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戏剧面向未来的自信与生机

《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剧照

《情形》剧照

《共同基础》海报

　　继林兆华戏剧邀请展掀起“波兰戏剧热”之后，来自2015年第52届柏林戏剧节的三台德国剧作《共同基础》《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待戈多》以集团军式的展演方式，陆续登陆北京、上海的舞台，为近两年持续不断的外国戏剧引进潮增添了新的热度。尽管三台剧目无法全面体现德语戏剧(德国、瑞士、奥地利)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却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展示出德语戏剧在主题视角、社会思考、形式表达上的多元状态和美学探索，体现了柏林戏剧节对于德语戏剧发展趋向的判断与洞察、对于新生代戏剧人的扶植与鼓励、以及对于当下复杂社会议题与人性困惑的审视与追问。

　　三台剧目中，两部侧重于经典文本的重新演绎，一部是原创剧本，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几年柏林戏剧节的剧目构成。但不管文本的来源如何，从个体经验进入大的历史叙事、把个体的生存感受融入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语境中加以观照，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这些个体经验往往跟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热点问题密切相连。戏剧人把它们呈现在舞台上，不是为了提出解决的方案，而是为了展示一种姿态、一种关切，让观众从不同角度思考个人与时代、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个体精神世界的细微变化。比如柏林高尔基剧院的《共同基础》便是由个体经验叠加而成的作品。针对当下欧洲难民危机和国家分裂带来的遗留问题，导演耶尔·罗恩把人们的记忆带回到欧洲最近经历的那场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召集了从当年战区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诺威萨德、普里耶多尔等地移民至柏林的演员，一同踏上去往波斯尼亚的旅程。不同的战时记忆与情感伤痕，因为一次寻根之旅再次碰撞在一起。演出中，真实的个体经历、情感被战争、种族仇恨、国家分离等宏大的历史叙事裹挟前进，演员们彼此分享着源自战争的记忆，却因为不同的家庭背景、民族身份，变得纠结、复杂，充满着误解与矛盾。心灵的创伤与现实的境遇让每一个人陷入了选择的两难中。是原谅还是遗忘，是选择和解还是继续承受偏见？剧终，尽管人们之间的分歧没有化解，但是每个人都找回了面对自己的勇气，也向心灵的共同点上迈出了前进的一步。今年的柏林戏剧节，耶尔·罗恩凭借新作《情形》再次入围，相似的个体经验汇集，只是此次她将视角转向了自己生活的柏林，从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等不同国家演员组成的“柏林生活经验”中，回望战争、逃离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探讨了外来人融入柏林并且与之“相处”的问题。

　　在柏林艺术节总监托马斯·奥伯恩德看来，德语戏剧的鲜明特色恰恰在于“创作者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做戏剧，而是试图理解这个社会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思索我们应如何发展”。把精神世界放大乃至变形，用文学化、审美化的视角重新阐释，进而呈现在实验性、多元化的舞台上，这是德语戏剧构作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创作路径。像此次汉堡德意志剧院演出的、改编自易卜生晚期剧作的《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从戏剧构作看，该剧立足女性的视角，强化了原作中姐妹两人对于“猎物”的近乎变态的追逐与占有，欲望不在于物质的多寡、权力的得失，而是深陷其中的无法自拔。这条线索在两个女人争夺遏哈特的过程中得到集中表现。同时，剧作将人物对“幻象的渴望”推向极致，不仅呈现了心灵封闭带来的偏执与戕害，而且以夸张、怪诞的方式揭示了这种戕害的滑稽与可笑。当真实变得虚假，当交流变得冷漠，剩下的惟有无休止的折磨与羞辱。易卜生对于商品时代人性的反思，在改编者的眼中变成了欧洲金融危机后，赤裸裸的人性实验游戏。剧作略去了易卜生原剧本的连贯与完整，淡化了生存的孤独虚妄与自欺欺人，借助角色的自我“丑化”，将现实社会中人性幽暗面的恶与相互牵制暴露在观众面前，让易卜生转变成为改编者传达现实荒诞感、探寻当下精神危机根源的“代言人”。也许是巧合，今年的柏林戏剧节，维也纳城堡剧院带来的《博克曼》也采取了表现主义的怪诞风格。置身于欧洲金融危机的动荡背景下，博克曼们的形象再次遭遇了“当下化”，除了对于拜金主义的批评，家庭秩序的崩溃与价值观的扭曲成为新的改编者直面现实的质询与挑战。

