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志愿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24日11:12 作者：裔兆宏

作者：裔兆宏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
书号：9787539746227
定价：25元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志愿者》为

“2013年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之一

 

 

　　《中国志愿者》以中国志愿活动的发展和壮大为线索，以中国志愿活动开展以来涌现的重大事件和先进人物为内容，展现典型志愿者的人生轨迹，勾勒中国志愿事业发展的当代历史，凸显志愿事业的中国特色，展望中国志愿者事业的未来前景。通过《中国志愿者》，您将会深刻认同中国志愿者所践行的“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的志愿理念，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和温暖。

 

　　中国志愿者

　　(长篇报告文学)

　　内容提纲概述

　　他们主动承担，

　　他们甘愿吃苦，

　　他们不求回报，

　　他们来自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职业，

　　他们虽然年龄不同、岗位各异，是一群普通而又特殊的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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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方雪灾到汶川大地震，从舟曲泥石流滑坡到玉树地震，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到广州亚运会，这些年来，人们到处见到志愿者们的身影，到处听到志愿者们的动人故事。他们以亲历者的角色，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的“大事件”。正如这些“大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它们也在促使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发生转折与蜕变。

　　何谓志愿？志愿就是主动承担，心甘情愿。

　　然而，对于志愿，不同时代，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烙印。

　　以真诚面对世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营造一个个生存、奋发向上的空间。这是志愿者的共识。

　　她，浅浅的酒窝，圆圆的脸，阳光般温暖的微笑。她情系山区儿童，曾两度奔赴云贵高原的边远山区支教。2010年7月21日，她在贵州支教期间，在崎岖山路上行走时，不幸被一块巨石砸中头部，再也没有走出大山深处。而两个月前的21日，她刚刚度过20周岁生日。20岁的生命，永远长眠在大山深处的布依族苗族山寨。她叫赵小亭，来自江苏如皋农村一个贫困家庭，是武汉大学大二的学生。

　　赵小亭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20岁的生命年轮。她的青春时光与“志愿”这两个字紧紧连在了一起。

　　当代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可追溯到邢燕子、侯隽那一代自愿上山下乡的第一代知青。

　　时光倒流到45年前。同样是“志愿”这两个字，却将23岁的北京青年杨华等一群年轻人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时间，他们的豪言壮语，他们的大幅照片，在各大报刊上出现，“向困难进军”，成了他们那一代年轻人的名片。

　　“服从组织分配、听从祖国召唤”。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5年，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那里安家落户。

　　当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杨华和其他4名年轻人的倡议书——《让我们高举起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前进》。几天之内，就有700多人报名。最终60人作为首批队员，组成全国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

　　从此，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全国青年和团组织中形成热潮。从1955年8月到次年9月，全国共有20万名青年参加志愿垦荒队。“必须绝对自愿，不要国家一分钱，去后就扎根边疆不回来。”这是5名年轻人给自己提出的要求。

　　1955年8月30日，首都1500多名青年参加盛大集会，热烈欢送全国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随后的近20年时间，“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了一代热血青年的“志愿”。

　　历史的车轮总是不断地前行，但一个人的时代精神却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这种精神，就是“雷锋精神”。

　　赵小亭出生的年代距离杨华的“志愿年代”已有34年。赵小亭并不了解杨华，但跟杨华同时代的雷锋，她却很熟悉，因为“学校每年都搞学雷锋活动”。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1963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长达两万多字的社论《论雷锋——“五四”中国青年节献词》，全国30多家报刊全文转载，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全国发行了300多万册。从此，“雷锋”这个名字，影响了中国几代青年。

　　追溯中国的志愿服务服务事业，有社会学家认为，从1960年到1976年，属于“为人民服务”的运动阶段。因为，“鼓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志愿服务。

　　1977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阵阵巨浪，民众追求致富成为普遍趋势。但是，人们对人间温情、相互关爱的渴望与需求并没有改变。

　　1981年3月5日，时隔18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再论雷锋》的社论。针对为什么还要学雷锋的讨论，提出“80年代更需要雷锋精神的大发扬”。中国社工协会志愿者委员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建光认为，这个阶段是公益服务转型阶段。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顺口溜，显示出传统志愿活动中存有的形式化、短期化等弱点。一个阶段，“傻帽”、“不够进化”曾成为热心社会公益者的“标签”。

　　直至1993年，我国两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举起“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开始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从那时起，青年志愿者成为雷锋精神新的载体。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告别了“运动”，开始注重政治文明。而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谐局面的出现，除了尊重规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还必须唤起社会成员的道德与责任感。当人们终于认识到，富人对穷人有一种责任，已受教育者对未教育者有一种责任，城里人对乡下人有一种责任，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有一种责任，有能力者要多贡献社会成为一种力量，成为一种责任，这时社会进步才会产生一种源动力，社会才会和谐，才能共同富裕，走向繁荣昌盛。

　　1985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确定每年的12月5日作为国际志愿者日。两年后，志愿者的概念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珠三角地区，渐次传入中国内陆。

