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帆起珠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8月05日13:01 作者：张胜友

作者：张胜友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书号：978-7-5063-6941—1
定价：28.00元

　　作者简介

　　张胜友，1948年生，福建永定人，中共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光明日报》主任记者、作品版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

　　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破冰之旅》《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行走的中国》《世纪回声》等报告文学集16部；撰写《十年潮》《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让浦东告诉世界》《风帆起珠江》《闽商》《风从大海来》等电影、电视政论片36部。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冰心散文奖、电视星光奖、最佳纪录片奖等20多项国家级大奖。多篇作品入选大、中学语文教材及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及“2010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

 

　　内容介绍：

 

　　作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常常出任一些大型电视政论片的总撰稿，片子播出后总是反响极佳，每每获奖或被收入大中学生阅读教材中。本书所辑即为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些作品。读这些文字，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一幕幕又重现眼前，深圳速度、浦东模式、东莞传奇、闽商风采……每一部作品均是以局部特区为切入点，点面交相辐射，以开阔视野和历史眼光，全景式追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强国之梦与不懈探索的伟大历程，全方位解读全球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历史抉择，既有深刻的思想论述，又颇具人文色彩，情感浓烈，大气磅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图书目录：

 

　　序  中国改革的时代影像——论张胜友的报告文学与影视政论片创作

　　/  简　　彪

　　十　　年 潮

　　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   

　　海南，中国大特区  

　　让浦东告诉世界 

　　石狮之谜   

　　风帆起珠江——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东莞：城市传奇   

　　风从大海来——献给厦门特区建设30年   

　　中国平潭岛  

　　闽   商

　　附录  张胜友：但开风气不为师 /  苗　　凯

 

　　正文开篇5000字左右：

 

　　十   年   潮

　　序

　　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

　　人类自从步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执着地追求昌盛、繁荣、民主、自由、发达、富强……

　　故宫，这座宫殿巍峨，形制严整，左右铺陈，前后延伸，大小建筑物尊卑有序的紫禁城，既象征着5000年文明的辉煌，又象征着5000年文明的衰败。

　　古往今来，生生灭灭，中华民族曾撞响多少命运的晨钟！

　　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人们似可听见金戈铁马的呼啸——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李自成挥戈挺进北京……

　　林则徐虎门销烟……

　　洪秀全饮恨金陵……

　　严复译《天演论》……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图戊戌变法……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邓小平畅游北戴河……

　　一个苍劲的画外音：“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

　　第一集    历史的选择

　　这位被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作“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在那个狂躁迷乱的年代，当他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在江西省新建县这座小城的土坪上时，也许便开始了对未来岁月的深沉思索。

　　历史注定要他担当起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角色……

　　1980年，当华夏民族还拖着沉重的尾巴，蹒跚地迈动它的脚步，他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是场彻底革命。”

　　1984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我们把改革当做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在与来访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会晤时，他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进一步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

　　然而，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

　　时间上溯26年，那场席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震撼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早已成为历史烟尘了。

　　时至今日，40岁以上的人们回首往事，仍痛感人生曾经历过一次可怕的梦魇；而现今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兄辈们当年的举措不可理喻，以为那是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天方夜谭”。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国人确确实实曾在这种政治氛围下苦挨了漫长的10个年头。

　　整整10年，全球正刮起一股“科技革命”的飓风，第三产业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中国的这场“革命”，经济学家测算损失了5000个亿。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特殊“贡献”的话，就是把一切推到极端之后，终于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大彻大悟——

　　当经历了狂热、痴迷、磨难、痛苦、困惑、希望、疲惫、抗争，直至灵魂睁开眼睛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泪水、怒火与热血一齐喷涌；

　　当噩梦醒来提蟹沽酒敲锣打鼓庆贺又一次解放的游行大军穿越北京长安大街；

　　当数万观众、运动员如醉如狂地起立欢呼，向首次出现在首都体育馆看台上的久违了的邓小平致意；

　　中国人才蓦然惊悟：原来准备走进一个房间，最终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自己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全砸碎了。

　　一片饥饿、焦渴、困惑的土地。

　　出路在哪里？

　　曙光在哪里？

　　希望在哪里？

　　历史长河，正是在一个旧秩序覆灭与新秩序诞生的空白地带，悄悄地异常迅猛地不可阻遏地选择突破口……

　　中国人作过多少次选择？

　　在这个星球上，也许没有比中华民族更期待发展、向往强盛的了！

　　中国——这个曾经雄视千古、令四海称臣的东方大帝国，她的衰败只是近代的事。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产品生产大国，工业产品占到全世界的19.7%，仅仅稍逊于英伦三岛上那个号称“日不落国”19.9%的世界产品占有率，在全球位居第二。

　　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

　　自从1840年英国的“远征军”驾着20艘炮舰轰开清王朝闭锁的国门，随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高达1000亿两白银；仅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掏空了清室12年的财政收入。

　　北京菜市口。

　　熙熙攘攘的人流早已淹没中国近代变革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这座金碧灿然、栉风沐雨数百年的老中药店西鹤年堂，却是当年清代监斩官的休息处所。104年前(光绪二十四年)的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在这座店前慷慨赴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肝胆涂地前所发出的撼天动地的呼喊声犹然在耳……

　　距此百步之遥的北半截胡同41号，为当年的浏阳会馆，亦即为谭嗣同居室“莽苍苍斋”；往东，米市胡同43号，则是当年的南海会馆，一代名儒康有为的书斋“汗漫舫”即坐落于此。菜市口北达智桥胡同12号内的“谏草堂”，明代杨继盛曾在此写下弹劾严嵩“十大罪”奏章，康有为又借这块宝地召集千余名来京应考的举人，笔走龙蛇写就名垂青史的万言《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

　　震撼朝野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殿西室刻有一对楹联：“于此间得少佳趣，亦足以畅叙幽情。”恰成深刻的历史嘲讽。

