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领导蓝曼

　　战略导弹部队就要迎来50周年诞辰了。

　　在这些日子里，我时常想起开创导弹部队文艺事业的前辈们。他们都是在烽火年代走入我军的文艺队伍，一个个才华横溢，满怀激情，但他们却在导弹部队的文艺处女地上默默耕耘，甘做一个乐于奉献的园丁。蓝曼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40年前5月的最后一天。当时我是导弹发射营水平测试连的一个副排长，从滇南的山沟辗转万里，来到刚刚搬入人民大学东门马蹄楼办公的导弹部队政治机关，参加庆祝建军50周年的筹备工作。办公室里还没来得及整理而略显凌乱，门厅和走廊墙壁上张贴的大字报在风中不时发出哗哗的响声，这就是我到机关的第一印象，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导弹部队最高机关的那种神秘和气派。

　　蓝曼同志时任宣传部分管文化的副部长，在他那间狭窄的也就10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与我作了第一次正式谈话。他说看了我写的一篇评论导弹部队诗集《春风万里》的文章还不错，又从其他政工刊物上看了我写的稿子，觉得有一定机关工作的基础，决定调我来文艺科帮忙。文艺科的李科长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部队文化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具体工作由他安排。经请示政治部领导，借调人员不参加机关的“运动”，他嘱咐我要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最后特别强调，“你刚从基层来，工作不熟悉就边学边干，拿不准的更要多学多问，机关的情况可不比基层呀。”

　　就这样，我一个还不满24岁的年轻人，开始了自己在大机关的漫长人生，从此称呼蓝曼同志为蓝部长，他也成为我走上文化岗位的引路人。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开始意识到蓝部长的谈话是多么重要。春夏之交，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升温，导弹部队有几位文化干部为悼念周总理到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机关有一些人借追责把矛头指向了政治部主要领导，贴出了不少“炮轰”的大字报。部里个别同志还找到我，夸我年轻有朝气，要有闯劲，要站到“运动”前列，不能总忙于事务。我以刚来不了解情况为由，作了委婉也算明确的表态。过了几天，记得是晚饭后碰见了留在机关加班而未回家的蓝部长，他主动问起我这段工作的感受，我就把有人动员我写大字报的事情告诉了他。蓝部长点了点头，肯定了我的答复，接着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当得知我的父亲也曾是一个老兵，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时，才接着刚才的话题对我说，咱们政治部的刘主任也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多厚道的一个人呀！我说是，前两天在楼里见到了首长，他说怎么不认识这个年轻人，旁边的同志赶忙作了介绍，他还主动给我握手，说机关今后要多充实一些熟悉基层的年轻同志。蓝部长边听边点着头，还是用他那种平缓的语气对我说，机关情况复杂，多干活儿，少说话，与“运动”有关的事不掺和，把握不住的事就不做，像写大字报这种事，不能有半点儿马虎。

　　那个夜晚，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在远离老部队首长和战友，来到这个陌生而复杂的环境中，听了蓝部长的一席话，我感到非常亲切，他的真诚更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他身上那种正直和忠厚，顿时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好像有了一种依靠。以后每当遇到工作中的难题和思想上的困惑，我都会去请教蓝部长，他也总是耐心细致地帮我解疑释惑。慢慢地，我从同事们那里了解到，蓝部长来自冀中平原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抗战全面爆发后投身革命到了延安。先在林伯渠当校长的行政学院就读，入党后转入抗大学习。党中央从西北、东北两个作战方向与苏军协作的战略出发，决定在抗大组建俄文大队，蓝部长是第一批选拔调入的学员。随着规模扩大，该大队改为军事学院俄文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正式更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下设俄文、英文两个系。从那时起，蓝部长开始学习俄语，为他日后成为俄苏文学的翻译家奠定了基础。

　　1976年的夏天，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的季节。蓝部长经常在午饭后叫上我去校园里散步，我能感觉出他当时苦闷的心情，也能悟出他总是叫我散步是为了避嫌机关的派性。有一次我们聊起了诗，我说听创作组的人讲，你在延安就开始写诗了。此时蓝部长的眼睛里突然有一种平时很少见的亮泽，兴奋地对我说起初到延安，经过行政学院同学云扬，他认识了作家石光，后来又结识了方纪和严辰，不但从他们那里借阅了很多文学书籍，还从他们的作品和言谈中受到启迪，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说到这里，蓝部长竟然背诵起来，“我走近了杨家岭，禁不住喊一声母亲！我从苦难中逃来，我从屈辱下走来，母亲呵母亲！收下我吧收下我，一肚子苦水满腔悲愤，一身寒冷两串泪痕……”那天蓝部长给我讲了很多延安的往事，对他自己革命人生和艺术人生的摇篮充满了深情。