　　创办中国大陆第一条热线电话的广州市志愿者回忆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收看香港电视时就发现，义工热线电话竟然有具有积极作用。诸如：对辅导青少年成长、解答心理疑难问题、阻止轻生行为等。

　　于是，他们在团广州市委、香港义工团体的支持下，1987年成立了“手拉手——青春辅导热线”。

　　1990年，在团深圳市委的支持下，一批以年轻人为主的热心人士，借鉴香港义工的工作方式，创建志愿者热线，申请民政局注册，正式成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志愿服务社团。

　　“大都是大专以上文化”，谭建光在调研中发现，参与“中学生心声”的志愿者主要是教师，文化程度高、生活安定。深圳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公开征集志愿者时，报名者也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事业相对成功、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人。

　　他发现，当时志愿服务的动机非常单纯：“因为我有快乐的童年，所以我希望天下人的童年都快乐”、“社会给予了我许多，我也愿意回报社会”等等。

　　星星之火，是如何形成燎原之势的？ 1993年12月19日，志愿者的旗帜，在中国铁路青年中第一次升起！

　　谭建光认为，1987至1993年是中国志愿服务“自发探索”阶段。这一时期，自发组建、自发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力量单薄、社会影响有限，“但促进了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新型友善互助风尚，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先行探索的经验。”

　　自1994年起，成规模的中国志愿者活动开始展开。同年12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

　　随后，各级青年志愿者协会也逐步建立起来。青年志愿者社区发展计划、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也相继实施。

　　同时，民政系统推动的社区志愿服务和红十字会推动的专业志愿服务也在发展。

　　尤其是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基层人民的深切欢迎和关怀。从最初的组织动员阶段，到1996年实施扶贫接力计划，建立了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1997年11月，第5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23个国家提交的52／17号提案，将2001年确定为志愿者年。2002年5月，志愿服务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并通过了《北京宣言》。

　　2001年，中国实施志愿者注册制度，对志愿服务进行规范化管理。以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标志，2003年6月，团中央等部门组织青年志愿者直接服务经济社会生活，志愿服务进入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领域。青年志愿者行动迅速提升到一个高水准发展的新阶段，志愿服务的队伍、组织、项目、机制等各项建设，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土壤，有了相当扎实的规模浩大的发展。

　　截至2011年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已有近10万名大学毕业生参与。

　　几年时间内，中国成立了由中央、省、市、县四级青年志愿者协会构成的青年志愿服务体系，部分地区还延伸到社区和农村，以青年志愿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的形式出现。

　　2002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启动。中国的志愿者们首次走出国门，把中国青年志愿者的关怀和服务带到了海外。

　　首批到埃塞俄比亚开展志愿服务的冯艾，后来成为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海尔基洛斯·格塞斯的家庭教师。第一次给大使上课，冯艾特意别上“中国青年志愿者”的胸章，传播了中国青年志愿者热爱和平、追求友好的形象。截至2010年，中国已累计向海外派出359名青年志愿者，从事汉语教学、医疗卫生、农业科技、信息技术等服务。

　　19年来，中国已经拥有一支超过5500万人的注册志愿者大军。其中主要包括：逾2600万名社区服务志愿者和超过2900万名青年志愿者。

　　志愿者只有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不断获得幸福感，才能够坚定而长期地从事这一事业。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5·12”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见证了中国全民参与志愿服务时代的来临，也是中国的志愿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9年5月17日，在广州举行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赛落幕后，一位国际羽联官员专门给志愿者发来这样热情洋溢的信：

　　“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你们总会面带微笑地给予最大的帮助。这次在广州的工作经历让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这封信盛赞的志愿者中，很多人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毫不吝啬地盛赞中国的志愿者：“当我们把奥林匹克梦想变成现实之时，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成千上万、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这开创了奥运会上为志愿者颁奖的历史。

　　北京奥运会总共发动了170万名志愿者，包括10万名赛会志愿者、40万名城市志愿者、100万名社会志愿者和20万名拉拉队志愿者。

　　西班牙《国家报》、日本《读卖新闻》等海外主流媒体相继发表文章，盛赞中国青年志愿者——中国青年志愿者以民间外交官的形象走向国际舞台。

　　此前，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举世震惊。数十万名志愿者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其规模之大和奉献精神同样让全世界为之震动，海外媒体称之为“中国温柔的心”。

　　“我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路，听了多少电话，接待了多少情绪激动的志愿者。每当他们为救灾而着急上火，或拉着我的双手默默流泪时，我总会耐心地给他们解释，默默地陪着他们流泪。”这是200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蒋银凤的肺腑之言。她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经历了汶川特大地震，这名柔弱的女生承担了协调管理志愿者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震救灾中，团四川省委累计接受志愿者报名118万余人，有组织派遣志愿者18万余人，开展志愿服务达178万余人次。从震后的第三天起，在团中央的牵头组织下，由20多个省(区、市)团委组织的青年医疗卫生志愿者服务队，从全国各地迅速抵达灾区一线参与救援。

