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战时农村剧团

①1956年秋，邱基祥(左一)、贺发成(右一)等剧团中的伙伴与村中乡亲在豁子外墙头上。

②1997年10月，拍《沂蒙之恋——父子作家故乡情》时，作者与乡亲们合照。

　　说起来，都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可还是那么难忘，从中见得艺术之长久性。那年，拍专题片《沂蒙之恋——父子作家故乡情》，约谈的差不多都是当年剧团的伙伴，所谈的也是当年搞剧团的一些事情。

　　一

　　当时在山东，这一工作开展得最活跃的是鲁中、胶东和滨海，其次是渤海。鲁中有个沂南县，滨海有个莒南县，又是最活跃的两个县。莒南有“庄庄秧歌队，村村锣鼓声”之评语。有名的剧本《过关》，取材于这个县的沈家扁山村的实事；莒南东良店剧团根据当地的故事自编的《互助组》，传遍山东各地；沂南南沿汶剧团创作的《邹大姐翻身》，影响也很大。当时莒南有剧团140多个，沂南有剧团110多个。秧歌队几乎村村都有。山东省文协于1940年成立后，就提倡农村剧团，但作为解放区人民文化运动的一项工作，还是在1943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事情的开始是意想不到的。那时，我们这些生活在闭塞山乡的“庄户土”，只知道世上有“大戏”。歌谣中说的“姥娘家门前唱大戏”，即那时说的“国剧”，现在说的“京剧”。我还听过“周姑子”之类的地方小戏。不知道世上还有话剧、歌剧、歌舞剧和各种曲艺、舞蹈。见过讨饭的唱“莲花落”，谁想那就是曲艺的一种。当地农村在一年之中，只在春节即从初一到十五有办“嗔馆”(即杂耍)，踩高跷、跑旱船、抬“赃官”、推“皇纲”，锣鼓喧天，热闹得人人心花怒放。

　　我去永胜官庄走亲戚，见那里的小学生在排练连说带唱的《亲家母顶嘴》，唱的调子都是很好学的小调，人们把这种剧叫小调剧。里边有一段赶驴：“我老娘骑上了那小毛驴来！去到那亲家母家走一遭呀咳……”边唱边舞。

　　1944年春，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我们看了鲁中宣传大队的演出，大开眼界。这一次演的，既有那种有说有唱的《抗属真光荣》(中间有一段打花棍，完全是舞蹈)，也有全是说话的《双喜临门》(当时叫报道剧)，还有根据传统的《锔大缸》形式改编的《打沙锅》，还有小舞剧《双送子》，以及蹦蹦跳跳的《青年舞》(舞蹈)。幕间一个人戴着礼帽，穿着大褂掖起一个角，打着竹板说“武老二”《夜摸上店》和《计取袁家城子》，还有男女声二部轮唱。那真是丰富多彩，比看一晚上“大戏”还要过瘾哩！

　　许多宏伟的事业，最早开始于简单的模仿。当我们在南神墩“四·四”儿童节晚会上看界湖镇青年剧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之后，就学着演起“新戏”来。不久，在一次村民会上，借来小商贩家的两块篷布前后一挡，家乡的第一次“新戏”演出了。里边的老头、老妈妈、大姑娘、小媳妇、大壮汉、小伙子，全都是我们十二三岁的孩子扮演的。这一次开天辟地的新戏演出，有《亲家母顶嘴》《咱们帮助你》《打沙锅》和《快乐舞》。我在《亲家母顶嘴》中演一个老妈妈，在《咱们帮助你》中又演一个小姑娘。

　　以后每次开村民会，剧团都会演出。只要哪一天晚上有人敲着锣满街喊：“开村民会啰！”就知道今晚准演戏。孩子们早早地吃完饭，抱着板凳，挨着前台坐下。然后大人们陆续到场。凡有演出的村民会，都是黑压压一大片，村干们讲起话来格外带劲。当锣鼓“打通”后，台前吊挂的汽灯呜呜响着，乐曲悠扬地奏着，歌声、对话声阵阵，整个乡村陶醉在无尽的欢乐之中。

