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2月07日10:23 作者：熊元义

作者：熊元义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书号：978－7－5077－4230－5
定价：48. 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较为系统地把握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指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瓶颈是理论的贫困，要求从理论上和求真上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在多方面地把握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的关系的基础上批判了当代文艺界轻视、忽视甚至拒绝文艺理论的倾向，不但探讨了当代文艺批评的三种形态及其走向，而且总结了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既重宏观研究，也重微观研究。

　　本书还探讨了当代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提出重铸中华民族开疆拓土之魂，倡导清新刚健的审美风尚。

　　目录：

　　一　文艺批评的发展瓶颈

　　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批判力量 ／ 2

　　当代文艺批评的困境与出路 ／ 10

　　当代文艺批评的歧途 ／ 17

　　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瓶颈 ／ 21

　　理论的贫困与批评的浮躁 ／ 27

　　思维的简单与批评的粗暴 ／ 34

　　理论的贫乏与批评的歧途 ／ 41

　　喜剧理论的阙如与喜剧批评的迷失 ／ 49

　　鲁迅的批评与朱光潜的反省 ／ 55

　　朱光潜在中国悲剧把握上的理论失误 ／ 63

　　文艺经典与文艺评论 ／ 75

　　改善文艺批评家生长的环境 ／ 80

　　共同营造艺术批评的生态环境 ／ 87

　　文学批评的尊严 ／ 92

　　文艺批评新风新在哪里？ ／ 104

　　二　文艺批评的理论建构

　　当代文艺批评学的生长点 ／ 118

　　理论终结与理论自觉 ／ 124

　　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 ／ 134

　　文艺批评与文艺争鸣 ／ 142

　　文艺批评与纯正趣味 ／ 147

　　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 154

　　在文艺批评中进行文艺理论的建构 ／ 161

　　在矛盾中把握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 168

　　文学批判与现实批判 ／ 174

　　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的标志 ／ 187

　　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不能迷失方向 ／ 201

　　促进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出伟大作品——论陈涌晚年的文艺思考 ／ 208

　　中国当代文艺思想解放的先驱 ——从姚雪垠与刘再复的论战说开去 ／ 226

　　自觉地推动当代文艺思想的解放——简论姚雪垠的文艺思想 ／ 242

　　万丈高楼从地起——简论陆梅林的文艺思想 ／ 257

　　理论的彻底与批评的到位——论仲呈祥文艺批评的特色 ／ 264

　　提升创作主体的境界 ／ 269

　　深情创作与矫情创作 ／ 273

　　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 ／ 278

　　三　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

　　重铸民族魂 ——梁启超美育思想引论 ／ 298

　　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 308

　　当代审美风尚的趋向 ／ 319

　　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 326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 333

　　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拷问——云杉散文《外城琐记》赏析 ／ 343

　　世界文化发展的科学途径——感悟云杉散文《文化的非洲》 ／ 348

　　民族精神的重铸——评忽培元的散文 ／ 353

　　独到的眼光与思辨的力量——评刘上洋的散文 ／ 359

　　让艺术插上思想的翅膀——评任蒙的文化散文 ／ 363

　　回归正义与民族精神的传承——评电影《赵氏孤儿》／ 368

　　论哈姆雷特的“延宕” ／ 375

　　废除鸟笼 ／ 380

　　犹盼高扬鲁迅旌——评《郑欣淼作品集》 ／ 382

　　握住泥土——评田禾的诗 ／ 386

　　历史的阵痛与悲壮的坚守——评郑局廷的小说创作 ／ 390

　　人与狼难共舞 ／ 397

　　恰似英姿竹劲绝——看尹维新的“冰竹”画 ／ 401

　　繁荣当代文学的重要举措 ／ 406

　　中国当代文化输出与责任 ／ 408

　　文艺创作能否量化管理？ ／ 411

　　磨砺对生活的感觉 ／ 415

　　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 ／ 418

　　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 ／ 422

　　转轨批评家的荒谬逻辑 ／ 429

　　后记

　　历史的碎片化与理论感的丧失 ／ 440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序言

于 平

近20年来，中国文艺批评这一推动文艺发展之翼始终不够坚硬。从责难文艺批评的“失语”和“缺位”到提出 “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文艺批评的锋芒哪去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一直处于被质疑中。面对这些质疑和责问，熊元义在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上既强调文艺批评家素养的提高，也重视文艺批评家成长环境的改善。其中，文艺批评家克服自身的鄙俗气和追求真理尤为关键。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熊元义多方面地探讨了文艺经典与文艺批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努力破解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