　　每年柏林戏剧节中10部“最值得关注”的剧目都是组委会从德语区剧院上一个演出季的约400部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与每年1000部左右新创戏剧的庞大体量相比，这10部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微乎其微，也不一定代表着德语戏剧的最高成就，但却在独创性、探索性上体现了德语戏剧创新发展的生命力，以及拓展、革新剧场美学疆域的包容性、可能性。从来华演出的剧目看，导演仍然占据着德语戏剧舞台创造的绝对中心。作为剧场革新的推动者、实践者，导演掌控着演出的每一个流程与细节，精确感、严谨性犹如一场严苛的项目论证。剧场也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演出空间，它变成了导演分析世界、剖析人性的广阔场域，不断产生着新的文本秩序和意义。在这个场域里，演员作为导演文本再造的重要元素，既是戏剧事件的参与者，也为不同时代文本的重生输入着最新鲜的血液，对话已经不再是他们塑造个性角色、表现戏剧冲突的惟一形式，身体的行动、情绪的释放以及空间距离感的确立等开放性的表演方式，正日益挑战着传统意义上的剧场表演美学。而这种新的表演美学也从观念、实践层面，契合着德语戏剧剧场不断开放、日趋自由的新趋势，比如大量出现的纪录剧场、文献剧场、音乐剧场、舞蹈剧场等。2014年柏林戏剧节上，来自慕尼黑室内剧院、由比利时当代舞团编舞亚兰·布拉德勒执导的Tauberbach就是典型的舞蹈剧场作品。该剧讲述了一个以捡垃圾为生的精神分裂症女患者的生活。舞台上，演员们“生活”在由破衣服堆积而成的垃圾世界，没有过多的言语，也没有固定的意义指向，完全依靠身体动作的组合传达各种意义：或在疯癫狂躁中挣扎、或在扭动变形中失控、或在相互施虐中妥协。这些带有意象性的身体能指，交织着模糊、混乱、无序、紧张，似乎在传递一种被世界所隔离、被生活所抛弃的状态，映衬着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阴暗与危机。这是一个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荒原”，他们能否走出生存的恐慌、人性的脆弱，并且有价值、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这是亚兰·布拉德勒和他的团队们揭示的真实图景，也是他们抛给观众的尖锐课题。

　　耶尔·罗恩的《共同基础》运用的是德国当下较为常见的纪录剧场形式，将田野调查的成果融入到纪实与虚构般的戏剧叙事中，借助影像、音乐、装置艺术等多种媒介，实现对传统戏剧表演的颠覆。演出前半部分，耶尔·罗恩让7位演员交错分享了各自的成长经历，这些源自共同地域的个体记忆，虽然无法还原历史全景，也很难找到情感层面的“共同基础”，却提供了观众进入那段历史(1990-1995年)的不同可能。导演把这些来自生活的、零散的材料穿插在一起，借助简约灵活的道具(木箱子)和密集的视频、音乐元素，重新组合、拼贴，将舞台导向了一个交织着战争与伤痕、罪恶与救赎的意义场。而那些被打乱的道具、满地的垃圾与疲惫的身体所组成的不仅是被战火摧毁的家园，更是一个个破碎的、绝望的内心世界的象征。演出后半部分，则以“在路上”的形式，表现了人们心灵重建的漫长路程。不断变换的道具看似虚拟着旅程的不同地点，实则对应着角色的社会位置和相互隔膜的状态；演员们用歌声追忆着往昔的美好、呼唤着温情的重现，用身体的幽默、自嘲以至歇斯底里，表达着人与人从陌生到彼此亲近、从敌意到沟通和解的过程。“我们似乎没法在一起生活，但离开了彼此也活不下去。”唤醒记忆、重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也是为了抚平创伤，打开人与人心灵的隔阂，毕竟后者才是生活的主流，这也是耶尔·罗恩在剧场中不断探寻和建构的意义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柏林戏剧节来华演出的三部作品中，有两部是“70后”导演的作品，而且都是女性导演，《共同基础》的导演耶尔·罗恩生于1976年，《博克曼》导演卡琳·亨克尔生于1970年，这体现了柏林戏剧节对年轻一代导演的重视和支持。而在近两年的其他入围作品中，“70后”、“80后”导演的表现也确乎引人关注，像苏姗·肯尼迪(1977年)的《R先生为什么疯狂地杀人？》、达尼艾拉·略夫勒(1980年)的《父与子》、罗伯特·伯格曼(1980年)的《未婚女人》、西蒙·斯通(1984年)的《博克曼》、埃尔萨·蒙塔克(1987年)《独裁者》等都是代表。新生代导演为观众展示了观察、介入当下的不同视角，他们的国际视野、反叛精神以及跨文化的身份背景，为剧场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而让这些年轻人同他们的前辈一同“竞技”，也反映出德语戏剧面向未来的自信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