　　于是，虽有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由黄河文明孕育的华夏民族，却一如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所形容的：“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这个来自韶山冲的乡村教书先生，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犹如农民对于土地的了解——他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历史规模还是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一位西方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计划生育，1954年搞生态保护，1956年开始经济改革，60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9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毛泽东跳下战马接管战争重创后的江山时，蒋介石已先期将国库中的黄金475.5万两、银元1640万元、美钞1537万元分别劫运去台湾或美国。

　　一片废墟，百业待举。

　　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新中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成就有目共睹。

　　有时，一组枯燥的数字更具有诗的韵味。新中国与旧中国对比：钢产量增长64倍，煤产量增长16倍，原油产量增长428倍，水泥产量增长92倍，发电量增长91倍，粮食产量增长2.6倍，棉花产量增长4.9倍，水产品产量增长7.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1倍。

　　任何经济现象的考察，都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考察——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长期对峙格局，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无可选择地纳入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植根于中国这块浸染着小农生产思想的土壤，很快便消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极为短暂的勃勃生机；

　　由于成就的取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发动“大跃进”，组建“人民公社”，期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为地强行变革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的大滑坡；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1961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刻的毛泽东颇为冷静地答道：“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身处领导层中枢的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

　　中国的改革伟业，是以气势雄浑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率先向“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发起攻击，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上至高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毋庸置疑地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与一个旧时代的退隐。

　　为“四五”天安门运动正名；为张志新、遇罗克烈士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命彻底拨乱反正……一场民族的大反思，孕育着整个民族的大飞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序幕！

　　邓小平曾多次向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描述中国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国民经济翻一番；第二步，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步入小康社会；而后呢，再用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从这位伟人的口中，有几个信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对毛泽东的评价，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共产主义从来都承认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改革”的含义就这样越来越明晰了——它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腾飞，人民富足，国家强盛！

　　大型传记故事片《周恩来》，其中一组感人至深的镜头，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1975年1月13日，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总理，强撑病体走出北京医院，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出席会议的2864位代表噙着热泪，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人民的心声，共和国的心声，中华民族的心声！

　　先驱、英烈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苦斗，新中国近30年的曲折反复，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牢牢把握住了一次极其宝贵的发展机会——舍此，任何书本上的规定或外国的模式，都无助于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广袤领土、底子薄弱且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踏上现代化之坦途！

　　毛泽东、周恩来所预言的宏伟前景，正由他们的继任者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气魄付诸实践。

　　纵观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邓小平是作为民族英雄站在时代潮头的！

　　任何社会变革运动都是多层次推进的——

　　最低层次的变革，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农民从使用镢头到使用拖拉机；李鸿章发动“洋务运动”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包括人类发展史上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都属于这一范畴的变革。

　　中层次的变革，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它是现代化经济运作的枢纽。

　　最高层次的变革，则是观念形态的变革，也即人的现代化——它所包容的内核将释放出惊心动魄的冲击力。

　　社会变革运动的全部艰辛，都表现在旧意识形态的法庭对新经济秩序的审判上！

　　社会变革运动的恢宏，必然预示着民族精神的高扬。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在欧洲大陆游荡，那么，在改革的潮流以其澎湃的潮头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动的现代化进程，更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与不可逆性。

　　多次来华考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以其独具的慧眼指出，中国的改革“将对世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关山万重——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心理、思想与理论日臻成熟的轨道上奔驰。

　　中国人的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正苦苦探寻他们脚下的路……

　　第二集    农村新崛起

　　土地——人类伟大的母亲。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

　　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界之冠。究其缘由，大抵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土地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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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序、后记

 

　　中国改革的时代影像

　　——论张胜友的报告文学与影视政论片创作

　　简    彪

　　张胜友，一位以报告文学和影视政论片创作独树一帜的作家，一位在文化体制改革领域闯出新路的践行者，一位享有“改革作家”美誉的时代弄潮儿。

　　虽在少年时即久闻张胜友的大名，也熟知一些张胜友的报告文学和影视政论片作品，但初识张胜友，是在2010年冬天的深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2010国际年会”在深圳举办，张胜友在其中的“新技术·新媒体与文学”分论坛做主旨发言。张胜友侃侃而谈其对网络文学的关切与认知，透出了对网络这片新鲜世界的熟稔，让人丝毫感觉不出他已过花甲之年，让与会者钦羡不已。

　　这便是张胜友，紧随时代脚步，唱和时代节拍，勇立时代潮头——他的思维始终奔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浪尖，他的行动更实践了王阳明先生一力倡行的“知行合一”。

　　在新媒体迅猛崛起的当下，张胜友将报告文学创作与影视政论片有机组合起来，解说词与影视画面、音乐烘托互为铺陈，为报告文学的发展开拓出另一片天空，更为形象、立体、多侧面地讴歌进步、针砭时弊、观照未来。他创作的一批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和撰写的30多部影视政论片，透着他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追求，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声浪，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前行。

　　影视政论片：文学与新媒体的组合

　　1977年无疑是张胜友人生的转折节点：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散文《闽西石榴红》，随后被选入《中学语文课外阅读文选》；同时参加“文革”结束后首届高考，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

　　大学毕业后，张胜友分配到光明日报社任时政记者。几年的记者生涯，训练出张胜友开阔的视野和敏捷的触角，他将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场景，写成了一篇篇报告文学作品：《擎起达摩克利斯剑》、《力挽狂澜》、《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沙漠风暴》、《命运狂想曲》、《让汶川告诉世界》、《北川重生》、《天网恢恢》……这些作品使他蜚声文坛，为他赢得种种荣誉。在报告文学界，张胜友是绕不开的一座山峰。

