷后的令人心酸的经验之谈。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被迫上山下乡,为了我们的前途,爸爸没少操心费力。对文化革命,爸爸是从起初就看得比较清楚的。在人人躁狂风云变幻的时 候,他却要我们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学校停课后,在我们的同龄人正疯疯癫癫地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引导我学中医学针灸,给我找了老师到家中。就这样我在下 乡后得以当上赤脚医生,以后又走上正规的学医之路,这与爸爸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在我下乡以后,冬季农闲时回到北京,爸爸都给我找老中医拜师学习。他甚至从 老师那里借来中药学,抄了下来送给我。他说,这书现在买不到。那厚厚的一本手抄本中药学,字字清清楚楚,张张干干净净,其中倾注了爸爸多少体力心力和对我 的期望!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天各一方,妈妈去了教育部在安徽的五七干校,姐姐在北京郊区农场,我在山西,弟弟小平在木成涧煤矿,小波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 团。小平曾利用假期到安徽去看望妈妈并游了黄山,回来后写了长诗《黄山行》,爸爸看了很赞赏,为小平用钢笔抄在一张白纸上,字字工整娟秀,并且作了题词。 1970年小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爸爸让小波写读《实践论》《矛盾论》的读书笔记。小波的读书笔记,爸爸看了十分赞赏。他对我说小波理解问题深刻,写 得比他教过的大学生们还好。他把小波的读书笔记,也是这样字字工整地抄写了,寄给他在军中的老朋友,期盼人家能让小波去当个文化兵。那年头,年轻人能当兵 能当工农兵大学生是被认为最好的出路。

  但是我们家中的孩子,与当兵当工农兵大学生总是无缘。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都参加了高考,都过了录取分数线,得到查体资格,但最后我和 小平小波纷纷落榜。听到消息后,最难过的是爸爸,一连几天他一言不发。他一定是认为,我们都是由于他的历史问题而政审通不过。1978年我们又考,这一年 政审放松了,我们终于得以进入校门,小平是直接考上了研究生。

  不久,爸爸的冤案也平反了。但是他已经是一个患过两次脑血栓的老人了。他还曾想重整旗鼓,把未完成的事业搞出来,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一生的抱负终未实现。然而对他来说,事业是高于一切的。晚年时,他曾悲叹,这一辈子过得太窝囊了。

  小波在留学美国之后,辞去教职,专心写作。他曾告诉过我,要写出点东西来,要成就点事业,不能像爸爸老年那样,回首往事遗恨终生。

  如今,小波已经去见爸爸了。爸爸会对小波说什么?我想他会说,儿子你是个好样的。

  2008年写于密西根州

  《晨光事件纪实》(节选)

  前言

  弟弟王晨光遇难十多年了。我一直有一个念头,要把这一事件的始末写出来,昭示于天下。当年事情发生时,有人提醒我们应当做记录,我挺听话地记录 了一年有余。但要行笔成文,确是十分困难,每次重读那些记录无异于重揭伤疤,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晨光去世两年和五年之际我都曾试图整理出来,但都写不下 去。

  晨光遇难,对我们来说太悲惨太不寻常。它让我看到了人性中凶残冷酷愚昧的一面,为了一点点钱就可以夺去别人的生命,给一个家庭带来无尽的悲痛和 不可估量的伤害。事情发生后也让我看到了人性中美好温暖善良的一面,有很多的好心人热心人向我们伸出了支援的双手,帮助我们走过那暗无天日的岁月。

  我迟迟不能动笔还因为,晨光出事后我们一直瞒着我们的母亲。我们不忍也不敢告诉她,接连地失去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 所能够承受的。为了瞒住妈妈,我们费尽心思。那时我们姐弟都在美国,妈妈自己在国内。我们每次给她打电话都是用谎言搪塞,用好话安慰她。还嘱咐国内的媒体 报纸千万不要登载这些消息,嘱咐妈妈周围的亲友千万不要透露晨光的事情。直到2003年姐姐回国跟妈妈一起定居,实在瞒不住了,才逐渐让她知道了真相。妈 妈很坚强,她挺过来了,现在她已是一个87岁高龄的老人。

  另外我迟迟不能动笔,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的心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公正真实地表达这件事情。这么长的时光过去了,时间确实是医治 一切创伤的最好良药,现在我能够写这件事了,我想趁我的精力和体力还够,把它写完。虽然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事,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只想如实地记录这 一事件。为了逝者,为了我们的家庭和后代们,为了世人,都应该把它写出来,愿我能把这件事做好。

  我只想真实地讲述出所发生的一切。

  四十多年前,当我们还是青少年时,有一次我们姐弟五人在一起讨论文学,每个人讲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我说我最喜欢真实的东西,记述得真实细致的文章,让我看了受感动。二弟王小波曾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写真实论。

  现在,要真实地描述事情经过,竟是如此困难,简直宛如剖腹掏心,常常使我一次次落泪停笔。

  但是我想让人们了解事实,对死去的人是一个交代,对活着的人会有益处。

  这件事是悲惨的,但随后我们所得到的他人的帮助,让我们深受感动。我想借此向帮助过我们的人们表示感谢。

  以下便是我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的纪实。

  一

  1998年7月8日,星期三。

  凌晨5点钟,带着满身的疲惫,我和女儿一起走出底特律机场。我们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刚刚从洛杉矶回来。

