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醒者的记录与追忆——从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与《云梦断忆》谈起

　　说起陈白尘，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他富有极高造诣的戏剧创作，无论是《升官图》《岁寒图》，还是《结婚进行曲》《乌鸦与麻雀》，亦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风歌》，均引来人们不尽的品评和阐释。陈白尘，于人格风范与精神气度上来说，是一个时代的清醒者。这一点，我们从他的《牛棚日记》和《云梦断忆》中可见一斑。

　　《牛棚日记》创作于“文革”中，是陈白尘被错划为“黑帮”以后，每天冒着危险偷偷记录下来的，从1966年9月10日到1972年2月29日，他记录了这个疯狂年代里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而《云梦断忆》则写于“文革”后的1982年，是陈白尘于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所写，追忆了“文革”期间他在湖北咸宁古云梦泽边“五七干校”的种种往事。两本书，一为日记，一为追忆性的散文，共同烘托出了陈白尘“文革”时的心境和他对那个疯狂年代的反思。

　　读完这两本书，你会发现，陈白尘很“另类”。

　　《牛棚日记》虽写于“文革”受批斗之时，但通篇很难找到一个含冤受屈之人的痛诉与牢骚；其时的文学深受“文革”思维的影响，文坛充斥着固定化的“样板”式创作和阶级斗争的二元思维，但《牛棚日记》却迥异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风，其中鲜少见到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而是流溢出了浓浓的智者情怀：当面对押送他回京之人彻夜的监视时，陈白尘“埋头便睡，极酣”；当作为“黑帮”分子与其他“黑帮”一起登台示众时，他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他们这帮“黑帮”“大将”、“干将”之流可怜可笑的形象；当面对许多人的子女写大字报批判父母，与父母划清界限这样令人心痛之事时，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但所担心却是“孩子们了解真情后，又将作何感想？又产生什么后果？”……身处逆境之中，他所担忧者并非这逆境本身，而是对世人、对后代的心灵扭曲……

　　同样的，创作于1982年的《云梦断忆》也是一本颇为“奇特”的书。其时正当批判“文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蓬勃之时，文坛创作中也弥漫着浓浓的感伤、控诉和质疑，很多作品也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化趋向。而《云梦断忆》却很难将它确切地归类——它呈现的是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真实而复杂的人文心态，这其中有质疑、有反思、有控诉，也有对美好人情的怀念，但更多的是一个清醒者的自我审视和超越意识。因而，相比于同时代的作品，《云梦断忆》是一个丰富的存在，它直接指向作家陈白尘的心灵世界。

　　生活固然是创作的源泉，但这生活又必得经过作家心灵的过滤。因而，有人说过，文学研究是要研究作家的心灵世界，文学史也即是作家的心灵史。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作家，陈白尘的心灵世界可以浓缩和折射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人性的善恶美丑，那个时代曾经有的荒诞，都于陈白尘的笔尖细细流出。

　　尽管备受迫害，背负“黑帮”恶名，遭遇无休止的批斗；下放干校，过着半监禁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革命群众”所领导，然陈白尘都以其诙谐笔调戏谑之。在他的笔下，尽管大家都生活在“文革”秩序下，然而人性的优点、弱点和复杂性仍然在一种变异的秩序中顽强地流溢出来，使得这个荒谬的时代也表现出了某种人性的恒定。陈白尘的清醒，正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恒定，并于此中体验到了各种人情冷暖和人性变异，更对于自身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进行了彻骨的反思。

　　无论是留守在北京的文联大楼，还是下放到云梦泽的“五七干校”，陈白尘总能于灰暗的境遇中寻找到生活的乐趣。在北京时，虽受专案组的管辖，但也总要趁星期日放假的“自由”，与张天翼、张光年组成“三角同盟”，共同出游——洗澡、逛书市、会餐，对于北京城的各种菜系，陈白尘也是如数家珍，并暗诩“三角同盟”为“内行人”……虽自乐于北京“牛棚”中这最愉快的时期，但也对古云梦泽边那个“五七干校”梦想已久，因为与北京生活相比，“能在农村享受恬静的田园生活，真是心向往之了”，更何况他还听人说“那儿是如何山清水秀，又是鱼米之乡，怎能不动心？”(《忆云梦泽》)虽于苦难之中，可总能寻出生活的美丽来。由此，陈白尘的豁达、幽默、乐观与坦诚，顿时跃然纸上。或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宽阔而美丽的心灵世界中，陈白尘保持住了自己的清醒。