当前，不少人在推进当代文艺批评发展时不重视文艺理论的发展，并极为忽视二者的辩证关系。的确，当代文艺界一直存在一种忽视文艺理论发展和文艺理论队伍建设的倾向。有些人对文艺理论即使在口头上重视，但在实际上却是基本上不重视，有时甚至相当忽视。这已造成当代文艺理论界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严重的断档危机。有些人以为加强文艺评论，就是增加文艺评论的数量。这是本末倒置的。加强文艺评论，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提高文艺评论的质量。

熊元义在深入地把握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这种文艺理论贫困的危害。这就是文艺理论贫困导致当代文艺批评界一些“风”派人物和滑头人物频繁交替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少文艺理论家在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从“审美反映”论到“文艺实践论”再到“文艺本体论” 的演变。有的甚至提出“审美超越论”，认为人在精神上可以实现审美超越。但是，这种审美超越与现实超越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完全脱节的。尤其是文艺的审美超越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而是反映了人的现实超越的。否则，文艺就完全成为作家艺术家主观创造的产物。这些文艺理论家在强调作家艺术家对美的创造时忽视了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世界里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不自觉地陷入了唯心史观。这就是理论贫困的产物。更有甚者，有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中不但为各种不同思想倾向不同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捧场，而且这些捧场大多是一些没有立足文艺作品实际的空话套话大话，完全堕落为滑头人物。尤其是这种文艺批评有些还成了社会体制的组成部分，危害更大。这不但荒废了不少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而且毒化了文艺理论人才健康成长的社会土壤。这恐怕是中国当代社会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文学艺术上却稀有世界地位和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大理论批评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史上，不少尖锐对立的文艺批评都是与理论的分歧分不开的。文艺批评分歧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对文艺作品认识的深化，而且有赖于理论分歧的最终克服。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一些理论分歧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主要是因为有些人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这种文艺理论的软弱和不彻底主要表现中国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在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的氛围里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迎合狭隘需要，不但在批评文艺作品的缺陷时空说泛论，而且在褒扬文艺作品的成就时言过其实。这些文艺批评貌似丧失了那股不肯随顺的“浩然之气”，实是理不直气不壮。有些文艺批评家虽然艺术感觉还算比较敏锐，但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因而难以击中批评对象的要害，只是提出了一些隔靴搔痒的似是而非的概念。这不但没有解决理论分歧，反而进一步地扩大了理论分歧。

而熊元义的文艺批评则有较强的理论感。对于一些文艺批评的分歧，熊元义不但在审美感悟中探究得失，而且在理论反思中辨别是非。因而，熊元义的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是相互促进的。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一课题到仍继续梳理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败得失的系列论文选集《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熊元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一直没有脱离中国当代文艺实践，没有脱离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的研究与总结和反思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以及文艺批评的发展结合起来。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学之所以在当代文艺批评实践中没有什么特别影响，是因为极为忽视对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理论反思和总结。结果，这类文艺批评学除了总结和梳理现代西方文艺批评的发展以外，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理论反思和总结不是彻底推倒前人，而是在充分吸收前人有价值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熊元义的文艺理论研究能够不断进步是与他重视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分不开的。

文集《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虽然只是熊元义的文艺理论研究的部分成果，但也可看出其文艺理论研究的若干特点，一是其文艺理论研究较为系统，不是串糖葫芦，而是形散神聚，具有相当内在的逻辑联系；二是其文艺理论研究大多是对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代文艺批评的理论深化；三是其文艺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立场，不但站在基层民众的立场上激浊扬清，而且积极倡导重铸开疆拓土的民族魂。在这个重成败轻是非的时代，熊元义的这种理论坚守是值得提倡的。

2012年11月8日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摘录

　　熊元义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既有开疆拓土的英雄，也有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岳飞、文天祥这样保家卫国的英雄，更需要卫青、霍去病、薛仁贵这样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激励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当一个民族在奋力实现现代化时，崇拜和向往那些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是有利于这个民族的发展和腾飞的。