  去年,1997年5月10日,我的二弟王小波在北京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小波一直是“健壮”的,我们从不知道他有心脏病。这一噩耗对我的打击 太大了,确实令人肝肠寸断。近一年了,我仍然常常想起他还暗自垂泪。女儿为了让我散心,买了加州五日游的旅行票,陪我到加州玩了几天。美丽的南加州风光, 雄伟的落基山脉,广袤神秘的黄石公园,仍然挥不去我思念小波的抑郁心结。在壮丽的老忠实喷泉前留影时,眼前出现的仍是小波几年前寄给我的他在老忠实喷泉前 的照片,照片上的小波歪着头站在喷泉前,以他特有的笑容对着我们。

  我们姐弟共五个,大姐小芹,我是老二,大弟小平老三,小波是老四,晨光是最小的老五。小波去世时才四十四岁,晨光小他三岁。小波出事时,我们四 人都在美国。当时我和小芹正在等待绿卡无法回国,小平和晨光赶回国为小波送行。他们强抑悲痛为小波作了检查,开了追悼会,办了丧事,还要安慰我们的老母亲 和小波的遗孀李银河。小波没有孩子,办丧事时是晨光为他捧的遗像。我们就像一只手上的五个手指,现在突然断掉一指,这钻心的疼痛,依然伴随我们。

  5点钟的底特律机场,天已经蒙蒙亮了。站在机场大厅外的马路边,我抬头看看天。满天的乌云低低地压到我们头顶上,虽然是7月份,却感到又阴又 冷。几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个印度裔的司机热情地招呼我们,我们便上了他的车。这么早就拉到了生意他挺高兴,一开车就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说,昨晚上下 了很大很大的雷雨,由于雷击,机场的电力都曾经中断了。我向车窗外看去,确实是大雨之后的景象,雨水冲刷后的道路和树木在晨曦中渐渐清晰了。(这场大雷雨 就下在晨光遇难之后,我不得不相信天人合一,天怒人怨。)

  6点多钟,我们走进了家门。进得门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弟王晨光打个电话。

  晨光两个月前在底特律市找了份新工作,在伟恩州立大学的癌症研究所作癌症研究,半个月前为了上班方便从安那堡市搬家到了Warren住。我们去加州后的第二天,弟妹带着他们的儿子王甘来和女儿王映达回北京探亲去了,现在只有晨光一人在家,每天开车到底特律市内去上班。

  底特律是出了名的不安全的地方,我们都不放心晨光。我在到加州后的第二天清晨曾与晨光家通了电话。当时他们正准备出发去飞机场,送弟妹和孩子们 去北京,我们高高兴兴地互致了平安。昨天早上8点钟,我在洛杉矶往他家挂电话,没有人接听,我想可能是他上班去了,但总是有些不放心。看看时间还早,恐怕 他还没有起床,便等了一会儿,磨到快7点钟了才拨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又没有人接。“这么早他又上班去了?”我心中疑惑着有些不安,便拨了弟妹在北京家中的 电话。电话那边是她妈妈的声音,她说弟妹不在家,晨光一个人在那边他们也不放心,也准备给晨光打电话呢。我谈了几句挂断电话,疲劳困倦袭了上来,便睡了过 去。

  一阵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睡眼惺忪地拿起话筒,是姐姐小芹,她在安那堡的密西根大学工作,晨光搬走之前,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小芹的声音十分焦 虑,她说:“我在上班,刚接到底特律市警察局的电话,说要到密西根大学来跟我谈晨光的事。我问晨光出了什么事,他们不说。我告诉他们晨光还有一个姐姐,并 把你们家的电话告诉了他们。”她还告诉了我警察局的电话。我的心立刻紧了起来,怕自己的英语跟警察讲不清,连忙把熟睡中的女儿叫醒,让她给警察局打电话,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女儿立刻起身给警察局打电话,我看看表这时是上午9点钟。电话讲了半天,女儿放下话筒后惊恐地告诉我,警察局的人问了半天王晨光是什么人,在哪 里工作,有什么亲属,电话号码是什么,可不告诉发生了什么事,还说让我们自己去一趟底特律警察局,又说一会儿让王晨光给我们来电话。

  我一听,头都炸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办?!晨光的工作电话我也不知道,赶快给你舅妈打电话吧。”立即把电话打到北京,弟妹回家了,她 说晨光工作单位的电话要找一找,便挂断了。我又赶紧给小芹打电话,告诉她警察局人的话,问她怎么办,她说那就等一会儿晨光来电话吧。我说好吧,便紧坐在电 话旁等候,心里边不安地揣测晨光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到警察局去了?他是个老老实实十分厚道的人,从来不做越轨的事,也没有任何嗜好,每天就是工作回 家,回家工作,连朋友家都少去。

  大约10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抓起话筒,是弟妹的爸爸,他惊慌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给晨光办公室打电话,那边的人说,晨光于昨晚被人杀死了!!!——”电话中还传出那一边乱成一团的哭声。

  我拿着话筒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说:“不可能!他们刚才还说一会儿让晨光跟我们说话呢!”弟妹爸爸说:“他们说是肯定的!”我说:“那我们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你们先别着急。”

  女儿急忙再给警察局打电话。他们问,是谁说的。她如实相告。他们说:“你们来。”

  我连忙给小芹挂电话说了情况,小芹说你们来接我,咱们一起去底特律警察局。

  我又立刻给小石城的大弟弟小平家打了电话。弟妹军燕接的电话,她听我一说就嚎啕大哭起来。我连忙说,不一定是真的呢,我们马上去警察局,回来再给你们电话。

  放下电话,女儿已把我们的汽车发动好,到学校接了小芹,驱车底特律。安那堡到底特律要开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沿着94号高速公路直奔而去。