　　在一个变异的时代中，保持清醒何其困难，这需要拥有健康的不被扭曲的心灵、顽强的自由的精神和正直善良的人格，然而可喜的是，这样的人并非寥寥可数。在《忆房东》一篇中，房东贾大爷一家便是这样的人。在“五七干校”，陈白尘是被监督、被改造的人，其身份自是低人一等，被人吆喝来吆喝去，称呼自己为“大黑帮”、“大叛徒”者不乏其人，“直呼其名是最客气的”，而房东儿子却以“陈大爷”称呼自己，并于无人处帮助自己，坚定地相信陈白尘是“好人”。一句“你受苦了，陈大爷”，让陈白尘感动得终夜难眠。当陈白尘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攻击时，房东儿子也愤愤然地说道：“陈大爷，别放在心上！我们相信你！”难道房东儿子的正直感仅仅来源于民风的淳朴吗？他曾经比陈白尘还要理直气壮地说：“……我看被批的都是好人！批得越重的人越好！”“怎么不是？陈老总、彭老总、贺老总不都批得厉害？”而对于“文革”中兴起的“向贫下中农学习”，房东儿子也有自己的看法，“你们干校口口声声说，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但你们就不听我们的意见！连种庄稼都不相信我们！大雨大干……”此时此刻，陈白尘真正被对方折服了。一个出身贫下中农的农民能有如此见识，能如此清醒，真正让陈白尘得到了“再教育”。陈白尘开始反思“文革”的荒谬，也正因为如此，他从中国几亿农民的内心深处，看到了温暖人心的力量，也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时代的希望。

　　清醒者有之，但被扭曲者更是多数，最令人痛心者，莫过于孩子们。《牛棚日记》中提到子女对父母的批判，以及子女在父母名声压力下所遭受的不公，对于事情本身，陈白尘尚可平静对待，然而他更忧心的是孩子们在了解真相以后所产生的后果。这也正如在《忆眸子》一篇中的那个拥有乌黑透亮眸子的小女孩。当那个曾经甜甜地喊“我”为“爷爷”的3岁小女孩两年后再次出现时，当我忍不住想去摩抚她漆黑的头发时，她那原本乌黑透亮的眸子中顿时放射出愤然的怒火，她猛然叫出“大黑帮！”“大坏蛋！”……数不清的批斗和人身伤害都没有击倒陈白尘，而这双眸子的变化却重重地打击了他——这是祖国的未来，“我多么希望从那小姑娘和胖娃娃一辈的青年们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视到新中国的未来哟！”可事实却是如此的残酷，怎能不令人感到万箭穿心！孩子们稚嫩的心灵遭到蒙蔽和扭曲，无异于希望被扭曲，未来被蒙蔽！还有什么比失去希望更令人心痛的事情呢？因而，当家人寄来的“高档食品”被没收并被送到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吃时，想不到小朋友们“敌情观念很强，一个月后原物退回，说是‘不吃黑帮东西！’”陈白尘也只能自我解嘲：“这大有伯夷、叔齐不吃周食的气概，令我敬佩！”但透过这诙谐的戏谑之语，我们看到的是纸背上的深深的绝望之感。干校生活，有形态丰富的各种冷遇，但也有“爱抚的、同情的、怜悯的，甚至为我愤慨的目光与眼神”，这或许也是支撑作者一直走下去的原因所在。固然，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受到污染，令人痛惜，但那些为一己之私欲，穿着“革命”的外衣，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们，他们又该拿什么去教育他们的孩子呢？陈白尘念念不忘的，是那“正在塑造中的青年的灵魂，被搞得天翻地覆而又地覆天翻”……孩子们生活在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十亿人们的灵魂都触动了”，那孩子们又该如何呢？读到此处，我们又想起了鲁迅那“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样是时代的清醒者，陈白尘的呼声，同样振聋发聩！