　　——摘自《重铸民族魂》

　　当当代白毛女纷纷嫁给黄世仁的时候，这将伤害不少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仍在社会底层打拼的优秀分子。他们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将再次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受到剥夺的时候，在情感生活上也要受到剥夺，即在情感和婚姻资源上处在更加不平等的地位。

　　——摘自《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

　　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和过去普遍出现的陈世美娶公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一为女性，一为男性。因此，如果我们肯定白毛女抛弃王大春嫁给黄世仁，那么，就必然肯定陈世美抛弃秦香莲娶公主。这与我们提倡的诚实守信、艰苦奋斗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而当中国文化的这种重情重义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遭到颠覆后，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这些当代“白毛女”。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9年已超过0.48。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反而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其实，我们并不反对白毛女追求现代化的“生活”。但是，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是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而是在不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的前提下从下层阶层跻身到上层阶层而已。

　　——摘自《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

　　真正的农民文化革命是那些维护和捍卫农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和满足他们的根本需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那些具有农民身份的个人跻身上流社会，成为有文化的人。这些跻身上流社会的个人往往可能最后背叛农民。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社会正不断发生。

　　——摘自《喜剧理论的阙如与喜剧批评的迷失》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却没有这种理论自觉，往往从狭隘需要和个人目的出发，肯定赵本山喜剧艺术的则把他捧上了天，批判赵本山喜剧艺术的则把他掀翻在地。这种走极端的批评倾向无疑是文艺批评的迷失。中国当代喜剧界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赵本山、潘长江、蔡明、艾立、郭冬临、黄宏、巩汉林、郭达等著名喜剧演员。他们虽然不能与那些青史留名的滑稽人物相比，但在喜剧艺术表演上也取得了各自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各自鲜明的艺术特色。在这些著名喜剧演员中，赵本山与众不同就是他是地道农民出身，在喜剧艺术表演上地气十足，尽显中国农民质朴的智慧和幽默。

　　——摘自《喜剧理论的阙如与喜剧批评的迷失》

　　为什么汪峰作词作曲的《春天里》他自己没有唱红，而旭日阳刚却唱红了？的确，旭日阳刚在综合艺术实力上比不上汪峰，但在情感体验上却比汪峰更深沉更悲凉。《春天里》这首歌描写了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沧桑巨变即从天真快乐和幻想爱情的年轻时代到生活压力沉重和幻想不断破灭的中年时代的变化，抒发了中年人梦醒后的失望情绪。这种苍凉感受恐怕只有底层民众才具有。因而，《春天里》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民众从懵懂的憧憬到清醒的失望的演变，怨而不怒。“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 这春天里”；“ 也许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 在这春天里 春天里”。早已成名成家的汪峰已在春天里，不太可能“老无所依”，而仍在底层拼命挣扎的旭日阳刚则不知春天在哪里，完全有可能“老无所依”。因此，汪峰唱“老无所依”似乎难免有些矫情，而旭日阳刚唱出“老无所依”则是真情不可遏止的流露。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深入体验基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并深切地唱出基层民众的心声。

　　——摘自《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段千古名言将寒女的贫困归咎于一些过着“酒肉臭”的奢侈生活的富贵人家的疯狂聚敛和剥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千古名句深刻反映的是“荣枯咫尺异”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也就是说，那些富贵人家维系各种“酒肉臭”的奢侈生活的财富是他们疯狂的聚敛和剥夺来的，而那些过着“冻死骨”的贫寒生活的穷人的贫困是富贵人家疯狂的聚敛和剥夺的产物。杜甫的这些名言是非常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被压迫阶级在一切时代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这一历史发展规律。

　　——摘自《转轨批评家的荒谬逻辑》

　　的确，社会存在差异，可以激发竞争和活力。但是，这种社会差异不能无限制的扩大，否则，社会将在这种社会差异的扩大中分裂，出现社会动荡。这就是说，绝对的平均主义不行，过度的两极分化甚至社会分裂也是不行的。因此，中国当代社会应该在追求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化解差异，而不是继续损不足而补有余。当然，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中国当代社会虽然不能推行平均主义，但却应该不断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并在这种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坚决反对平均主义的过程中放弃了追求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以至于频发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现象即以野蛮的掠夺方式鲸吞社会财富并转移到极少数人的手里。如果这极少数人能够以野蛮积累的社会财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则还能惠及整个社会。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极少数人穷奢极欲地挥霍和浪费这些野蛮积累的社会财富。这是封建主的挥霍和浪费，而不是资本家的挥霍和浪费。