  二

  在美国不同的地区很不一样。安那堡是大学城,绿树葱茏,美丽宁静安全。晨光很喜欢这里,在这里住了五年多,做密西根大学药学院的博士后。

  他来美国11年了,一直在读书和做研究工作。他先拿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无机化学,一个是有机化学,又拿了一个药物化学的博士学位。

  留学生涯是十分艰苦的,没有奖学金他不可能读书,要读好书才能拿到奖学金,晨光学习十分用功。但是只凭奖学金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而且他们有两个 孩子,大儿子甘来今年快14岁了,小女儿映达出生在美国,今年6岁多了。要养家就要边学习边工作,晨光的辛苦可想而知。况且学校里的工作新金菲薄,因此他 们自从到了美国,和那个年代的许许多多留学生一样,一直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晨光是先于弟妹他们一年,一个人先到美国的。刚到美国的头半年,晨光连一瓶酱 油都不舍得买,省吃俭用把他们母子接来。弟妹到美国没两天,就出去打工,又苦又累又受气。说他们是洋插队,一点也不过分。

  密西根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人才济济竞争激烈,晨光在这里做得很好。他做的是药物化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吗啡在人体的作用。但是博士后 的收入很低,不是长久之计,晨光就开始找工作,这次他得到了两个offer,一个在西雅图,一个在底特律,他最后选择了底特律。

  底特律是个大城市,60年代末发生黑人暴动后,白人纷纷搬离城区,市内住的几乎全是黑人。这里常有抢劫凶杀暴力事件发生,很不安全。近些年市政府要复兴底特律,下了些力气建设整治后,比早些年好了一点,但在市内仍能看到一些火烧过的破败的房屋。

  我们很少到底特律去,每次去都很紧张害怕。这次只有我们三个女人,又不认识警察局,可我心里想着晨光,倒顾不得害怕了,只是不停地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们搞错了?

  进入市区,我们在街上转了两圈,怎么也找不到警察局,便在一个小店门口停车,女儿拿着地图到店里问路。她问好路倒车离开时,不知怎么顶在一辆停 在店门口的跑车上,车里没有人。我们下车看看,只有几乎看不出的一点点擦伤。我们写了一张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卡,插在跑车的雨刷上,意思是对方如果有什么问 题可以找我们。女儿平时开车很稳,从没出过差错,今天心情太糟,才会慌成这样。

  一个老黑人看到我们的狼狈相,热情地上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忙。他说他也从警察局门口过,便让我们的车跟在他的车后边,这样我们才找到了警察局。

  三

  底特律警察局,一座相当陈旧的大楼。门卫询问后,让我们到5楼,“Homiside Section——他杀科”去。我们像在做梦,人站在电梯里上升,心却渐渐下沉。走过一条昏暗的走廊,我们找到了他杀科,这里的一切都是陈旧凌乱的。

  一个警官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叫理查德。他又问了一遍晨光的情况后说,晨光昨晚10点多钟被杀害了,案情不明——谁杀的?为什么?怎么发生的? 都不清楚。他们是在10点半多接到报案。是一个白人青年,开一辆皮卡车,名叫Mike,在75号公路旁的Dequinder街上,看到晨光手堵颈部,流着 大量的鲜血,截住他的车,要求把他送到医院去,Mike把他送到医院后,晨光就去世了。晨光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间站在那条街的这一地段(这是一个很糟的黑 人区,常有黑人在这里买卖毒品),他的汽车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串钥匙和一个钱包,钱包里面有40美元和驾照信用卡等等。

  随后警官拿出一个牛皮纸袋,给我们看了钱包和钥匙。看到东西,我们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是真的了!只好紧紧堵住嘴,任眼泪流下来。

  警官理查德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等我们稍平静了一点问道,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要详细谈王晨光的情况,因为案子没有破,要详细调查。小芹告诉 他,王晨光是我们的弟弟,以前在密西根大学做药物化学的博士后研究,现在底特律做癌症研究工作,住在Warren,一周前他太太和两个孩子去北京了。他每 天上班,没有任何嗜好,工作勤奋,热爱家庭,与太太很恩爱,对孩子很慈爱。前天还跟我们都通过电话,说他虽然一个人在这边,还很好。就是刚到新的地方工 作,情况还不熟,反正回家也没多少事,回去早了在公路上还堵车,就在实验室里多工作一点,看看资料,所以每天回家都比较晚。

  警官问:“他上下班开车吗?”小芹说:“当然,就走75号公路。”警官问:“什么颜色的什么样的车?”小芹说:“他们有两辆车,一辆是灰色的马 自达,一辆是红色的丰田,不知道他开的是哪一辆。”警官说:“车子还没有找到。总之是很奇怪,他为什么在那么晚的时间出现在那样一个地方?”

  停了一会儿,他说要带我们去验尸中心,让我们开车跟着他。车行了十几分钟,停在一座不高的建筑前。进入大厅,像个医院的候诊室。接待人员让我们 填了一张表格,也颇像医院的接诊表。几分钟后有人让我和小芹进入一个小房间,面对一个电视屏幕坐了下来。片刻,屏幕上出现了晨光的面容,闭着眼睛,整个头 被白布围着。我们呆呆地愣在那里看着,这就是晨光绝对不容置疑,一点希望也没有了。面对晨光,我们放声大哭,什么叫万箭钻心,什么叫心如刀绞,这时都体验 到了。

  警官和验尸医生问我们:“这是谁?”小芹说:“这就是我们的弟弟王晨光。”屏幕就关闭了。他们把我们带出来说,今天没事了,可以走了。

  小芹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咱们得给小平打电话。大厅里有个公用电话,小芹一拨就通了,小平他们就守候在电话旁。小平说:“我尽量快的赶过去!”