　　一个剧团要有编、导、演，要有乐队和舞美人员，一个二三百户的村庄能集中起这么些人才来吗？能的。而且还有余，年年都有大批热心的自荐者挤在门外，等候补充，人才齐全，水平也不低，许多人很有一手。当然，真正地讲水平，也还是谈不到的，只是由乡亲们组成的观众不嫌吧！

　　人才的来源，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以我们这些年龄大一点的小学生们作为骨干。我们都是上过几年私塾，接着转到“抗日小学”来。然后，是历年春节办杂耍的积极分子们加入进来。再是，一些平日好“玩”(爱好文艺)的人；地主家有文化的开明子弟和小学教师们。还有一些是从来没沾文艺边，由政治上走向进步，也突然迷上文艺的人。

　　农村剧团的分工并不细，都是一个人干好几样事。忙起来，大家一起忙。演老妈妈的也演老头，演壮汉的也演小媳妇；导演也演戏，乐队人员也上场。舞台工作人员，除乐队比较固定以外，布景、化装、打锣鼓、提词、拉幕……常常是谁摸着谁干。

　　舞蹈队里是七八个和我年龄相仿、但个头比我矮的小学同学。他们个头差不多，动作敏捷、整齐。第一个舞蹈是自编的“拍手舞”；第二个舞蹈《快乐舞》演出了名，有一次去大集镇界湖演出，获得了热烈掌声，界湖剧团的一个负责人连连叫好：“好不好啊，妙不妙啊，狗撵鸭子呱呱叫啊……”

　　舞蹈队一个和我同岁的少年叫邱为铎，多才多艺，十分聪明，他除了参加舞蹈，还担当着许多剧目中的少年儿童角色，如《亲家母顶嘴》中的傻小子、《抗属真光荣》中的孙子、《送郞参军》中的小二喜，有的活泼，有的伶俐可爱……演傻小子时，天门盖上的一小撮毛缠成一个朝天锥，一出场，那憨厚、顽皮的唱段就吸引住了观众：“火红的太阳下了山，小小牛犊吃呀个饱，傻小子俺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回家转，叫声娘啊快呀开饭，傻小子俺要吃白面，唉哟，唉嗨哟，傻小子俺要吃白面……”《抗属真光荣》第二幕，唱“订计划”，演孙子的邱为铎和演爷爷的邱琴亭一唱一和，配搭得十分好。《送郎参军》中，我扮演大喜(小二喜哥哥)的未婚妻小香妮，小香妮未见过大喜。二喜的模样与大喜相似，他为了试探嫂子的思想是否进步，先查她有无路条，又问她是否识字，接着冒充起哥哥，假装不愿参军，嫂嫂打通他的思想，让他等着，打垮了敌人再结婚，他说“等不了呢！”这个小戏，演了几个村庄，都受到欢迎。过了一年，部队驻防的同志们非要我们再演一次不可，我们好歹又演了一场，部队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鼓励我们。演小香妮那年，我13岁，个头和妇救会长高荣菊差不多，干脆我穿上她的鞋上场。事后邻村有人向我叔叔苗田打听：“这是谁家的闺女？”苗田说：“怎么？你给他找个婆家？那是我一个侄子！”

　　尤其精彩的两出戏是《双喜临门》和《谁养活了谁》，角色安排恰巧、适当，一连多次演出，都受到称赞。善演反派角色的邱基祥，在《谁养活了谁》中当的是地主狗腿子，在《双喜临门》中又演了热情诚实的货郎；《谁养活了谁》中当佃户老头的是满脸毛须、十分老相的满士超老师；当佃户王继忠的，就是真佃户贺发成；当地主老爷的，恰是地主家的一个子弟，那模样、风度，不用怎么表演就十分像。这时的农村，刚进行了减租减息，民族斗争是主要的，所以，地主家某些有文化的开明子弟，还是剧团人才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