　　张胜友的报告文学创作，充分显现出他把握时代脉搏的精准。纵观张胜友的文学之旅，就是在时空与现实的交错中，如历史长卷般地铺展改革开放后神州大地的变迁与生机。尤其是他在2008年推出的政论体报告文学《珠江，东方的觉醒》和《东莞：城市传奇》，以浓墨重彩的笔触，书写和实录改革开放30年来珠三角区域波澜壮阔的变革图新历程，烛照了整个华南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不仅尽展其细致入微的记者功底，也凸显出其浪漫丰富的文学家情怀和鞭辟入里的哲理思考。

　　正是长期以来文学素养的积累和对时代世情的深刻关切，让张胜友对影视政论片的创作充满了激情。20世纪90年代初，张胜友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影视政论片。从《十年潮》、《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到《风帆起珠江》、《闽商》、《风从大海来》，张胜友始终与改革同忧乐。其间，既有如《海南：中国大特区》、《让浦东告诉世界》等宏观鸟瞰的作品，也有如《闽西：山魂海恋》、《邯钢风流》、《石狮之谜》、《中国平潭岛》等以小见大的典范，“壮阔、雄浑、豪迈”已然成为张氏影视政论片的标签。迄今为止，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实台海量纪录片“评分最高”栏目中，长时期雄踞排名前三的是：《闽商》、《风帆起珠江》、《古田会议》——它们的撰稿人，都是张胜友。

　　知名评论家苏浩峰如是评介张胜友的文学创作轨迹：“在高手如林的报告文学创作领地里，张胜友仅能以其一己之长同他人较劲，殚精竭虑地追赶不断奔涌向前的潮头；而在影视政论作品的创作中，他从一起步便驰骋于大海长空之间，超然独步于少有人涉足的较高层面，先领时代风骚。”此言很是精辟，形象地将张胜友在这两个领域的作为勾勒出来。

　　苏浩峰的话并没有解释张胜友为何要从报告文学到影视政论片做大跨度转型，而张胜友自己的解释却让人颇为玩味。

　　“散文在表现急剧变革的大时代方面显然是有所局限的，尤其在剖析新旧体制的碰撞和人们的焦灼心态上不够直接、犀利。影视政论片则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介入当下的生活，和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组合，其影响力将呈几何级数般放大。因为文字旁白、画面、音乐的综合效应，产生了平面媒体无法比拟的力量。”他很认真地说，“时代在发展，改变了文学体裁；新文学体裁的产生，也顺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具有政治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张胜友，为报告文学这一“文学轻骑兵”，探索和寻找到了新的时代定位。

　　这个定位，并非仅仅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理论上的升华。每种文学体裁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个历史节点，推动这一文体的继续丰满或遽然转型。张胜友的这一论述，也是为报告文学创造了新时代的节点。可以预言，报告文学的光芒必将在文学天空中绽放出更绚烂的景色。

　　张胜友的影视政论作品，也成为这个时代的必然选择：《十年潮》、《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均被邓小平亲自调看并受到赞许，后者成为党的“十四大”的献礼片；《风帆起珠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片……值得一提的是，他新近为福建家乡撰写的大型历史文献片《闽商》，从更久远的历史源头、更深邃的文化内涵去挖掘这一特殊族群和特殊地域的思想张力，也必将为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新契机写下最丰富的注脚。

　　政论片创作：作文与作画的互补

　　影视与文学的组合，毕竟不是简单的朗诵文字，其对电视受众的吸引、对画面的选取与音乐的烘托等，都需要撰稿人在创作过程中兼顾文学与影视的艺术规律，从而熟稔地驾驭电视语言和文学语言，不可稍有偏爱或偏废。

　　所幸的是，散文和报告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为张胜友的影视政论片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他喜欢用短语句式，洗练简洁，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富于激情和感召力；他在行文中还时常运用生动、形象、排比的格言警句，振聋发聩，令人如醍醐灌顶；加上他大量采用新词汇、民间语言，使得语言贴近观众，令人过目难忘。这种鲜明的个性化语言风格，使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这就是张胜友创作的报告文学或影视政论作品。

　　“创作中要有画面感，毕竟影视的第一特点是影像。所以在文本创作中，就要去考究每一句解说词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像搭配才能达至最佳艺术效果。这就需要和导演不断沟通，阐述创作意图。如首先要共同讨论大的框架，文学脚本创作完成后，再和摄制方沟通进行二度创作。”张胜友此说乃经验之谈。

　　张胜友以拍摄《风帆起珠江》为例，言说其中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最初版本的《风帆起珠江》，开篇是珠江宏阔的历史背景，从珠江源头一直延伸至珠江入海口。在央视已排好片并定下播出时间的一周前，突然接到明确意见表示这一集与改革开放关系不直接，必须砍掉。我坚决不同意砍掉，因为砍掉后会极大地削弱整部影片的历史厚重感。在剧组通宵会议后，终于找到了两张美国卫星拍摄的珠江流域对比照片。于是，灵感来了，豁然洞开，通过30年前后两张照片的强烈对比，便最快捷地切入了改革开放的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经过这般点石成金式调整，既保证了影视的可观赏性，又凸现出文学的思想表达。”

　　最终呈献给观众的六集电视政论片《风帆起珠江》，分三条线索交叠递进：第一条线索是中华民族的近代复兴史；第二条线索是20世纪至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三条线索则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万古江河》、《开启国门》、《深圳破冰》、《潮涌珠江》、《继往开来》、《中国之路》，六个篇章环环相扣，有序推进，首尾呼应，一气呵成。结尾处如潮水般涌来的排比句呼之而出：“滔滔黄河可以作证……滔滔长江可以作证……滔滔珠江可以作证……”更让这部政论片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创作《风帆起珠江》时，我力图把它放到全球视野下加以观照，并着眼于从历史的纵深处寻找社会变革之源流。” 张胜友如是说。这部在大时空中纵横捭阖的六集电视政论片，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巨大，荣获政府最高奖——第21届电视“星光奖”。