　　——摘自《转轨批评家的荒谬逻辑》

　　姚雪垠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重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他的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观与那些“重写文学史”的人的“重写”观是根本不同的。一，姚雪垠重视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反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就深刻地揭示了李自成失败的历史命运，“英雄人物在事业发展和有巨大成就时，他同广大群众(甚至旧日战友)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往往是二者相兼具。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总会有一批人由于各种原因在领袖人物周围筑起一道墙，甚至几道墙。”(《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这是《李自成》在历史哲学上对历史上的长篇历史小说的根本超越。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潮流恰恰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回避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二，姚雪垠提出的“大文学史”一方面要求尊重客观的文学事实，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兼容并收，即没有主次的分别。而有人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围，认为不能停留在形式上，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文学观念，修正文学批评尺度，即坚决否认为鲁迅、茅盾、张恨水、程小青、王度庐、还珠楼主、周瘦鹃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存在价值高下的分别。(高玉的《放宽评价尺度，扩大研究范围》，《文艺争鸣》2008年第3期。)因此，那些鼓吹改变价值观的“重写文学史”的人忽略、遗忘甚至遮蔽姚雪垠的独特贡献就不是偶然的了。

　　——摘自《自觉地推动当代文艺思想的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和对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批判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基础，否则，就会成为大杂烩。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不能离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创造这个基础而奢谈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和对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批判。因此，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的封闭自足体，而是既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绝不会引起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恰恰相反，必将大大促进世界“文明的共荣”。

　　——摘自《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不能迷失方向》

　　文艺评奖不但是文艺评论的形式之一，而且是以文艺评论为基础的。如果说文艺评论不但要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中甄别出好坏、高下、优劣，而且要找出它们的差距，并积极地肯定优秀的部分和否定低劣的部分，那么，文艺评奖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力求推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果没有开展充分的文艺评论，就很难有客观公正的文艺评奖。也就是说，文艺评奖应是文艺评论的一种科学的集中。这样的文艺评奖所评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必然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无论对文艺创作，还是对文艺消费，都可以起到真正的引领作用。

　　——摘自《改善文艺批评家生长的环境》

　　文艺批评分歧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对文艺作品认识的深化，而且有赖于理论分歧的最终克服。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一些理论分歧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主要是因为有些人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这种文艺理论的软弱和不彻底主要表现中国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在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的氛围里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迎合狭隘需要，不但在批评文艺作品的缺陷时空说泛论，而且在褒扬文艺作品的成就时言过其实。这些文艺批评貌似丧失了那股不肯随顺的“浩然之气”，实是理不直气不壮。有些文艺批评家虽然艺术感觉还算比较敏锐，但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因而没有把握批评对象的要害，而是提出了一些隔靴搔痒的似是而非的概念。这不但没有解决理论分歧，反而进一步地扩大了理论分歧。

　　——摘自《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瓶颈》

　　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这些规律既指出了历史经验，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启发和指导作用。这就是《红楼梦》研究要古为今用，即将研究与创作挂钩，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和研究提高中国文艺理论水平、文学史研究水平，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摘自《不能为红学而红学》

　　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清代长篇历史小说《说岳》强调养子的认祖归宗？其实，这种养子的认祖归宗就是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中，不但有个体和群体的矛盾即智叟和愚公的冲突，而且有群体的延续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只是肯定了愚公的斗志，却忽视了愚公子孙的意志。智叟看到愚公的有限力量，而没有看到愚公后代无穷尽的力量。所以，智叟对愚公移山必然是悲观的。而愚公不但看到自己的有限力量，而且看到了自己后代延续的无穷力量。因而，愚公对自己能够移走大山是乐观的。不过，愚公却没有看到他的后代在移山上可能出现背叛。愚公的子孙后代只有不断移山，才能将大山移走。而愚公的子孙后代如果不认同愚公的移山，而是背叛，那么，移山就会中断，大山就不可能移走。