　　1945年春，我们演秧歌剧《参加主力好反攻》，其中演地主刘二赖的是一个地主子弟，演出时穿的是他爷爷的黑单袍，一出场很像他爷爷。刘二赖因破坏参军，受到批判，形象由凶恶变狼狈。这个演员的精彩表演，无疑等于在台上暴露老子，演出回家，被他爷爷打了几鞋底，并再也不许他进剧团。

　　在乐队中，有一个“老青年”叫武继岳，在农村算老“音乐家”了，吹一口好笛子，拉一手好胡琴，他懂一点工尺谱，但许多曲子都是听来的，只知道“冷更里格冷更”，向别人传授的也是“冷更里格冷更”。他是乐队的主将兼指挥，还是“孩子头”。因他年老而不显老，性情温和，谈吐风趣，剧团当中不管怎样调皮的孩子，他都能笼络住。乐队的另一个主将是邱奎亭，也是好脾气，夜里散剧团，胆小不敢回家的孩子，愿让他作伴。他由于诚实敦厚的特点，兼演一些壮汉角色。我有时在乐队中“滥竽充数”。锣鼓班子，除了上面两位，都是随时有人凑付。

　　有时化妆或布景还没就绪，就插上几段器乐曲。这就要拉出一位老先生——老中医张仁轩，一位老业余音乐爱好者，笛子、月琴、胡琴无所不通，他会的一些曲子，也传授给大家。演出伴奏，一般由武继岳、邱奎亭两位担当。那些年演的一些有曲调的剧，如小调剧、秧歌剧等，曲谱多是改编利用民间流行小调。

　　剧本主要是由我到处搜罗。有上邻村抄的，有上书店买的，还有一些是从专业艺术团体那里借来的。当时见的剧本，有省文协出的《戏剧》《戏剧杂耍集》和一些单行本，还有胶东、滨海、华中等地和部队出的剧本，以及报刊上发的剧本。每见到一个好剧本，都像拿着宝贝似的，怕损坏了，怕丢了，环境恶化时丢了几个好剧本，像丢了亲人似的，心疼了好多年。

　　锣鼓幕布是开荒种地增加收入买的。汽灯，是庆祝减租减息胜利时，一位老佃户苗升林捐献的。化妆与布景的技巧，是跟界湖青年剧团与鲁中宣传大队学的。农村剧团没有成套的服装，每次演出都是临时去户里借。每演一次戏，像过一次小年。扎台子、挂幕布、借衣服、化妆、演出、收拾场子，从天傍黑忙到半夜，但都由于愉快而忘记了劳累。

　　剧团在发展中不断提高，与专业人员的辅导有直接的关系。刚成立时，村上有一位复员军人苗得清，教舞蹈，教化妆，看样子是在部队上沾过文艺边的，这是我们剧团的第一个业务指导人员。这人长得高大、粗壮，平日很少说话，若没有剧团，谁也想不到他是个文艺人才。

　　鲁中宣大的杨星华和界湖剧团的张盛福、马学成、孙德裕、陈友太等，对我们剧团的个别人作过辅导，大家间接地学点技艺。杨星华外号叫“杨二黑子”，家也是沂南县的，是宣大“武老二”这一节目的作者和表演者。他的“武老二”《夜摸上店》和《大战岱崮山》《计取袁家城子》《二曹大闹蒙阴城》等，写得十分出色。张盛福说快书是跟他学的，我们又跟张盛福学的，但我们几个人(邱琴亭、邱基祥和我)都说过快书，没有一人取得成功。我有一次说《计取袁家城子》，忘了词，乱编起来，幕后的人听着不对劲，隔着幕布，几只大手把我拽了进去。“弄的什么！”人们一起熊我，从那起我被剥夺了演这一角色的权力。