　　不久，唐山地震，波及北京。那时我还住在西四的缸瓦寺招待所。7月28日清晨，天色灰蒙蒙的下着小雨，我在余震中匆匆赶往机关。部领导和科长们差不多都到了，临近中午，蓝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色凝重地说，政治部刚开完会，机关要立即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我们在唐山的部队指导抗震救灾，经我提议并得到部长和其他领导同意，拟抽调你去唐山。主要考虑是，你在云南经受过抗震训练，来机关这段时间表现很好。你还未成家，而部里的老同志多，家都在北京，照顾老人孩子的负担很重。因为你还是借调人员，也不必勉强，这算是征求你的意见。我未加思索就作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去唐山。蓝部长先是点了点头，然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用手拍拍我的肩膀才对我说，你有这个态度很好！让你去唐山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考验。过后我才知道，二炮首长有指示，鉴于地震和机关的实际，凡从京外借调的人员一律回原单位，何时再到机关视情而定。因我到灾区执行任务，作为特殊情况留下而未回云南。第二天早上，仍是阴天下着小雨。机关统一组织搭建地震棚，宣传部多数人家都在南礼士路，就留在那边没有过来。但没想到，蓝部长冒雨赶了过来，他知道我上午就要出发，行前又找到我叮嘱一番，并把一个军用挎包递给我，说是阿姨为我烙了几张饼备作路上的干粮。车轮缓缓启动，我一只手攥住那包干粮，另一只手伸出窗外与蓝部长告别，此时突然想起7年前寒冬腊月的那个早上，我和姐姐上山下乡离家的时候，妈妈一夜未眠给我们烙饼准备干粮……冰凉的雨水洒在我的脸上，我忍不住落下两行热泪。

　　在唐山，一去就是一个多月。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我有一种感觉，在这片废墟上，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我仿佛成熟了许多，灾区是用苦难洗涤人们灵魂的圣地，也是我受教育锻炼的课堂。我给党小组写了一封汇报思想的信，可能流露出了一些想回北京的情绪，不久就接到蓝部长打来的电话，说他对我思想上取得的收获感到高兴，并嘱咐我不要着急回来，要坚守在抗震救灾一线。也是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因为自然灾害而有任何改变，机关的“运动”也不消停，蓝部长是希望我继续留在灾区避开政治上的风险，这是对我最大的关心爱护。但没过几天，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部里通知我赶回来参加在大会堂的吊唁和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       

　　就这样，我结束了在地震灾区的任务回到机关。转眼就是10月，传来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蓝部长迅速召集文化口统一思想认识，按照中央的部署组织二炮直属文化单位揭批“四人帮”破坏军队文艺工作的罪行，同时指导文工团抓紧创作一批新节目，参加驻京部队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联合演出。那段时间，蓝部长好像变了一个人，以极振奋的精神状态不知疲倦地工作，带领我们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受到广泛好评，二炮陈鹤桥政委专门到演出现场北京展览馆看望文工团，称赞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战役中打了一个漂亮仗。

　　冬去春来，总政治部决定召开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蓝部长以导弹部队文化部门领导和军旅诗人的双重身份参加会议。开会地点在王府井北口的华侨大厦。蓝部长要我每天晚饭后都到他那儿去，好把会议精神及时带给机关。一天晚上，会议放映电影《战争与和平》，蓝部长特意要我留下来和他一起看电影。这是美国版的《战争与和平》，男女主角分别由方达和赫本饰演。刚刚结束十年浩劫，能看到这样一部世界经典影片，蓝部长显得比我还要兴奋。看完电影后，他对我说，总的感觉不如苏联拍的好，接着就给我分析比较美、苏两个版本的艺术特点，由此谈起他在1965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的情景，与小说《茹尔汉一家》的作者柯切托夫、长篇叙事诗《十二个》的作者布洛克和军旅诗人苏尔科夫会见交流，还到诗人叶赛宁纪念馆和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故居参观。他对俄苏文学如数家珍，表现出的不仅是浓厚兴趣，而是一种热爱崇敬的感情，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说话间，已近午夜，我说该回去了。蓝部长看了看表，带有一点自责的口吻说，都怪我忘了时间，末班车都收了，你就睡这儿吧，正好两张床，等天亮再回去。我当然求之不得，心里暗自高兴。我们都躺在床上了，他又给我讲起在延安蓝家坪第一次借阅马雅可夫斯基诗集的激情和后来与狼遭遇的传奇，还给我讲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出版他的第一部译作伊萨科夫斯基诗集《和平颂》。整个晚上，蓝部长谈兴甚浓毫无睡意。直到说起《和平颂》这本书时，他突然沉默了下来，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没有再往下说了。我当时因为早已困得不行了，并没有太多的在意，而是过了好久才了解到那是他心上一道不能触碰的伤疤。