　　——摘自《回归正义与民族精神的传承》

　　在文艺批评史上，不少重要的文艺批评家的圈子虽然早已遭到扬弃，但是他们对文艺作品的精妙批评却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错误不在于它搬用了完美的圈子，而在于它只看到了这个完美的圈子与具体的文艺作品的差别，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文艺批评针对作家艺术家创作提出某种理想要求，与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这是绝不能混淆的。文艺批评绝不能因为作家艺术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理想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说，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在出发点上没有犯错，而在批评具体文艺作品上因为看不到尺度与具体文艺作品的联系而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当代文艺批评界在猛烈批判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和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的过程中只是集中批判了它的出发点即圈子，而没有深入地解剖它在把握圈子与文艺作品的辩证关系上的失误，不但没有真正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和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的缺陷，反而滋生出另一种极端，即重视文艺批评的审美感悟而拒绝文艺理论的科学指导。

　　——摘自《思维的简单与批评的粗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是在真空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实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但反对宗教迷信和种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想，还必须与其它进步的文艺思想建立思想联盟。在这种思想联盟中，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肯定会“渗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这种“渗入”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渗入”，在一定情况下，将会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失去它的基本前提，不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是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渗入”，并不要紧，只要处理得当，不但不会破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结构，反而会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吸收一些合理的东西，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发展。而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渗入”中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体系的完整和统一呢？这就要求我们在这种思想联盟中既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领导权，也不能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中国当代文艺界不时出现的思想混乱就是既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领导权，也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

　　——摘自《万丈高楼从地起》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文人相轻”，互不尊重，主要是一些文学批评家不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学批评成果，而是拒绝承认并吸收其他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成果。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在相互辩诘中彼此促进，共同提高，而是避开正面交锋，自说自话；有的文学批评家参与文学争鸣不是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捞取名声资本，哗众取宠；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认真辨别对方的正确与否并吸收其正确的一面，以便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是故步自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这种不太自重的行为不但很难赢得作家乃至全社会的尊重，而且很难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

　　——摘自《文学批评的尊严》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既然是一个有次序的发展进程，那么，文学批评家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时就既要看到各种文学批评观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们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影响(甚至是轰动效应)的一些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是拒绝和批判现存狭隘需要的，有时很可能就不如一些迎合现存狭隘需要的片面的文学批评影响大。这时，文学批评家就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清理和反思文艺批评发展史中还公正于一些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文学批评家及其文学批评。可是，中国当代不少文学批评家则过于重视一些文学批评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甚至从狭隘需要出发推崇一些片面的文学批评，而不是在辨别是非中并打捞那些湮没无闻的优秀文学批评并使之大放光芒。久而久之，这将极大地扭曲文学批评家的创造人格，严重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

　　——摘自《文学批评的尊严》

　　文艺创作虽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精神劳动，很难进行量化管理，但是，文艺创作毕竟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对它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这种规范和调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奖勤罚懒。有些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相当勤奋，有些作家艺术家则比较懒散，奖勤罚懒就可以敦促那些比较懒散的作家艺术家勤奋创作，褒扬那些比较勤奋的作家艺术家。二是帮助有些作家艺术家更好更快地选准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创作目标，努力创作出传世之作，而不是将惊世才华稀释在平庸之作的创作上。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才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处处出彩。因此，一个作家艺术家应该将精力和时间用在主要目标上，而不是随意挥洒。三是在尊重作家艺术家创作个性和艺术探索的基础上倡导作家艺术家反映充分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的社会生活，既反对“题材决定论”，也反对“题材无差别论”，创作出既符合时代需要又符合历史需要的精品力作。

　　——摘自《文艺创作能否量化管理？》

　　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是一对相当复杂的范畴。既不能从单一层面上认识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也不能混淆不同层面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而应从多个层面上把握它，否则，就会割裂文艺创作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作家艺术家的情况都很不相同，有些作家艺术家是捷才，写的既多又好；有些作家艺术家是慢才，写的少而精。因此，对于一个具体作家艺术家来说，我们很难要求他以数量取胜或者以质量取胜。对于一个时代的整体文艺创作来说，文艺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没有一定质量，也是不行的。这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即使数量庞大，如果绝大多数都是质量平平的，那也算不上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相反，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如果只有少数几个样板存在，那也是荒凉的。因此，判断一个时代的文艺是否繁荣，既不能只看文艺作品的数量，也不能只看文艺作品的质量，而是两者兼顾。从整个文艺创作来看，没有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产生，就不可能产生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