　　1945年春，鲁中文艺辅导队驻进我们村，对我们进行了全面辅导。辅导队人才齐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每一种技法都很讲究。有的教扭秧歌的各种步法；有的指导各种人物的表演法；有的教化妆；有的教识谱。有一次，我看见邱为铎坐在学校门口，用手一点一点地敲打着一个歌本，我问：“这是干什么？”他说：“简谱。”我说：“谱就这样简吗？”我从他身后观察他怎么“简”法。辅导队一位同志见我对识谱有兴趣，就专门指导，给了我一本带识谱法的歌本(徐刚同志所编)。

　　1945年夏，军政干部学校驻防时，有一位龙涛同志，是懂话剧的，一直热心辅导了我们几个月。这位同志个头矮矮的，十分健谈，时常讲到深夜。他是部队一位比较负责的干部，业余爱好美术，对戏剧，可以说是业余中的“业余”，他是利用业余时间辅导我们。他蹲在边幕处督察，见谁有错，就大骂。

　　这年冬天，我们在县里参加文艺集训时，跟新安旅行团的几个同志学了不少东西，其中有个教歌的女同志叫李群，长得瘦瘦的，年轻、聪明，一边教歌，一边给我们讲乐理，后来常见到有叫李群的，不知哪一位是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一位。

　　我参加工作出来以后，在文艺界已有多年，一直在注意那些熟悉的面孔，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未见过一位。也可能已经走远了，也可能变了模样认不得了，也可能有的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永远成了记忆中的人。

　　杨星华，我知道已在上世纪50年代逝世于不幸的事故；界湖的那几个，马学成、孙德裕两位已多年在外省任地、县领导干部，陈友太仍在家乡文化机关；宣大当时主要演姑娘的角色辛颖，是辛葭舟老先生的女儿，后来在大连工作，她丈夫就是任过鲁中青联主任的宋诚德同志。当时她在《抗属真光荣》中演小姑，在《双喜临门》中演王二姐，在山东解放区的中心沂蒙山一带，远近闻名。

　　三

　　1944年和1945年为配合动员参军，《抗属真光荣》《双喜临门》等戏多次演出。大反攻前的那次参军热潮，有这几个戏的功劳。有的人就在戏台上跺跺脚，报名参军，并当众表决心：“打不走鬼子不回家！”《双喜临门》中有个卖糖球的，是剧中原没有的人物，是半途蹦出来的，他见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十分眼馋，为了上前线打鬼子，糖球不卖了，也报名参了军。演这个角色的潘效成，不久真的参了军。

　　《谁养活了谁》的出色演出，对减租减息与反奸诉苦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位老佃户给剧团买汽灯，就是看了这个戏受到感动和教育之后的壮举。那晚戏刚演完，老佃户跑到台后，连连称赞戏好，自报奋勇用双减果实买一个汽灯给剧团。这个戏到新解放的沂东县苗家曲、庙岭等村去演出，那里的人们第一次看为穷人说话的戏，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有一次戏演到狗腿子在恶霸主子面前诬蔑佃户王继忠：“王继忠，骂连声，骂出口来真难听，一骂大爷剥皮鬼，二骂大爷糊涂虫，三骂大爷狗强盗，四骂大爷活畜牲，骂得我头上冒火三尺高，两个眼睛直发红，有心拉他去讲理，他一脚踢我个倒栽葱，大爷啊，我死了心里也不素净啊……”几个壮汉气愤之极，呼地站起来喊：“打倒财主狗腿子！”把我的老同学邱基祥吓出一身冷汗。

　　1944年，在一一五师师部驻地留田举行的一次军民庆功大会上，我们村的两位姑娘表演精彩的花棍舞，使庆祝活动达到了欢腾的高潮。“一根呀那个花棍呀一条心，王大嫂送郎去参军哪，王大哥参加了主力军啊，王大嫂，在家中，纺线织布苦用工，嗯啊咦哟咳哟……”动人的歌声，衬着花棍哗啦啦的响声，唱出全场军民的共同心声。