　　实际上，几乎张胜友的每一部影视政论片播映都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光明日报》、《文艺报》、《新华文摘》等重要报刊，甚至按照电视播出节奏，全文刊载过他的部分政论片解说词。熟悉传媒业务的人知道，这是国家级政论片方可享受的高规格待遇。

　　当然，影视政论片的特殊性使得其对思想性有更高的要求。政论片，顾名思义曰为政而论，就要讲究论述的方法与内涵。独立的见解、独到的观点、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些都是政论片成败的基本标准之一。“影视政论片创作，需要将艺术的鲜活性和思想的深刻性糅合起来，这就需要知识的积累、思想的积累和政治辨别力的积累。”张胜友认为影视政论片撰稿不能“就事论事”，要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判断。他也是这么做的。“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别无选择，国家必须坚持社会变革才有前途，才能强盛发达。因此，我要鲜明地表达我的立场、呼吁、价值取向等各种情感宣泄。这就需要我跳出窠臼，一针见血！”

　　张胜友还清晰地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建省石狮市市长的刘成业，专程赴京邀约他为石狮创作一部电视政论片。他们在光明日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叙谈。当年的石狮曾被戏称为“民办特区”。酒至半酣，张胜友突然一声喊：“石狮改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追求财富！”于是，这部政论片的片头解说词便在微醉的张胜友笔下倾泻而出：

　　大海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是什么？

　　一个遥远的声音：财富。

　　大海问：人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一个浑厚的声音：创造财富。

　　大海问：石狮人的品格是什么？

　　海浪声、惊涛裂岸声，伴随着一个坚毅的声音：敢于创造财富……

　　这段脱口而出的话语不增减一字，便成了日后拍摄的电视政论片《石狮之谜》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张胜友脑海中即时浮现的“惊涛裂岸，沙滩脚印”等，也成为这段序曲的切换画面。

　　刘成业兴奋异常，说道：“全国那么多记者、作家蜂拥而来写石狮，没有一个人像你认识这么深刻。敢于创造财富——这就是石狮人的精神呀！”

　　这份深刻、犀利，或许还有浑然天成的圆融切合，便是张胜友高出同侪的一大利器。

　　政论片背后：作家的审美追求

　　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影视政论片，张胜友的作品都充满了浓烈的个人情怀：从历史纵深处寻找革新的力量，为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而鼓与呼。

　　张胜友的个人经历，也充满了浓烈的革新气息。

　　1978年，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半年，张胜友即创作了《大学生圆舞曲》歌词，随之谱成华尔兹舞曲而风靡全国各大学校园，传递了新时代的心声，这也促成张胜友对歌词创作乐此不疲。此后，如《土楼谣》、《美丽土楼我的家》、《海上花园》、《梦想启航》、《闽江之水天上来》等一批电视片音乐插曲，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和青睐。“无心插柳柳成荫”——五音不全的张胜友自嘲说。这其中又蕴含了张胜友多少勇于探索、不懈创新的智慧呵！

　　在光明日报社当记者的时候，张胜友曾说：“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我虽然不能站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冲锋陷阵，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改革开放呐喊助阵，擂鼓助威。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的。”于是，张胜友以极大的热情将目光投注于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进程，并把“书写与记录中国改革”定位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调。

　　后来，张胜友成为了出版人。正是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两段工作业绩，使张胜友被《纽约时报》称作“引领中国出版业革命第一人”，并荣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时至今日，仍令业界耳熟能详的是：1993年，张胜友履新光明日报出版社，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上缴利润80万元。1995年至2004年，张胜友执掌作家出版社九年，最后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图书年发行总码洋由1200万元跃升至1.8亿元，国有资产年均增长率31.15%，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年均增长率39.55%，主营业务(图书)年均增长率67.60%。”

　　从纸上谈兵、书生议政，到身体力行大刀阔斧推进出版业市场化改革，张胜友庆幸自己生逢其时，与变革大时代同行。

　　30年前，张胜友以饱含忧患意识、富于批判锋芒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20年前，张胜友又以极具思辨性和前瞻性的影视政论作品，再度饮誉文坛；现在，张胜友已从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回归为一位作家，但他始终没有停下自己剖析的笔和观察社会的目光。

　　他是一位弄潮儿。“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张胜友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为广大读者奉献出了一部中国改革的时代影像。

　　古人云：“恭敬不如从命。”作为同乡与后学，不揣冒昧写下这些文字，以求教于张胜友。

　　是为序。

 

　　附录

　　张胜友：但开风气不为师

　　苗  凯

　　张胜友奇人异相，一语中的。他瘦小精干，双耳却又大又垂，比例极不相称，同事戏称他有张“农民企业家”的脸，他一笑置之；他操着一口极不普通的普通话，却自称是一千年前的中原官话；他待人亲切和善，与他见面听他聊天，只觉得如遇一位博学长者带着你上下五千年，早忘记他一生的传奇和身份的显赫……

　　“我的财富是经历”

　　张胜友出生于1948年，在闽西一个偏僻小山村里度过了难忘的孩提时代。父亲是乡村教师，在永定县抚市中学教语文课，给他取名“胜友”，源于唐代文学家、大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句。

　　张胜友从小读的课外书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外国文学名著基本没有涉猎过。从小学到中学，他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宣读，作文比赛总得一等奖。上初中时他就有一个念头，将来要当个作家。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和班里另外两位同学心血来潮，一起在校园里望着月亮对天盟誓：将来一定要当作家！这不过是一个半大孩儿童稚的对于未来的幻想，如流星划过天际，即便灿烂而美丽，照亮的也不过只是一个孩童的心灵。但是这幻想的力量又是巨大的，有了希望，未来似乎便会沿着希望前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张胜友，有了他以笔和才气为改革开放写下历史的注脚。