　　于痛苦中寻找温暖，于丑中寻美，于黑暗中寻找光明，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翻开《牛棚日记》，随处可见批斗、检查、压力、认罪、大字报……频繁得让人窒息。而在这群体变异的年代，陈白尘也能于人的变异之中发现人性本来的美好。当陈白尘身在“牛棚”之中，被作为“牛”来看管时，自然有一位牧“牛”人前来“陪伴”，当陈白尘因为牧“牛”人的过错而顶替其受到责罚时，这位平时一副“革命”的正确面孔的牧“牛”人，居然在晚上偷偷向“我”作了检讨，变得与人为善起来。1978年以后，以前曾经对“我”恶语相加的许多人都已着力于与“我”恢复关系，惟独这位牧“牛”人，或许是心怀愧疚，却总是避而不见……陈白尘感叹：“比起某些人来说，我倒觉得此公是可爱的！他在那个荒谬的时代里并未做过什么坏事，不过在性格上被那时代稍稍扭曲了一点，这算得什么呢？”(《忆茅舍》)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种敢于面对自己缺点的人，更称得上是“知耻近乎勇”，更值得人们去钦佩。无独有偶，“甲骨文”也是这样一种人，他本是“革命群众”，却挡不住追查“反革命分子”的压力，咬出了一连串的“反动”同盟，“更兼瓜蔓所及，牵引愈多，某某的身价日高，而好大喜功之辈，更恨不能像吹糖人儿似的吹得他更大些，以邀重赏。”但物极必反，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糖人儿一破，一切粉碎！但领导有涵养，镇定自若；而‘甲骨文’却颇有良心，便神不守舍了！”以至于后来，“甲骨文”承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进了精神病院，后又好转出院，遣返原籍了。但即使如此，“甲骨文”仍被认为是“书呆子”，他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借着出卖朋友而升官……可见“我们这干校和社会比，还算‘世外桃源’哩！”陈白尘在这些被扭曲的人性之中，发现了他们本性中的纯洁和善良，因为这样一些人，尽管被这个疯狂的时代所扭曲，然而到底不如某些人更令人所不齿，“许多在一九七六年已经迈脚想跨上贼船，由于偶然而缩回脚的人，甚至已经跨上去而又急流勇退者，不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位皇帝一样，自以为穿上其实不存在的新衣而大摇大摆地在人群中高视阔步么？”比起自欺欺人者，反倒是那些能够正视自己错误、勇于忏悔的人，更有资格去迎接新的时代和新的自我。

　　与上述一类忏悔者相比，那些坚持真理的人更让人感佩！在《忆鸭群》中，陈白尘便以鸭群的坚持真理来表达自己对这一类人的喜爱。当我和同伴想绕道而行，以避免鸭群吃谷子时，鸭群却大声鼓噪，坚持真理，不肯绕道，最终使我们的“阻拦”彻底失败。“但此后对于诸如此类之事，对鸭群再不敢‘横加干涉’了，因为真理确在它们一边，而我们也确是犯了‘路线错误’也”。于是，在经历过鸭群的几次“犯言直谏”后，“我是相信它们在大方向上比我正确，我得服从真理嘛！”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被时代扭曲者占大多数，但这种真的猛士却也存在。在《忆金镜》中，侯金镜就是这样一个沉着而勇敢的猛士。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侯金镜对许多荒谬的现象极为不满，颇多直言，一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与侯金镜在一起时，他总是勇挑重担，“只让我做个助手，他说他比我年轻得多”；在“我”遭受大批判时，“连敢于向我行注目礼的也愈来愈少了。但金镜却几次把我拽进他那个‘家’里喝上一杯半杯白酒，给我说上一句半句安慰的话，使我精神振作起来”。也是侯金镜，在与“我”一起赶鸭群时，发现了鸭群“坚持真理”的秉性——“因为真理在鸭子那边，所以我们失败了！鸭子，是可爱的！”在陈白尘看来，“金镜便像那坚持真理的鸭群中最勇猛的一个！”因而，文艺界要拨乱反正，社会要步入正轨，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猛士。清醒洞悉时代荒谬的贾家父子、时时庇护弱者的大个子、还有那拒不认“罪”的某某……又何尝不是向往真理的猛士呢？也正是从这些人身上，陈白尘看到了社会的脊梁。

　　然而，作为一个清醒者，陈白尘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他不止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个荒谬年代的人性变异、善恶美丑，还切实地反思了自己和大多数人的局限性。在《忆鸭群》中，当与我朝夕相处两年多的鸭子被人们宰食时，每个人都得进厨房为鸭子拔剔茸毛，我也只能奉命前往。此种心情难以描绘，我与鸭群在两年间亲密无间，恰似“同生死、共命运”的朋友，而如今，我却只能自我谴责：“为什么我只能服从领导命令，而不敢挺身而出，为这群小动物请命呢？我是懦夫！”由此，陈白尘洞察到了人性的弱点，“那些声称把我打倒在地并且还要踏上一只脚的人，那些对我横眉竖目，跟着高喊口号的人，那些对我昂首而过，不屑一顾的人……更不用说那恶声相骂、其实是在卫护我的人，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是真心一饱‘口腹’之欲以外，难道真个都想吃掉我的么？是否也像我一样，是在领导的命令之下，不得不来拔剔我的茸毛呢？……”陈白尘由此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的常态，局限性人人都有，但可贵的是，陈白尘反观到了自己的局限，并推己及人，开始寻找造成“文革”灾难的国民性因素。

　　由此可见，《牛棚日记》和《云梦断忆》不是单纯的伤痕记录和追忆。陈白尘的清醒，体现在多方面上，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前进，必须要挖出十年动乱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因而，他为我们呈现的，正是一个清醒者眼中的世界——是他的清醒，他的人格魅力，最终造就了他的艺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