　　入夏，我随蓝部长经武汉去重庆出差。逆水行舟，他兴致甚浓，等过了三峡，心情更好，竟独自在舱室念起李白的诗来。我便趁机向他询问有关《和平颂》的往事，蓝部长没有回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那是在1950年，蓝部长时任装甲兵战车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从师长曾克林的司机那里得到了一本伊萨科夫斯基的诗集，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并把一首题为《母亲》的短诗翻译成中文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尤其是得到天津一些诗人作家的鼓励，促使蓝部长下决心翻译伊萨科夫斯基的诗集。但后来出版极不顺利，天津文联的秘书长、诗人芦甸闻讯，便主动登门索要诗稿，说拿去给老作家阿英看看。很快，阿英便约芦甸带上译者一道去家里面谈，肯定这部译稿对原诗的理解把握是准确的，语言文字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也朴素精练，打算介绍给上海晨光书店出版，为此征求译者的意见。尽管后来因为这家书店停业整顿，诗稿出版再次搁浅，但蓝部长回想起当年阿英对一个文学青年的提携仍充满感激之情。此时芦甸却不甘心，又把退稿托诗人阿垅再次推荐，终于在195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蓝部长忆起当年，一往情深，“芦甸、阿垅都是我在天津结识的朋友，他们重情重义令我一生难忘。”说到这里，蓝部长的眼睛有些湿润了，连连说，他们这一生很坎坷，很不幸啊！终于忍痛向我揭开了他不愿触碰的那道伤痕。1955年春，蓝部长调到总政文化部担任《解放军战士》杂志编辑组组长。到下半年，一场针对胡风的运动开始了，因为芦甸、阿垅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成员被捕入狱，蓝部长为此受到牵连。在京郊莲花池荒凉洼地上两排低矮的老房子里，参加了整整一年的“学习班”。同班“学员”还有公刘、白桦、魏钢焰、杜鹏程、黄宗江、沈默君、彭荆风等20多人。蓝部长说，因我在延安整风时曾有过被“抢救”的经历，这次再被审查已有心理承受能力，最后的结论是有温情主义、斗争性不强，导致上当受骗。重返岗位不久，蓝部长又调《解放军文艺》担任散文诗歌组组长，这一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时有的战友对他感到惋惜，并说他不该搞什么创作和翻译，职务级别没搞上去，还差点儿搞成反革命。蓝部长说，人这一辈子，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战友们担任这样那样的官职，那是命运对他们的安排，我为他们高兴。但对我并不一定合适，我觉得文学事业才是我应有的位置。