　　张胜友上初二时，解放军空军某部来他们学校招收飞行员。那时飞行员三个字对于他而言非常崇高神圣，便报了名。校长听说了，叫来张胜友，让他张开嘴，对他说：“你看你都掉了颗牙齿，怎么能当空军飞行员呢？你老老实实跟着我念书吧！”很快张胜友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读懂了校长维护一个少年自尊心的好意。原来，张胜友的爷爷在两岁时从摇篮摔下来断了腿，长大后就瘸了。张胜友说：“农村瘸子不能劳动，那么以后怎么生活？亲戚朋友凑点钱让他去摆地摊好养活自己。祖父很聪明，有头脑，就做当地的条丝烟生意，居然越做越大，有了加工厂，而且跟我外祖父合作。我外祖父是广东的，我们这边加工，外祖父那边经销。结果土改的时候就弄了一个工商业地主。我的家庭成分也就从此有了污点。”

　　张胜友读高二时遇到教改，规定每一科目的教师都有权推荐本科的尖子学生免于考试。他是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外语……所有的科目都免试。校长希望他考清华，因为考文科政审要求会更高些，所以希望他学好数理化。暑假时，老师们把张胜友留下来不让回家，让他在学校每天参加半天的农场劳动，这样会得到一点钱，剩下半天就可以学习，开始学习高三的课程，希望他可以提前参加高考。张胜友说：“这是他们的苦心。老师们用心良苦，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当时北京每年都举办数学竞赛，那年北京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拿了80多分。老师拿到竞赛题后，关起门来，按照数学竞赛的规则，一个半小时拿着秒表考张胜友，他考了70多分。大家都觉得他非常有希望考进清华。张胜友一时情绪高涨，心想：当不了作家没关系，将来当个自然科学家也很不错。

　　就在这时候，1966年的夏季，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8年，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张胜友家在农村，户口在农村，在县城本来就是“挑米上学”的学生。因此，上山下乡很简单，也就是卷起铺盖回老家种田，无须办什么手续，也没有人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张胜友说：“我是67届，‘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是65年进的大学校门。我村里一个老乡，家里很苦，念书念了一段时间不想念了，回家来。他父亲没办法，让他去学篾匠。篾匠要到深山老林里砍毛竹，他冬天去深山砍毛竹，下山后全身血淋淋的，身上都是被竹片划破的伤口，他感到苦不堪言就又回去读书了，结果念书念得非常好。人吃过苦就知道珍惜了，居然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当年在我们村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跟封建社会中了状元一样荣耀。他走的时候我去送他，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突然丢下一句话：‘两年后，清华见。’而且他到了北京以后，就把他所有高考的复习提纲都寄给我。所以我是拼了命要进清华的，结果‘文革’让一切都成了泡影，我一气之下烧光了所有的高考复习提纲。”

　　当农民张胜友不甘愿，他想做不了科学家，写作总不难吧？只需要几张稿纸一支笔。他所在的生产队里有一个发配回乡劳动改造的“右派”，叔父曾经是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家里藏书很多。劳动之余张胜友经常躲到“右派”家去看书，读了不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

　　父亲当时说：“你想当作家，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这块料吗？” 父亲说狠话为的是打击张胜友，怕他当作家惹上文字祸，逼迫他去学门手艺。张胜友说：“在我们家乡，做工匠，收入稍微好一些。于是，我跟一个泥瓦匠学盖房子手艺。我们家乡有钱的大户人家都住一种土楼。这土楼是旧时封闭式经济的产物，形状有方形的或圆形的，像个城堡。解放前大家族几百口人住在一个土楼里，里面挖有水井，堆积着粮食、柴草；城墙很厚，以防土匪来抢、贼来盗。解放以后盖房子，仍保留这种习俗。夯土墙非常累，只穿一条短裤衩，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哼唷哼唷的，每天能挣到两块钱，那时就算不错了。正当我为每天能挣到两块钱得意时，没想到自己得了恐高症，楼房修高了，站在上面总怕掉下去。结果，泥水匠干不成了，改学篾匠。上山砍毛竹老害怕砍刀砍了大腿，结果也没干长。不管怎么说，总得找个出路吧！后来我就想学服装裁剪。这只需一台缝纫机就能干，比较干净，又没什么危险，顶多是把手扎破流点血。而且，我学过数理化，会画几何图形，也许能派上用场。于是跟了同村的一位师傅，连师兄一共三个人，到深山老林里做缝纫活。”

　　1972年，张胜友裁缝刚学出师，无意间连续读到文友发表在刚复刊的《福建日报·武夷山下副刊》的两个短篇小说。他满心欢喜前去祝贺。结果对方很有些傲慢，对他说：“下一次来，希望能带上你发表的作品来。”这话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回去以后，他毅然决定放弃裁缝这个行当。于是将缝纫机卖掉，又回到大田中去，白天劳动，晚上写作。张胜友说：“当然，我遇到了贵人，一个从省城下放到我们这里的作家张惟，搞文学是他的生命。后来他被调到县里，就又办起了刊物《工农兵文艺》。张惟老师是非常爱才的，收到我的稿子他就坐着运石灰的拖拉机来我们村里找我，从县里到我们村有100多里地呢，坐着拖拉机‘突突突’地一路颠簸，真的非常辛苦。他后来成了我真正迈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 这样，张胜友白天在田头边劳动边打腹稿，夜里在煤油灯下再把腹稿笔录下来。母亲为此常抱怨说：“你在家，一个月两斤煤油也不够你烧哟。”

　　1977年冬，十年“开科取士”，张胜友毅然参加高考。大年初二，邮递员终于骑着自行车来了，老远举着那份通知书高喊：“请客请客，张胜友考上复旦啦！” 张胜友接过来拆开一看，果然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蓦地，脑海里闪过“范进中举”的镜头……入学前体检，他的体重只剩90多斤。

　　“人的命运很奇怪。记得21岁的时候，我正跟着裁缝师傅当学徒。有一天夜晚在一户人家干活，我发现一位年岁很大的老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当时没在意，事后师傅悄悄告诉我，那是个会看命相的人，背地里说我目前的命相不好，慢慢地要过8年之后才能交上好运。现在看来，这真有点蹊跷吧？”1977年，张胜友恰好29岁。