　　战时文艺反映生活的速度很快，一些有名的战役发生不久，各种文艺节目就传来了。1944年春、夏，话剧《袁家城子》、快书《计取袁家城子》在演出时，鲁中四团正驻防于我们村，我们家住着侦通连连部，有一位眼睛受过伤的同志，是指导员，态度很和蔼，常给我讲一些故事听。他给我详细讲了那次战斗情况，来我家住的同志就是那次战斗的参加者。

　　临沂解放时，鲁中与滨海抽了几个农村剧团去前线慰问。我们接到通知后，忙忙碌碌准备了一下午，晚上赶到界湖，到了一个地方，被安排在一个大屋里住下等候出发。但大家谁也睡不着，在想象着去前线慰问演出的情景，想象里充满着神秘色彩。但清早又通知不去了，大家无不感到遗憾。后来得知去的有莒南的东良店剧团，他们有4个12岁的小姑娘，把花棍打到临沂。多年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没去临沂。我们团是两个姑娘打花棍，一个13岁，一个16岁，自然不如那4个12岁的精彩。这四个之中，有一个就是当今80多岁的我的老伴。

　　1947年春节，恰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的中间，庆胜利和迎胜利，参军、参战，大支前的战斗气氛也充溢到各种文艺节目的演出中。我们以《参军保地去》高跷剧为主的演出，演了沂河两岸十余个村庄，到界湖镇年集参加演出比赛，又扛来红色锦旗一面。另一面，是绿色锦旗，为南寨剧团得去。这场比赛，南寨的《为谁出伕》受到好评。

　　这一年冬春，工作十分繁忙。土改，我参加丈量土地；支前，我是支前委员会的成员；这一段时间里，和部队来往很多，有一晚上，剧团排戏，秩序总不好，灯被人弄翻，洒了我一身油，正在这时，部队的同志刚喊了一声“团长小同志”，我竟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真叫困难“困”住了。这是我一件难忘的丢丑的事。

　　剧团在移风易俗、树立社会新风气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村上举行新式结婚的，我们去扭秧歌祝贺。有一次，埠子顶的一个脱产干部回家结婚，请我们剧团去帮助喜事新办，我们为他们扭秧歌，奏各种欢快的乐曲，和村上乡亲一起，簇拥着新郎走上村头，迎接坐着小车来的新娘。喜事办得没有一点耗费，又十分热闹，村干部们十分高兴，用猪肉、大白馍馍款待了我们，留我们晚上又演了戏。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沂蒙山，我们村一带受摧残很重。剧团的幕布丢失了。锣鼓埋在沙滩里一直没有找到，一些剧本也藏丢了，人员也减少一些，有的参军走了，有的在反蒋保田的斗争中牺牲了。胜利后，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又把剧团恢复起来，大家十分热心，一齐献计献策，对有顾虑不愿再参加剧团的，分头登门动员；演出难借衣服，把自己的拿出来，没有锣鼓、幕布，跑外村借，过去许多演主角的不在了，老领导们不在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已成了青年，应当全担起来。为了配合恢复生产，我们排演了小调剧《一条裤子》《翻身谈生产》和《砸了缸》。为了支援部队南下，重排了1946年的秧歌剧《支援前线》，只是角色大都不是原来的了。

　　我们演的这些戏，作者主要是：李林(《抗属真光荣》《双喜临门》《谁养活了谁》的作者，也是《沂蒙山小调》的整理者)、王汝俊(《送郎参军》的作者)，还有艾芬，即贾霁。此外，还有《亲家母顶嘴》的作者丁铁铸，即丁志刚。

　　那些演员后来的情况是：邱为铎，全国水利专家，发明滴灌法；邱鹤亭，省内燃机研究所所长；潘效成，前卫文工团演出队长；邱增寿，县教育局长，县里曾有歌谣，“谁家孩子要上学，去找增寿没有错”；邱奎亭，在国民党包围时，突围牺牲。

　　战争时期的农村剧团，是人民革命斗争广泛深入发展所产生的，它反映着人民革命斗争的生活，又是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逢年过节时的解放区文娱生活，是伴随着劳动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翻身所出现的，是革命历史的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