  我们默默地走出大门,默默地坐到车里,一路默默地回到家里。这件事太巨大了,就这样突如其来地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全被打蒙了,不知如何是好,只感到无可奈何无助无依靠,天都塌在我们头上了。

  回到家马上又给小平打电话,小平说,他订到票了,明天就过来,告诉了我们班机和时间。

  我们三人又互相问,怎么办?该做什么事情?就干等着警察局破案吗?是不是该通知中国领事馆?我给正在中国的我丈夫衣秀东打了电话,向他讨注意。 他说,当然得找中国领事馆,晨光是拿美国绿卡的中国人,这么大的事当然得通知中国领事馆,可以从中国外交部给美国警察局加压,以便查清案子。他说,他马上 到北京晨光太太家去,要我们随时联络他们。

  可是我们没有中国领事馆的电话。那谁能知道呢?我有安那堡华人协会会长俞美瑜的电话号码,她是应该知道的。俞会长一听事情经过,十分震惊,立刻 告诉了我芝加哥中国领事馆的电话,她说:“我立刻与这里的华人组织联系。这里还有几个中国人协会,大底特律地区有个底特律华人协会,是这里最大的华人组 织,我马上跟他们联系。”然后她又安慰了我们几句。这个时候听到她的几句安慰话,无异于雪中送炭,我心中感到了一些暖意。

  女儿说,他们学校有个中国人是教犯罪心理学的老师,姓曹。他平时经常参加中国学生会的活动,中国学生会跟芝加哥领事馆有联系,曹老师应该知道领 事馆电话,他对美国的犯罪司法什么的应该比较了解。电话打过去,曹老师闻讯也是大吃一惊。他给了我们芝加哥领事馆教育组的电话,也说要联系其他华人组织。

  我们马上向芝加哥中国领事馆挂电话。挂了几次,总是没有人接,最后只好在教育组的电话留言中留了言。我们怕留言不清楚,便又打了两遍,共留了三次言。

  打完电话,坐了一会儿,才想起今天一整天我们是水米没进过,没吃过一点东西。草草做了点饭,可谁也没吃几口。

  临睡前我和小芹都吃了两片安定。我们明白,如果不吃安眠药,就会一夜无眠,不睡觉,明天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去做可怎么办。

  四

  7月9日,星期四。

  早晨,我问小芹夜里睡着了没有。她说,睡了一会儿,做了个梦,在梦里听到有人大喊:“有消息了!”听她这样一说,大家都比昨日振奋了一点,商量今天干什么。

  下午小平会到,要去机场接小平。事情还不清楚,给不给晨光太太去电话呢?小芹说,等小平来了咱们商量后再给她打电话吧。

  正在商讨着,电话响了,是警官理查德打来的。他说,昨天晚上电视台7频道和4频道都已经报道了王晨光被杀害的事,有人看电视以后举报了凶手,现 在凶手已经被抓起来了,他也已经对抢钱杀人供认不讳了。理查德还说,电视台要采访被害者亲人,问我们是否同意。我们简单一商量,这件事不是坏事,应当扩大 我们的影响,让全社会来关注华人被害的事,我们相信晨光是无辜被害的,就同意了。约好翌日(7月10日)下午2时进行采访。挂上电话,连忙打开电视,不是 新闻时间,没看到什么。

  小芹想起应当给她的老板去电话请假,电话过去,他们说都知道这件事了,安慰了一番。我也给我的工作地点——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图书馆打电话请假。我的老板Rosemery十分同情地说,他们都知道这件事了,工作不急,尽管处理好事件再说。

  下午我们按时到达飞机场,飞机正点到达了,我们等候在出口处。小芹与小平已有两三年未见面,我和小平也有一年未见面了。我们的三个弟弟,现在只 剩他一个了,想到此,心中又是一阵刺痛。没等多久,就看到小平手上提着行李袋,随着人流走了出来。亲人见面,本应高兴,此时却只有凝重。回家的路上,我们 向小平详细讲述了这两天的经过。案情有了进展,小平也来了,我们感到力量越来越大了。

  回到家以后,就不断地接到电话。有密西根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万寅生的,有底特律中国人协会主席胡书琴的,有安华中文学校校长黄勇的。我们讲了这两 天的事情经过,他们告诉我们华人社会对此事非常震惊,安慰我们。并告诉我们各华人组织要联合起来,成立治丧委员会为晨光开追悼会,并要办王晨光基金会,为 其家属接受捐款。他们还说,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发消息,讨论这件事。底特律地区的电视台以及底特律新闻报和安那堡新闻报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华人和美国 社会都很关注和震惊,人们都很同情王晨光和他的家庭。

  但是,他们还告诉我们,昨天底特律警察局长有一个讲话引起了众怒。他说,这个案子还不很清楚,王晨光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还说底特律的治安在逐渐好转,虽然出了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对底特律失去信心。今天这个局长已经引咎提出辞职了。

  听到这么多电话,我们感到有很多人在关心在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心情振奋了起来。

  俞美瑜会长又打来了电话,要我们写一份书面材料,准备发给华人社团和《世界日报》。放下电话商量了一下,小芹负责写中文的,小平写英文的,写好后用传真机发了出去。

  又给北京打了电话,说了这两天的进展。他们说弟妹在订票,很快赶回来。

  五

  7月10日,星期五。

  从早上起就不断地接到亲友们的电话。如今的通讯方式确实先进。人们通过电话和互联网迅速地传递着消息,两天的工夫,美国和中国的朋友们,认识的 和不认识的,许许多多的人知道了晨光事件。晨光在本地及纽约和中国的朋友们,我们的朋友们都打来了电话。每一个问候都是严寒中送来的炭火,温暖着我们的 心。