　　读书不为稻粱谋

　　“大学照合影时，所有人穿的都是皮鞋，只有我穿的是布鞋，布鞋是母亲给我做的。”张胜友指着大学时的照片给我们解说。他在跨入复旦的当年，即写下轰动一时的《大学生圆舞曲》。

　　为庆祝五四青年节，上海团市委在青年宫组织中外大学生联欢会。张胜友说：“外国留学生看中国学生都在跳集体舞，觉得很老土，他们都男男女女在一起跳交谊舞。团市委领导一看，很惊吓，这不是在搞资产阶级情调吗？但是又不能制止外国留学生，所以就把电闸给关了。留学生很气愤，他们就点起很多蜡烛，拿出自己的随身录音机，放起《蓝色的多瑙河》等外囯圆舞曲，继续跳华尔兹快三步舞，并邀请中国学生一起玩，男生来邀请中国女学生，女生来邀请中国男学生。我当时在场，感觉舞池中烛光闪烁、人头攒动，像群魔乱舞的样子。”大家都很紧张，觉得今天要出大事了。这件事很快反映到市委。“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的，名叫夏征农。他是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跟鲁迅先生有过不浅的交往。他听到之后感到很无奈，说大学生在一起跳跳舞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喜欢跳舞，而且周总理的舞姿还很潇洒呢。他这样一说，这件事等于没事了。结果上海电视台就播出了大学生们跳交谊舞的画面，紧接着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结果全国大学生就开始跳起了交际舞。我这个人常常会冒出来一些奇思妙想，我看中国没有《大学生圆舞曲》，外国都有，我就想写一首中囯的《大学生圆舞曲》。当时，我一口气就把歌词写出来了：‘鲜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美丽的花朵争相开放/四海的同学欢聚一堂/我们展开理想的翅膀……’现在来看，当时好像春天来了一样，整个时代走向一个新的希望。”

　　1982年春，张胜友大学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当了一名记者。当时很多演艺团体经营困难，国家开始启动文艺体制改革。在沈阳出现了全中国第一个家庭剧团，夫妻俩都是当地剧团里的台柱子，自己承包，夫妻双双组织剧团下乡演出，给剧团交管理费，自负盈亏，很受乡下农民们欢迎。报社文艺部主任指派张胜友前去采访，又担心他第一次完成不了这样的重头釆访任务，就同时叫一个老记者带他去。张胜友说：“冬天，沈阳冰天雪地零下20多度，老同志不愿意去，我也想自己去闯一闯，就一个人跑去了。主任交代说你去采访半个月，回来以后再好好写。我感到这是我的机会来了，去了后马不停蹄采访、日夜加班写作，一个礼拜就把稿子写好回来了。主任很不高兴，说你怎么一下子就跑回来了？我说我写完了。主任很惊讶，我把稿子交上去，一万多字的《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看到稿件非常高兴，当即批示头版头条发表，标题要大号字通栏题，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于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的第一篇稿子就成了《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接着，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的承包改革成为典型，张胜友又写了长篇通讯《一包就灵——改革带来了希望》，将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结合起来写，又一次在《光明日报》上一炮打响。

　　接连两篇文章问世引起文化界很大的反响和震撼，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就电话通知杜导正：你把作者带来。张胜友说：“我跟着杜导正总编辑第一次走进国务院文化部部长办公室，看到办公室那么大，办公桌也非常巨大。当时，还有一个上海杂技团的改革典型，是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另外两个文艺体制改革典型都是我写的。所以朱穆之部长很高兴，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呀！’文化部把我们写的三篇文章下发到全国各文艺演出院团，作为参考学习资料。杜导正就把我调到了机动记者部，说小张你不要写那些小稿子了，以后专门给我写这些大块头文章。我就这样在《光明日报》当了十多年的机动记者。”

　　1993年12月，张胜友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缴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张胜友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第一次和全社职工见面，他开口就说：“作家出版社的改革怎么搞？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就是两句话：怎么来钱怎么干，大钱小钱都要赚！” 结果，这两句话引发媒体轩然大波，被争相引用，但“大前提”却没人提。张胜友不理那一套，循着自己的思路宣布：“第一，从下个月开始，全社人员工资过千；第二，从明天开始，取消打卡上班制度。”当时，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作家出版社近百名员工，平均月工资才500元，大大低于同行业的收入水平。

　　改革仅一个月，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上升为276万元；一年后，年图书发行码洋从1200万元上升到3859万元。当年就出现了有一部图书的获利近百万元。两年后，业绩最好的编辑年终奖金曾高达80多万元，同时出版社职工年人均收入也超过了6万元。至2003年，作家出版社年图书发行码洋已直线飙升到1.8亿元。

　　张胜友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最早派人前来调研，之后给中央写了内参，说作家出版社的改革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双丰收的成功经验值得肯定。新华社也派记者前来调研，写了《动态清样》内参，并编发了新华社通稿。最后，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一位副组长亲自带队来调研，写了大内参。之后，有关领导请我去当面汇报，问我能不能确保两个效益的统一？我心里很清楚，我在作家出版社的改革，一点问题都不能出，一定要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基础上出效益，否则，就会全盘皆输。”

　　中外媒体对张胜友的轰炸式报道集中于2003年之后，当时他挂帅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誉为“引发中国出版业革命的第一人”……而见诸报端屡见不鲜的评价，往往是“传奇人物”、“出版大鳄”等等。