　　但是，在借力行政后，如何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乃是今后中国志愿服务的主要挑战。

　　在这个蜕变的时期，志愿者的幸福指数不仅将关乎中国志愿服务的质量，也将关系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志愿者是最吸引人的群体，他们热情、友爱、奉献、快乐，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时候，充满温情。他们的行动和话语之中，都包含了无限的爱与友善。

　　如今亿万农民离土离乡到城市来打工，人心思富，但是，每年都有近万名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志愿服务。

　　他们充满了人性之美，人情之美。

　　在中国，目前有数以千万计的志愿者，他们或默默无闻服务于城乡公益事业，或献身遥远的贫困山乡。他们的足迹散落在祖国边疆的山山水水，他们有的为了人生的选择和建树，毅然放弃优越，选择了艰苦。

　　徐本禹，一个注定会感动更多中国人的人。华中农业大学2003届毕业生，以372分的高分考取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却推迟两年入学到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支教……

　　莫锋，一个不忍触碰的名字。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放弃了深圳月薪7000元的工作，毅然到内蒙古巴林右旗支医，一年后扎根在当地。远在广东的母亲患癌症期间，他都未能好好尽孝，最终成了莫锋心里永远的遗憾……

　　熊宁，一个1978年8月出生汉族女孩。多年来，她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与社会公益事业，关心孤残儿童。她先后4次前往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为当地孤儿学校和牧民捐资捐物。2008年年初，熊宁得知青海玉树州等地遭遇雪灾的情况后，动员社会力量为青海灾区募捐。3月10日，为商讨募集资金改建校舍和支教事宜，熊宁从玉树乘车前往贡奔香巴林民族技能(孤儿)学校途中，遭遇车祸……

　　一个个美好的青春心灵，烙在了岁月的记忆中，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中，他们的事迹或感动苍天，或激励人心，或震撼灵魂……

　　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对落后地区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的志愿服务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向并轨，也是与国际社会发展接轨的事业。在欧洲，志愿服务事业已有近百年历史，志愿精神亦为全世界所崇敬。

　　在2001国际志愿者年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志愿者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

　　中国志愿者事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许多困惑和难题。

　　志愿服务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公民在获得应有权利的同时能不能承担起应有的义务？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事实是，区域扩散效果明显，但问题也比较突出。

　　一是许多人认为这种志愿者网络只是团工作的一部分，是青年的事情，使其社会广泛性被削弱。

　　二是对轰动效应、短期效应的追求，导致青年志愿者活动“运动化”、“形式化”、“临时化”。

　　客观地说，“党政统筹、团青示范、社团管理、全民参与、社会支持、法律保障”这一新格局，是中国志愿服务呈现出的新特点。

　　在大型活动中，志愿者则往往仍以“官方化”、“组织化”大规模亮相，体现了志愿服务的“中国特色”。

　　对于“官方”痕迹和“组织”动员可能影响“志愿精神纯度”的观点，谭建光认为需要客观评价。

　　“党委和政府的意见有更大影响，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生俱来的特点”。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事情很难做大。不过一旦介入过度，往往就会出现陷入僵化、官僚化的矛盾，“这是中国国情”。

　　在深圳曾发生这样一个例子：1994年前后，有关部门曾3次派员到深圳动员“深圳义工联”改名。

　　应该说，官方背景浓厚的全民志愿行动并不是坏事。“行政化背后的社会化、形式化背后的生活化”，是北京奥运留下的一个启示。

　　不过，在志愿服务推广过程中，一些举措使其看起来并不太“志愿”。比如，免试读研或者考研加分等。

　　如何建立有效、符合实际的志愿服务制度，也许是过去30年多来对于中国政府重要的考验之一。它必须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益、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又必须符合人性化、人文关怀的要求。既使其在一定轨道内运行，又要高度尊重志愿者的个体意愿。

　　谭建光认为，“不加分是不重视，加分又很功利”，这让政府处于两难处境，这就要求政府只能扮演统筹角色，将具体的管理权下放给本就具有民间性的志愿者组织。

　　还有，随着中国志愿者队伍壮大，志愿服务项目也需要创新，有必要改变志愿服务的“低水平徘徊”状况。应当让更多的人理解，志愿服务不仅仅是“扫大街、看老人、做表演”。

　　曾几何时，有些志愿者曾被误解是“出风头”、“博取名利”、“做秀”和吸引社会关注。被称为“最牛志愿者”、坚守北川灾区两年的张华强就被质疑“想出名”。另外，一些志愿者认为自己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免费劳动力”。

　　问题虽多，但中国志愿者的心灵之美不可抹杀，不可忽视，中国的志愿者事业需要不断拓展。

　　如何理解中国志愿者？中国志愿者的精神高地在哪里？中国志愿者的精神境界是如何升华的？这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也是作家笔下需要透视的命题。

　　现在，就让我们走近中国志愿者的精神高地，聆听他们的动人故事，感受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大爱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