  下午2点钟,门铃响了。几个白人站在门前,其中一个女士我看着面熟,一想,是电视4台的播音员。他们手上拿着摄影器材,自我介绍是电视7台、2台、4台的工作人员,很同情发生了这件事情,要采访家人。

  我们请他们进了屋内,他们要录与家人的访谈。小平和女儿衣蔚的英语好,就由他俩分别讲了话。

  小平说,我们全家都很悲伤,他在小石城的妻女听到这事哭了很久,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发生。他还说,晨光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工作很努力,热爱他的妻子儿女,一个美好的家庭破碎了。

  衣蔚也是边哭边讲,她说小舅舅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热心帮助别人,突然就被害了,我们都太伤心了。还说,舅舅出事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地区,人们要注意晚上不要到那里去。

  小芹和我在一边也是忍不住地掉泪。

  电视台的人还要录晨光的相片。我们急忙翻找,找到几张晨光与我们的合影,有一张是衣蔚硕士毕业典礼时,晨光全家与我们全家的合影。那天晨光买了 一大束鲜花,是红玫瑰和康乃馨的,十分漂亮,让小映达献给衣蔚。他热心地拿着录像机,前前后后地跑着给衣蔚录像。虽然那天天气并不好,下着小雨,大家却非 常快乐,照的照片也很好。

  看到照片,想起当时的情景,不过是几个月前,这样一个热情活跃的人竟已经不在了。我们的眼泪止不住又流下来。

  电视台的人采访完,4台的女支持人对我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送晨光去医院的小伙子,他叫迈克,人很好。她把迈克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们,让我们跟迈克联系。我们连连道谢。

  他们走后,我们立刻跟迈克联系,约好当晚6点到我们家里见面。

  小平又给底特律警察局打电话询问案情进展。他们说,晨光的汽车已经找到了,就停在75号公路边,离晨光遇害的地方不远,是红色的,汽车坏了,不能开了。小平跟警察局约好,明天我们过去看汽车。

  下午5点,电视台开始播新闻,7台、2台和4台都播了对我们的访问。当天的底特律新闻报也登载了较详细的事情经过。

  六

  晚上6点,门铃一响我们就急忙拥到门前,打开门,见到一个小个子白人,大约30岁,双手局促地握在一起。他说,他叫迈克。小平和我们连忙热情地同他握手,把他让到屋内说,我们请你到“红龙虾”去吃饭。

  到了饭店落了坐,点好了每个人的菜。小平真诚地对迈克说:“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的弟弟送到了医院。”迈克难过得快要落泪了,语速很慢地给我们讲述了他遇到的事情。

  他说,那天他开着一辆小卡车经过Dequinder路,在一个小理发馆前的汽车站旁,看到晨光浑身是血,用手捂着脖子,拦住了他的车。一开始他 很害怕,后来看晨光不像坏人,就把车停住了。晨光讲不出话,自己爬进了他的车后斗里。迈克想应该给警察局打电话报案,就用手机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一个值班 的人让他送到医院去,他就开车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急诊部门前。在门口他遇到一个门卫,阻拦住他不让进。他着急地解释说:“这人被刺了,要赶快急救!”门卫 说:“你把他杀了,你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他俩争执起来,一个黑人护士跑了出来,看了看情况,就叫人把晨光抬进去了。

  刚到医院门口时,晨光还在车斗里坐了起来,接着就躺倒了。直到被抬进去,在医院门口耽误了大约10分钟。

  迈克又连忙给警察局打电话,警察局的人在45分钟后赶来了。这时,把晨光接进去的护士出来说,她是护士长,送来的人经抢救无效死了。警察局的人扣住了迈克,做了笔录,直到清晨才放他走了。

  迈克反复地向我们讲着这个经过。他说,他很难过,没有救活晨光。他对医院和警察局都很失望,如果需要,他愿意作证。他说,几年前他的女朋友也是 被人杀死了,他没有能够救活她,这次也没能够救活晨光,他很难过。他说,这个医院太坏了,如果他知道晨光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就送他去别的医院了。

  一顿饭,迈克难过得没吃什么,我们也没吃多少。

  在饭店门口,我给迈克与小平小芹一起照了张相片。迈克说,丧礼时他会来。我们连连向他道谢。小平紧紧地握过他的手,向他道别。他上了那辆小卡车,开走了。

  七

  7月11日,星期六。

  上午,衣蔚开车,我们再次去了底特律警察局。与上次一样,我们来到五楼的他杀科。还是警官理查德接待我们,他对我们讲了破案经过,言语间很为这么快就破了案而有点得意。底特律每年都会发生许多凶杀案,很多案子是没有破的。

  他说,事情发生后他们从晨光身上的证件,找到了晨光在Warren的家,进到家里进行了调查。第二天有人举报,把凶手抓到了,今天上午已经宣布 逮捕。凶手以前就有偷盗行为,在警察局有案底,这次会三案齐审,会判他无期徒刑(密西根州没有死刑)。7月24日将开始第一次审讯。然后他把法院开庭的地 址给了我们。

  他递给我们一张照片说,这就是凶手,今年18岁,叫Michael Rimson。照片上是一张半黑半白的年轻人的脸,一双空洞无神而又凶残的眼睛,一副愚蠢茫然的表情。

  他又说,汽车找到了,就在75号公路旁,离晨光出事地不远。车子坏了,是电瓶坏了,已经被拖到废旧车停车场,下星期一带我们去取。

  我们猛然明白了,为什么晨光在那样危险的一个地方离开了自己的车子。他一定是在下班的路上车子坏了,才不得不离开了车。他是爬过了高速公路的铁网,来到出事的路边,等在一个小理发馆旁的汽车站上,他是在等汽车时遇到了这个凶手。

  理查德说,就是这些了。我们谢谢他们很快破了案,握握手离开了。

  我们又来到尸检中心,医生说下周一给我们尸检报告。

  出来后,小平说:“咱们去看看事情发生的地方。”我们按照警官给的地址,在黑人区里转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个小理发馆,它的旁边竟然就是一座教堂。我想,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来看顾晨光?