　　“如果给我一个舞台，不管这个舞台大小，我都会把我的改革理念付诸实施。”这是张胜友一以贯之秉持的价值理念。他曾说过政论片有点类似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那个策论——你怎么来理解国家和治理囯家？也像现代政治家们的施政演说。政论片需要有思想，有历史感，有厚重感，有文化内涵，有哲理意识，有诗化语言，还要有精美的画面，对于表现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很贴切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张胜友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方面，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甚至三百年的历史进程，同样也会积聚起西方国家需要两三百年时间去消化的大量社会矛盾，所以我们自然需要大的调整。如今我们有了较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调整得好，我们继续往前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平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写政论片的时候，不是以中央的文件、中央的精神为唯一，我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融进去。”张胜友书生论剑，如古之大臣、文人进谏，用自己所学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张胜友自嘲不是专家，至多只能算是个杂家，因为不论写任何一部政论片，他都需要查阅、消化大量的甚至是惊人的资料和素材，其中涉猎的知识面包罗万象。

　　福建有一个地方叫石狮，靠近海边，有些像温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陈永贵到了石狮，曾说这个地方除了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和对岸的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在改革开放之初，石狮存在大量走私活动，引起中央领导层的关注和震怒。走私活动却帮助石狮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聚集起来以后，石狮人马上开始办实业，整个富裕起来了。

　　张胜友在政论片《石狮之谜》开篇写道：

　　大海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是什么？

　　一个遥远的声音：财富。

　　大海问：人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一个浑厚的声音：创造财富。

　　大海问：石狮人的性格是什么？

　　海浪声、惊涛拍岸声，伴随着一个坚毅的声音：敢于创造财富！

　　石狮市市长刘成业异常兴奋，对张胜友说，全国那么多记者、作家写石狮，没有一个人像你认识得这么深刻。敢于创造财富，这就是石狮人的精神呀！刘市长还在全市党代表大会上激情朗诵了这段解说词。

　　张胜友在写作时自称有画面感。他可以为导演解惑，运用什么样的画面来表达他诗意的语言镜头。“我写了30多部影视政论片，深圳、厦门、珠海、海南、浦东等经济特区的改革都是我写的。写作这些政论片犹如在穿越一条历史隧道，充满了挑战感。”在书写和记录中国改革方面，30年来没有人超越张胜友。所以，他当之无愧地当选为“2010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

　　回忆起撰写《十年潮》时的经历，张胜友记忆犹新。张胜友说：“我应该说运气好，邓小平南巡前我就开始写《十年潮》了。1991年冬，我还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找我写的时候希望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我说不要，我自己写。他说你不懂经济呀，我们请社科院的经济学家帮助你。我说也不要，我写完以后可请这些专家看，如果有外行的地方我可以改。我跟翟部长提出来：政治上你们把关，艺术上听我的。我说电视是综合艺术，有文字、画面、音乐等等，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最后要看整体效果……结果，翟部长很爽快地答应了。” 张胜友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关在一间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地写作，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其中的辛苦难以为外人道。那是思想的激情碰撞，也是身心的辛劳疲累和巨大负荷。

　　《十年潮》写完后，恰好邓小平南巡，翟泰丰部长很高兴，当即把《十年潮》文稿送到了邓办。邓小平当年已经88岁高龄，而《十年潮》的解说词有2万多字，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阅读起来会有些吃力。所以就请著名配音演员张家声先配音。张家声老师准备了一个礼拜，非常认真，字斟句酌，最后他对张胜友说：“老张，朗读你的解说词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向全世界发布中国改革宣言。”录音带很快又送到了邓办，半个月后邓办即回了电话，说：“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较准确全面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地拍摄。记得央视导演傅思一直是抱病加班加点工作的。1992年5月，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白天《光明日报》整版刊出一集解说词，而晚上央视则播出一集片子。央视连续播了四天，《光明日报》也连续刊发了四块版的解说词。张胜友累坏了，已经发烧生病了。这个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邀请张胜友马上到深圳写邓小平南巡。报社总编辑张常海说作者病了，深圳那边说我们的医疗条件不会比北京差，让他来深圳边治疗边写作。于是，张常海总编和张胜友一道飞去了深圳。在深圳，医生给张胜友检查身体，血压50—80，就是写作劳累过度，太虚弱了。张胜友回忆说：“我头晕，发烧，被安排住在深圳迎宾馆，也是小平同志南巡时居住的地方。因为低血压，头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喝红糖水和红葡萄酒升压。我躺在床上，让宣传部把邓小平南巡的纪录片和谈话文字资料以及历年来深圳改革大事记都给我拿来，我躺着看了整整5天。”

　　张胜友用20天时间写完了《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整个写作期间，连宾馆大门都没迈出过一步，写完之后就立刻飞回北京了。张胜友以自身的睿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主线，抓住了深圳特区作为改革排头兵、试验田的示范和榜样效用，抓住了邓小平同志两次南巡所具备的石破天惊的思想力量：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价值取向，这是中国吹响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军号！90分钟长度的电影政论片《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再一次受到小平同志的称赞，并成为当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片。张胜友说：“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徐光春起草报告要给我一个总编辑特别奖，奖金200元；结果，报告送到总编辑那里，总编辑大笔一挥又变成了100元。”张胜友开心地哈哈大笑。

　　《风帆起珠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片。张胜友再一次受命担负起了写作重任，并尝试着搭建一种具有恢宏气派的复式结构。张胜友说：“《风帆起珠江》分三条线索交叠递进：第一条线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史，第二条线是20世纪至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三条线就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力图把它放到全球视野下加以观照，并着眼于从历史的纵深处寻找源头。” 六集电视政论片《风帆起珠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巨大。荣获第21届电视星光奖，也是政府最高奖。

　　张胜友近期创作的另一部历史文献片《古田会议》，荣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及2008—2009年度十佳纪录片奖。而2010年5月由央视播出、论述中华农耕文明如何融入世界海洋文明的《闽商》，则一经播出即好评如潮。

　　点击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实台，总计有2991部纪录片的排行榜上，(截至截稿前)网民投票“评分最高”排名为：《闽商》第一，《风帆起珠江》第二，《古田会议》第三。张胜友一人居然包揽了前三甲，这份荣耀是来自于广大网友的肯定。