　　——摘自《文艺创作能否量化管理？》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广大作家刻苦创作出来的，而不是文学评论家吹捧出来的。在文学经典诞生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忽视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也不能任意夸大这种作用。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既缺乏长期扶持幼苗的文学评论家，也缺乏补遗拾缺的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有些文学评论家尤其是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不认是非，只认强弱，对一些有地位有势力的作家作品毫不吝惜大师和经典桂冠，而对一些有实力有潜力的作家作品却视而不见，这是既不可能创造公平竞争的人文环境，也不可能发现真正经典的。

　　——摘自《文艺经典与文艺评论》

　　文艺批评是在文艺争鸣中向前推进的，而不是在一团和气中发展壮大的。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的生动局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文艺争鸣。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文艺争鸣中，一个又一个新的学说涌现出来。文艺批评不但要积极开展文艺争鸣，而且要在这种文艺争鸣中充分认识对方的推进作用，尊重对方，努力吸取对方的合理部分，超越自身的局限，达到更高的境界。文艺批评在文艺争鸣中互相尊重不是你抬我捧的维持现状，而是在相互辩诘中更上一层楼。一是在辩诘中发现对方的缺陷，从而超越局限，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二是在辩诘中吸收对方的智慧和有益部分，丰富和提升自我；三是在辩诘中获得一种推动力量，促进双方思考的深入和缜密。而文艺批评在文艺争鸣中更上一层楼首先是在前人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前进。否则，这种文艺批评就既不可能公正地对待前人的文艺批评成果，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价值。

　　——摘自《文艺批评与文艺争鸣》

　　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艺术家对文艺批评的接受。至少文艺批评还肩负着引领艺术消费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也就是说，文艺批评家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作家艺术家对文艺批评过激、过敏和过当的反应。但是，艺术的发展和兴盛却离不开作家艺术家对文艺批评的接受。因此，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环境不完全取决于文艺批评家，而是由全社会主要是作家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共同营造的。

　　——摘自《文艺批评新风新在哪里？》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不但应从理论上磨砺其锋芒，而且应在求真中磨砺其锋芒。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从理论上磨砺其锋芒和在求真中磨砺其锋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如果在理论上不彻底，甚至糊涂，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真理，就不可能磨砺其锋芒。反之，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如果不追求真理，不清除主观主义倾向，就不会从理论上进一步地澄清是非，就难以磨砺其锋芒。

　　——摘自《文艺批评新风新在哪里？》

　　中国当代历史的碎片化倾向有三大显著的特征。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倾向的第一大显著特征是时间与空间的分裂。当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时，文学批评家如果将整个历史看成一堆碎片，那么这个世界就将成为一个互不联系的世界。在这个互不联系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只有空间存在，而没有时间存在。这就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联系。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倾向的第二大显著特征是局部和整体的分裂。当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时，文学批评家如果迷信感觉，不能把握整个社会生活，就难以区分历史的假象与历史的真相、历史的主流与历史的暗流。而有些作家包括文学批评家所迷信的感觉不但难分社会生活的主次，而且可能以历史的假象为历史的本质，以历史的暗流为历史的趋势。这就割裂了局部和整体的辩证联系。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倾向的第三大显著特征是个人和共同体的分裂。当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时，文学批评家如果只关注个人命运的变化，而不关注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根本改变，就看不到这种个人所获得的个人自由是虚假的甚至是异化的。这种个人脱离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浮沉并非整体历史改变的量变积累，而是例外。因而，这种个体命运的变化不但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这些个人在自由选择时放弃了社会责任。这就割裂了自由选择和社会责任的辩证联系。那些寄生在这种中国当代历史的碎片中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完全丧失了理论感，不能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摘自《历史的碎片化与理论感的丧失》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如果要真正克服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倾向的侵蚀，就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并合理地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在解决这样两对矛盾中左右摇摆，一对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对矛盾是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有的偏重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解放精神生产力，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多样；有的偏重解决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强调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还要进一步地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所以难以深入甚至出现分裂，是因为有些文学批评家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认识不够深入。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深入地把握并合理地解决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就不会发生分裂，其文学批评在理论上就不难透彻。

　　——摘自《历史的碎片化与理论感的丧失》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学苑出版社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