　　的确，蓝部长对功名利禄是淡漠的，他心里只有深爱着的文学事业。总政文化部的领导了解蓝曼，给了他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和更方便了解全军部队的平台。蓝部长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直到1965年调公安部队任文化部副部长。他说，这9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最充实和收获最大的9年，也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诗的季节”。他的第一本诗集《老梢公》和第二部翻译诗集《苏尔科夫诗选》相继出版，随后又从东海舟山到南海五指山深入生活，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绿野短笛》。再从雪域高原到白山黑水，接连出版两本新诗《海阔山高》《青龙湾》，同时翻译出版了《马尔夏克诗选》《军官随笔》《祖国之歌》。蓝部长说他什么时候想起这段经历，都会在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催生了文艺的复苏。蓝部长和创作组组长、画家华克雄，再加上我，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到滇南我的老部队做了一次工作调研与深入生活兼顾的“蹲点”，吃住在连队，不要机关陪。初夏时节，夜幕落下，山里就会有一种小花开放，月光洒在白色的花瓣上，反射出一片光莹，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每当这时，蓝部长就要叫上我们从屋里出来，搬几把椅子坐在月光下聊天。当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认识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他说，在我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真正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作品并不多，也就是那部长诗《坦克奔驰》和一些描写童年生活的作品，所占数目并不大。这是因为一个作家仅靠自己那一点儿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不断补充生活，增加阅历，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学会使用间接的生活来进行创作，如在阅读别人的作品中了解你所不熟悉的生活，以此来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如我的老朋友王愿坚，长征路上没有他的一个脚印，他却写出了《党费》《七根火柴》等长征题材的名篇隹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编辑《星火燎原》征文时，从许多老红军的来稿中和自己对老红军的访谈中，逐步加深了对长征的认识了解，这算是一种“间接的生活”，再加上他原有的战争体验，就能够很好的弥补自己未经过长征的不足。总之，不要简单地、狭隘地和机械地对待生活，自己亲历是生活，别人所为也是生活，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理解生活、如何表现反映生活，有些你所看到的东西，可能表象与本质有很大差异，能不能抓住本质是水平，会不会反映本质则需要胆识，我写了大半辈子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能完全解决好。蓝部长的那次滇南之行，是他劫后逢生的第一次艺术之旅，对我这个文青来说则是一次难忘的启蒙之旅。       

　　回京以后，蓝部长要我将调研中了解到的基层文化工作情况整理上报，并以他个人的名义提出建议，针对部队业余文艺骨干青黄不接、创作缺乏园地的突出问题，拟由宣传部办一个内部发行、面向基层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很快，蓝部长的建议得到上级批准同意，刊物名字定为《星火》，寓意星球太空火箭，规格为32开100个页码，暂定为季刊，由文艺科负责编印发行。经蓝部长提议，文艺科把创办这个杂志的所有工作统统交我一人承担，从下发通知征文到拆阅来稿，从每期设计到编辑作品，从请人插图、送厂排版到印刷校对、捆包下发，全过程“一条龙”，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杂志“主编”。在创刊号签发开印后，蓝部长专门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我交谈如何当好一个编辑。他用自己在坦克师创办《战车报》，在装甲兵司令部创办技术刊物《坦克译文》，后又到《人民装甲兵》杂志任总编辑的经历，特别是用他在总政文化部编辑两个杂志的经验教训，对我进行具体的传帮带，特别叮嘱作家诗人是以个人的风格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编辑则不能以个人喜好选取作品。一本好的文艺刊物应是多彩多姿的园地，一个称职的编者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要有奉献的大情怀，但也不完全是为他人作嫁衣，因在编稿过程中也会受到感动和启发，还能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和使用文字的能力。他一生创作翻译的几十部作品中，就有四分之一是在编辑工作之余完成的，如果没有在编辑岗位上的锻炼陶冶，也不会有现在创作上的收获。在蓝部长手把手的帮助下，我的人生实现了重要转折，不仅是从边疆来到首都，从基层来到机关，而是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走上了一条更适合也更有益于我发展的路。

　　3年过后，蓝部长因年龄缘故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专职创作。虽然精力不如从前，但那长久离别的诗兴又从远方徐徐归来。他同邹荻帆、周良沛、丁力等诗人一道走进白山莽林，以《森林抒情》为题的新诗集应运而生。正当蓝部长重返诗坛，却不幸被病魔缠身。我去医院探望，他面部削瘦却神情淡定，至今还能记得他当时说的那些话。“在住院的这些日子，我常想，一个农家孩子怎么就走上了写诗的道路呢？把过去写的那些东西又拿出来翻了翻，看到一路上留下来的那些深浅不一歪歪扭扭的脚印，连自己都觉得可笑，不过幼稚也好，天真也罢，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留给历史的印记，我这个人很知足。”

　　或许就如蓝部长所言，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作品算不上什么珠玑之作，但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就像是丢失在田野里的麦穗，颗粒虽不甚饱满，却蕴含着耕耘者的心血和对丰收年景的企望。它们又像是遗落在堑壕边的弹壳儿，身上虽有点点锈斑，却仍保留着当年战斗的姿态，并散发着淡淡的火药味儿。

　　2002年，蓝部长默默地走了。

　　今天，在回顾导弹部队半个世纪艰辛历程的时候，我把记忆深处与蓝部长的那些往事梳理呈现出来，送给与他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但愿也能唤起他们的回忆和怀念，以告慰这位被称作“温情主义”的军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