　　记忆和牵挂

　　很早以前，张胜友的母亲就来北京住过。父亲不愿意来，父亲退休以后，就在家中庭院种点花草。

　　“我们客家人的土楼，有圆的，但更多是方的。土楼格局很讲究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比如中间的天井，是上通高天下接地气。”张胜友有一张父母亲的合影，就是在自家天井中照的。庭院中种了很多花木，绿意盎然，二位老人坐在老旧的椅子上，须发苍苍，两个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人，他们的白发中掩藏了多少的委屈、磨难，多少的坚韧、勇毅啊！这是关于记忆的画面，又有一点遥远的印象：似乎是早已远离了现代的田园牧歌。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有一年回家，在城里特意买了两纸箱柑橘带回去。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感觉，我的父母、家人一辈子都没有好好地吃一回柑橘，有时偶尔吃一两个还要一家人分着吃。我买两箱回去，就让他们放开吃。我说你们舍不得吃的话，明天就会坏掉，他们害怕浪费，就开始吃、大吃。”父母节俭了一辈子，张胜友只是希望能让家人在物质上享受一回，奢侈一次，哪怕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能把他们心目中的好东西吃个够就好。这话听着让人觉得温暖，又觉得鼻酸。就是这样既温暖又苦涩的记忆，铸就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也铸就了张胜友的书生侠骨——当他走出乡村、走向都市、放眼世界时，承载着他的，永远是坚实的土地和平凡的百姓。

　　2006年元宵节，85岁高龄的老父亲安详地走了。悲怆之余，张胜友只能在父亲的灵堂前敬献上儿子的一副挽联：教书清贫为乐，做人宽厚乃风——先生风范。 

　　“我这样想，人类共有四大古文明，其中如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等三大古文明都先后中断了，唯有我们中华的黄河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什么呢？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然包含着糟粕，但是主体是好的，而孝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因子。特别是在农耕时代，孝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凝聚力。由孝自然而然就有了忠，忠孝促成一个家庭的和睦，我们说尊卑有序，就不会乱套；每个家庭的和睦带来社会的和睦，从而带来整体的和睦。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赖以延续、赖以发展的生生不息的核心思想价值。”张胜友说，孝里面包含感恩，对先辈、长辈、父母、师长的感恩之心；孝里还包含敬畏，对先人开疆拓土艰辛创业的敬畏。一个人对家庭有一种孝的思想，整个扩展开来，一个社会就有了尊师重教的传统，人们对国家对民族也就都有了感恩和敬畏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信仰。

　　张胜友一辈子都是完全靠自身奋斗，所以他留给儿子最大的财富就是一句话：人要自己奋斗。“儿子也很争气，他不在北京，在当地大学毕业以后在我老家的电视台工作，本来我还给他联系了北京广电学院想让他来进修学习的，他还不愿意。后来他自己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在当地一个地级市的纪检部门工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我不会要求他有多么大的出息，我只希望他老老实实做人、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可以了。儿子有一件事让我很自豪。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文化官员或文化名人，比较受到社会和当地领导尊重吧，所以我一回到老家，什么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乃至省里的领导都会请我吃顿饭。我想带上儿子一起去，他就经常不愿意。他说我跟你去干什么，人家一说就是张胜友的公子。他从来不会打着我的招牌去做任何事情。我希望他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工作，自食其力；我儿媳妇是中学的老师，他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家庭和谐最重要的是包容，是尊重。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也一样，性格、脾气、秉性、思想、观念、行为、举止等等，你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人，那么就要彼此包容，相互尊重。

　　张胜友是孝子，当年他还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母亲生病了，非常严重，到北京来治病。当时他的经济条件也很差，母亲经常要去医院检查身体打针什么的，他就用自行车每隔两天推着母亲去一次医院，要走很远的路。后来，女儿出生，母亲又来北京帮忙照顾女儿。冬天去楼下取奶，地上有雪很滑，母亲一不小心摔倒把手摔断了。在医院里，母亲的手被吊起来不能动弹，张胜友除了上班，每天还要赶回家做好饭菜给母亲送去，还要帮母亲梳洗。母亲摔倒以后，小女儿只好去到老丈人家暂住。张胜友当时住在三环外的团结湖，为了省下两毛的公共汽车票钱，每次骑自行车来回三个小时去看孩子，给孩子带一些食物用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家里最拥挤的时候，一间小屋子大概10多平方米，原来夫妻俩住，后来小女儿出生，为了带女儿母亲又从老家过来，等于要住四个人。所以有了女儿以后，我经常晚上骑自行车到报社去睡办公室。那个时候写作，我就在晚上等大家都睡了，把桌子搬到楼道走廊里，把电线拉出来，夏天蚊子多还得点上蚊香……我感到那个地方很好很安静，就在那里写东西，其实当年不少好作品就是在那个走廊过道里写出来的。”

　　张胜友有一篇广为流传的随笔《记忆》，写道：“每逢周六下午，我和弟弟便携手沿着这伸入田畴的青石小路走去。我们的手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的腿也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连我们的身子也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携着细瘦的手，迈着细瘦的腿，晃悠着细瘦的身子，蹒跚地渐次渐远地走向村口，去迎候将归尚未归的父亲……”可是，这个弟弟最终没有能熬过三年困难时期，他是留在张胜友心灵深处的痛。“我这个大弟弟非常聪明，学习成绩非常好，我一直说自己到了改革开放后是生逢其时，而大弟弟在困难时期则是生不逢时。如果大弟弟还活着，我估计他的人生会很精彩，会做出很多成绩来的。”说着说着，张胜友的话音越来越低沉，那是刻意压抑的哽咽。“我现在人生境遇越来越好，所以我不敢懈怠，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写作，不要浪费生命。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其中也包括我已逝世的大弟弟……”

　　龚自珍《己亥杂诗》第104首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正可作为张胜友一生写照。书生立世，能以一己才学影响世事，推动社会进步，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