  小理发馆门旁立着一根公共汽车站的铁杆,上面的牌子已经不知去向。就在旁边的水泥地上,可以看到一大摊血迹,虽然事发后下过倾盆大雨,那血迹依然清清楚楚。

  我们默默地垂头站在血迹旁哀悼,我在心里祷告:晨光,愿你的冤魂能得安息,进入天堂。

  进到理发馆里,一个黑人理发师和几个等待理发的黑人老妇向我们打招呼。小平问他们知不知道前几天有个中国人在这里被杀死了?他们说知道。小平 说,我们是他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表示同情,说他们知道凶手,都认识他,是这个区的混混,人很坏。理发师还说,当晚他们这里已经关门了,没有人。是啊,如果 有人,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按照警官给的地址,我们又去找迈克送晨光去的医院。医院离得不远,也在黑人区内。我们找到了那个急救处,找到了那个黑人护士长。她说,当晚是她 把晨光抬了进去,进去后就没有血压、呼吸和心跳,抢救了35分钟,终于无效。她带我们看了抢救间,指着一张类似医生诊所里的检查床告诉我们,就在这里抢救 的。这医院的设备实在简陋,我实在怀疑他们的抢救能力。

  我们提出要晨光的病历记录,护士长带我们找了医院管病历的部门,她说下周可以把抢救治疗的病历复件交给我们。

  晚上回到家,电话不断。人们安慰我们说,华人都很震惊,很关心同情我们。这让我们感到身后像有了支柱,感到这件事不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事情,感到不是孤立无援的了。

  底特律中国人协会的人给我们来电话说,明日上午10点在协会主席胡书琴家里开会,准备成立王晨光治丧委员会及王晨光纪念基金会,为晨光家属募捐。

  我们又给弟妹家通电话,讲了这两天的进展。他们说,弟妹很快返回美国,两个孩子暂时不回来。商量好,这事先瞒着我们的妈妈,弟妹走时告诉妈妈她去上海。

  去年,弟弟王小波的猝然去世,给妈妈的打击是巨大的。唯一留在身边的儿子,突然就没有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世人难受其痛,现在晨光的事怎么敢告诉她!晨光是我们最小的弟弟,从小妈妈就特别疼爱他,这事若让她知道,她肯定挺不过去的。大家都同意,能瞒就瞒着吧。

  看来,我们前面的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

  八

  7月12日,星期日。

  上午10点,中文学校校长黄勇接我们到了胡书琴家。这是一座独立房子,进到门内,客厅沙发上已经坐了几个人。大家互相介绍后,便开始开会。一听他们讲话,我就感到这些人素质颇高,议事十分干练。

  大家交换了一下华人中对此事的反应——本地区乃至全美的华人都很震惊,大家很关心家属的情况。案件目前已基本清楚了,罪犯也被抓起来了。现在大 家要做的是,一是要成立治丧委员会,开追悼会办丧礼。决定由王小平挂名负责,黄勇和万寅生具体负责,还有林群、徐刚、曹力群、叶明、胡书琴、俞美瑜、夏侯 淳、闫景明、洪伟。二是要成立王晨光纪念基金会,收集人们的捐款,为家属子女争取到更多的经济支持,由中国人协会的财务管理委员会主任许晋寿暂时负责,还 有谷方名、刘胜、胡书琴、张侠、黄勇、刘贻樟。他们还建议,要找律师咨询,政府有无补贴,人身保险,医院有无延误等等各方面入手。三是要继续宣传,不仅要 华人知道,还要让美国人也都知道。要伸张正义,从法律上给罪犯应得的惩罚。要教育人们,注意自身安全,保护自己。还要告诉人们,中国人是团结的,大家要一 人有难众人帮助。商定好由张侠执笔写文,发到报纸和因特网等各种媒体。临时成立了媒体小组,成员有朱晓明、孟陆征、黄勇、张侠、洪伟。

  很快地商谈好各种问题,大家便散会分头行动去了。

  回到家里,我们在门口看到一封华人教会牧师何沛礼的信。他在信中慰问我们,还介绍了一个殡仪馆和一个律师。教会的朋友也不断地来电话表示慰问,还要来帮忙料理家务,我们一一道谢、谢绝。就这样,杨妈妈和杨天爱还是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包子。

  每得到一份慰问,我们便感到了一点安慰。

  晚上又跟弟妹通电话,他们说她明日从北京返回,我们把这一消息通知了中国人协会。

  九

  7月13日,星期一。

  上午9点,衣蔚开车,我们去底特律国际机场接弟妹。

  我们走进候机大厅,远远地就看到几个中国人站在等待出口处。我们走了过去,他们便迎过来向我们伸手,大家一一握手。他们说,他们也是来接机的。 又过了一会儿,来的人更多了,真没想到来了这么多华人。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密西根大学,安华中文学校都来了人,昨天去开会的胡书琴、黄勇、张侠、万寅生等 都来了。还有第一次见面的钱宁,他说他是晨光的同学和好朋友,现在还在密大。虽然我此前没见过他,第一次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

  等了半天,见到有旅客出来了。这次班机是从北京直飞底特律的,准时到达,出来的人有不少是中国人。旅客渐渐都走完了,大家面向大门眼巴巴地望 着,却总不见弟妹的面,人们便交谈起来。正在焦急地议论着,我一转头猛地看见,弟妹就站在我身旁。只见她身着一身黑衣服,手提一个小皮箱,面色发黑,双眼 呆呆地看着前面,口唇紧紧地闭着。我吓了一跳,喊了出来:“你从哪里出来的?”她没有答话,仍是紧闭双唇。我扶住她,只觉得她全身冰凉,微微颤抖。小芹和 我扶住她,小平忙接过皮箱,我们簇拥着她与来接机的人们一一见面,有人与她握握手。她仍是一言不发,双目呆滞滞的,我们连忙拥着她向门口走去。直到快走到 大门口时,她才突然抱住小芹的脖子,哭出声来。大家不禁都流下泪来。

  到车上坐下后,我抑制不住地失声痛哭起来。弟妹坐在小芹和我之间,她默默地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意识到她是在安慰我,便捂住嘴把悲声咽了下去。

  快到家时,大家都平静了一点。我们问她,北京家里都好吗?一路顺利吗?她讲话十分吃力,一字一字地回答,还好,顺利。问她为什么出来得这么慢? 她没讲话。回家几天后,她才告诉我们——过海关时,官员见她回北京一个多星期就回来,只带一个小箱子,面容悲惨,就把她叫进去问询,把她的箱子翻了个遍。 她一开始不肯讲话,看看实在不能过关,才说了晨光的事情,海关官员这才放她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她出来得那么慢,并且没走大门的缘故。

  这天有人在因特网上写到他们到机场接弟妹的经过。他说,如果你去飞机场见到了她,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有多么悲惨。

  到家后马上给北京家里打电话,报了平安。商量好明天去底特律警察局,便又打电话约好会面时间。

  十

  7月14日,星期二。

  现在我们是五个人了,仍是衣蔚开车,又来到警察局他杀科。警官没在,一个秘书模样的黑人中年妇女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然后十分同情地拿来一张打 印的安慰诗篇送给我们。我们道了谢。每次来到这个地方,心头都格外沉重。虽然接待我们的人员,一次比一次友好,我们的心情却不见轻松。

  警官来了,小平迎上去说,已经约好了今天来拿遗物。他便打电话找东西,随后找来了那个牛皮纸袋,里面是晨光的钱包和一串钥匙。弟妹默默地接过东西,我们让她打开看看,她查看了一下,钱包里驾驶执照和钱没有了,警官打了几个电话,也没找到。

  然后,他开车让我们跟着,来到废旧汽车停车场,找到了那辆晨光的红车,警官就走了。小平试着发动了一下,竟然打着了。

  我们两辆车跟着,开出了停车场,走了几条街,在一个十字路口,红车突然熄火了。大家费了半天劲把车拖到路边小店的停车场上,小平检查了一下,电 瓶确实是不行了,就拆了下来。找到不远处一个汽车配件店,买了新电瓶换好后,小平和小芹开红车,我们跟在后面,以后这辆红车再没有坏过。

  随后,我们来到验尸中心,医生带我们进去,给了报告,向我们讲解了一下。他说,晨光全身只有一个伤口,是在左颈部,致命处是左颈动脉被刺破了。 正在讲的时候,电话响了,他听了一下,把电话递给小平。原来是芝加哥中国领事馆来的电话,他们打电话到警察局询问,便跟踪追到这里来跟我们通话。他们说, 领事馆很关注这件事,过几天领事们会到家中去慰问。小平道了谢。

  离开尸检中心,我们又去医院取了抢救病历的复印件。病历非常简单,书写非常潦草,表格上,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等一律十分潦草地画着○。

  然后,我们决定去Warren他们的家。几个星期前,我们帮他们搬家时来过这里。那时大家高高兴兴嘻嘻哈哈地搬东西,谁会想到几周后竟是这样了呢?这个家他们是不会再住下去了。

  警官说他们已经来这里搜查过,但家里并没有什么大变化,四处看看,重要的东西都在。

  想到万寅生嘱咐过,要晨光的照片,准备开追悼会用,便翻找照片,一边翻看相册一边不停地落泪。他们的照片很多——晨光喜欢照相。但是所有的照片 几乎都是和孩子们,跟朋友们,与家人们一起照的,竟找不出晨光的单身正规照片。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张他在实验室的单人照片,是一个实习的学生为他照的。照 片中的晨光,身着一件牛仔衬衫,双手拿着一副红色隔热大手套,随便地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我们。看到照片我们的心又被撕裂了,弟妹更是泣不成声。我把照片 竖在桌上,点上三炷香,祭奠亡灵。

  其后,我和弟妹留下收拾东西,小芹小平他们去见昨天约好的一个律师。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据律师说,审判罪犯是检察官的事,这种小混混家里没钱,不会拿到赔偿。

  看看天气已晚,我们搬了些东西离开了。

  十一

  随后的几天是忙碌的。治丧委员会为追悼会和丧礼在来回协商。我们每天都能接到许多电话,也有不少来信,网上的谈话来信更多。其中有很多人是晨光 的朋友和同学,有个同学从新泽西寄来了信和支票。有一些是小波的朋友和同学,还有我们各人的朋友和同学们。更有很多人在网上传递着王小波的弟弟王晨光遇害 的消息。

  一天,闫景明来到我们家,他自我介绍是小波大学时的同学,跟小波极好。他得知小波去世的消息后,难过极了,曾梦到小波来和他告别。现在晨光又遇 不幸,他一定要来尽一份力。从这天起,一直到办完晨光的丧事,他每天都到我们家来,跟我们一起忙碌,陪我们去见律师,办各种繁杂又伤心的事。他家在加拿大 温沙市住,工作在底特律附近,不知他是怎么应付他的工作、老板和家事的。

  本地的很多华人朋友都是这样,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在做。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真难以想象怎么度过那些艰难悲伤的日子,更不要说处理好这些事情。

  每当想到此,我的心中都是充满着感激,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7月15日,星期三下午。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的领事乔玉金、丁志壮、薛忠新在底特律华人协会分管教育的郑良根陪同下,来到我们家。他们说,他们代表中国政府向我们表示慰问和支持,一定要求美国司法部门严惩凶手。我们表示感谢。

  十二

  7月17日,星期五。

  下午,我们去了殡仪馆。在美国,我们都没有参加过丧礼,没想到参加的第一个丧礼竟然是小弟弟的。殡仪馆是一座干净漂亮的建筑,从外面看有点像一座教堂,还有点像一座办公楼,里面也是十分整洁漂亮。

  经理是个普通的生意人,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各项事宜的费用。想想可怜的晨光劳累了一辈子,我们一定要让他体面地告别人世。谈妥了时间及各项事宜,挑选了棺木和骨灰盒,看过了举行丧礼的大厅,我们就离开了。

  晚上,小平准备追悼会上要用的发言稿,并写了一副挽联:

  “老母在堂,倚晚窗,守孤灯,盼儿魂回归故里;

  幼雏失怙,望来日,生健羽,承父志翱翔青云。”

  大家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先起了床,到阳台上活动。阳台的一边顶上有个鸟窝,每天可见鸟儿们飞进飞出。我拿起扫帚准备扫扫阳台,突然看见地上趴着两只小鸟, 身上还没有长毛,而且是一大一小,大的有一根手指长,小的只有半根手指长,都大张着小嘴,发出微弱的叫声。我像被雷击了一样,只觉背后凉飕飕的,毛骨悚然 呆在那里。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忙转身回到屋里告诉大家。小平连忙跟我来到阳台,捧起两只小鸟,我找了一个纸盒,把鸟放了进去,看那两只小鸟大张着嘴嗷嗷待 哺的样子,忙找来牛奶和米粒喂它们,小鸟立刻急切地吞了下去。

  安顿好小鸟,我们又出去会见律师。下午回到家忙去看小鸟,它们比早上还有活力,大张着鹅黄色的小嘴,啾啾地叫着,我赶紧又拿米粒喂它们。

  弟妹看着小鸟,又哭起来了,她对小平说:“你把挽联改了吧。”小平明白了她的意思,说:“好吧。”她又说:“这鸟咱能养活吗?送给爱鸟协会 吧。”我看她如此难过,是触景生情有了联想,忙让女儿给爱鸟协会打电话,打了几遍也没打通。我也不敢把这鸟继续放在家里了,就给朋友钱君打电话,把这鸟的 事说了。她说:“别着急,我有个朋友会养鸟,我去拿走。”过了一会儿,她开车来把鸟拿走了。

  从这以后,直到我们搬走,鸟儿们又是进进出出,经常把草叶扒得飘满阳台,却再没有小鸟落下来。但此事却像谜一样留在我心上。我以前是不相信鬼神的,可是晨光这事让我不得不相信点什么,一切都发生得这么诡异。

  下午,拿到今天出版的华人报纸《密西根新闻》,有多条关于晨光的文章。其中“本报讯”的《癌症专家王晨光博士遇害身亡盼侨界协助家属渡过难关》比较详实,特录于下:

  来自中国大陆,年仅四十三岁,在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乌尔克癌症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王晨光博士于七月七日(星期二)晚十一时左右,被野蛮地杀害 了。这一惨案发生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的汽车在靠近底特律市区的七十五号公路上抛锚,当他离开车寻求帮助的时候,被一名对他进行抢劫的歹徒杀害。

  七月八日晚上底特律警察逮捕了一名十八岁左右的男子,这名嫌疑犯将以谋杀王晨光的罪名被起诉。这名嫌疑犯据信企图抢劫王晨光时致命地刺伤了王的颈部。一位路过的司机将王送到Hamtramck大底特律医院。一小时后医院宣布王晨光死亡。

  王晨光博士自一九九二年起在密西根大学药学院从事化学研究。他于今年五月转到位于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从事癌症研究。案发时王晨光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正在北京探亲。王晨光的妻子已于七月十二日飞回底特律并受到亲属们和华人社区组织代表们的接迎。

  王晨光博士简历:王晨光生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七八年初进入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学习。一九八七年来美,就读于 肯塔基大学并获药物化学硕士,之后进入纽泽西大学,于一九九三年获有机化学博士。一九九三年初至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密西根大学药学院从事化学方面的博士后研 究工作。他于五月转到位于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Walker癌症研究所从事癌症研究。

  王晨光博士是一位诚实肯干,备受同行同事尊敬的科学家。他从事的工作旨在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他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丈夫和关怀备至的父亲。他的 突然去世留下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还有两位姐姐,一位兄长和七十五岁的母亲。王晨光的二哥王小波近年来以清新的作品震撼了中国文坛,但去年因心脏病发 作不幸去世。

  另外有关于基金会和华人同胞挺身帮助的报道,还有关于19日将开追悼会等等的消息,占了快有一个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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