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华传统文化引入文学艺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22日16:28 王万举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  

  文化是人类通由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特指精神文明。本书将“传统文化”界定为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化形态。这是因为:一、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和主要成就虽然在文学革命,但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形态。以语言为第一要素的文学的改变,影响了其他所有艺术形式“抛弃内容,改造形式”的变革;艺术的变革,引发了整个文化形态的变革。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为标志的新层次的“西学东渐”开始,不但在政治理念方面,而且在思想方法、研究方法方面,对构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虽然未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但已采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一大批新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出现,也对中国传统的“我注六经”的治学方法给予了极大的冲击,从而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主要建构方式。三、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彻底反思由此发端。李大钊说:“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及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不管儒学原典是何等风貌,“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矛头,直指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这个伟大的政治口号和文化旗帜对于破坏旧习俗,开启新风尚发挥了巨大作用。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节点,一个重建社会基础的节点。文化革命的意义是重大的,但也是有限度的,并且它的完成赖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基础的根本变革。新文化运动是中共建立、国民党整合以至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的逻辑起点。自新文化运动至今的漫长岁月,其实都是文化破立的艰难征程,无花的果和无果的花充斥于途。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包括以下内容。

  新文化运动之前所产生的所有物态化活动的成果,即全部意识形态。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贾兰坡在《“北京人”的故居》一书中披露,山顶洞人“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第41页,北京出版社,1958年)。这当为先民审美意识的觉醒。从原始炽烈的巫术礼仪(包括着“艺术”)到甲骨、青铜上冷静的刻迹,从神话、传奇和传说到承载着沉重社会内容的戏剧、小说、诗歌,文学艺术展露着千古兴亡、斑斓世俗和百态人生,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极为生动的一面。

  在其形式方面,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外化为千姿百态的艺术品种。创生、发展,走向极致,每一个艺术种类都形成过以自己为中心的文化,累积了丰富的人类审美经验,体现出极具个性的美学规范和风格。

  在其价值观方面,中华民族审美意识通由创造和接受的相互对接,不断累积着“高台教化”的实践理性,对于构筑中国人的理想信念、人伦情感和行为准则发挥了重大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自然的人到文化的人,是艺术向着文化的展开历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术创造是精神的无羁想象,艺术欣赏是精神的主动欲求。在艺术欣赏里,“德”便不再是枯燥的教条和狞厉的面孔,而是沁入心田的甘露和细雨。文化化人,赖于艺术。

  汉字汉语是汉文学的第一要素,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蕴藏着民族积习的全部密码。汉字汉语的流程,淌作一条文化大川。汉字看似一幅画,观则得其象,析则悟其意;汉语听像一首歌,咬字抒其怀,行腔励其志。一个华夏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以汉字汉语为名片找到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中华民族的“德兴”见诸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论语》里。孔儒原典高举“仁”字大旗,化善行作主观欲求,变责任为个体担当,置做人于做事之前,固修身位治国之本。不但是条例、规范,而且是顶层设计、“可行性研究”和路线图,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原本就预设了“与时俱进”更新内容的思想“机关”。于是,儒学大树便不断褪掉“灰色”而永葆青春。孔儒——汉儒——宋明理学,不断变换着自身面貌的价值观念当然是文化传承,但不同于艺术的“高台教化”,它是价值观的理论形态。

  以仁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体系,“成于乐”和“游于艺”的艺术观,“兴”“观”“群”“怨”艺术功用说,文质统一的审美观,中庸的美学批评尺度,“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辅相成的自然美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作为倡导,它们与生机勃勃的艺术(创作和接受)实践的互动,勾勒出一道中国传统文化行进的风景线。

  几千年的艺术实践“提炼”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美的独特形态。中西艺术美的形态有共性,亦有差异。例如,中国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中国传统悲剧的特点常被诟病,认为不如西方悲剧那般撕肝裂胆。其实艺术的本质正是各美其美、百花齐放,不可能互代。是“文化”的不同铸就了不同的艺术(美的形态)抑或是艺术美形态的差异铸就不同的文化?可能是相互作用使然。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优美、滑稽、崇高,其个性风貌是“一方水土”即特定的“内容”(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所决定的。“文明以止,化行天下”。产生和流布于华夏大地的美的形态,是中华民族审美积习和人生态度的凝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体”,它会不断地释放出社会正能量,给予人世间以巨大的鼓励和慰藉。

  民俗(民间的风俗习惯)是活着的“显文化”。它从远古走来,它向未来奔去。奔流中,它会不断地“遗传”和“变异”,既与时俱进而又“万变不离其宗”。民俗不离开人的物质生活,但其本质是物质生活的“说法儿”,这“说法”紧扣“导向”(人们对生活的希冀),不离基础(物质生活),适时调整。孔子时代,周时定制“三年之丧”便受到了挑战,这个挑战来源于“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即社会生活——明显加快的生活节奏和交往的需要使居丧三年已难以遵守。孔子通过“以仁释礼”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汝心安否”?形式虽然十分重要,但比形式更重要的是文化活动的目的、仪式的目的。孔子“以仁释礼”的理论构建和“汝心安否”的诘问,恰恰给予今天探讨民俗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启发。民俗是观念、仪式和情感的统一体。不同的节庆有不同的企盼,不同的仪规有不同的诉求,这就是各个不同的观念。“礼自外作”,“仪”更居外,礼仪为不同的企盼和诉求服务,当然更是百花齐放了。但“情感”的注入却是天经地义并且难以区分,或者说,区分喜庆的情感投入与悲痛的情感投入没有实际意义(在民俗本质的探讨上)。“情感”作为人的超生物的存在的基础,是民俗的质的规定性,情感的挥发和满足是人类的最高层级的需求。观念先行,注入情感,谨行形式,当是民俗的有机构成。现实的民俗不是艺术,现实中消失的民俗有可能成为艺术。在异质文化的对比中,民俗的“这一项”有可能成为另一文化体系中的艺术。现实的艺术是民俗的文化风向标。在民俗与艺术的相互转换中,“文化”作为显行便凸出出来。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行程中形成了无数的文化符号,它们是文化的基因库。“符号”就是记号、标记。文化符号种类繁杂。节庆是符号,艺术品(包括活动)是符号,名人之名也是符号。一切仍处在显学中的文化事实都不算作“符号”。文化符号对于文化开发和艺术开发的意义,在于它积淀着民族文化的丰富内容和繁衍的密码。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持续地对这个制度进行了文化上的批判。但更有意义的是社会基础的嬗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十分有效地消除着封建观念的残余。思想史的行程与政治的行程并非完全一致,对思想遗产的价值判定也不同于对它的政治的宣判。自先秦“百家争鸣”发端的中国哲学、美学、伦理学、法学、兵学、经济学乃至风水说等等理性思维的成果,在日渐脱离它的基础(封建典章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之后,会给予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以怎样的文化效应呢?这是一个难以笼统作答的历史课题。但如果具体地探讨它们对艺术创意的实际作用,则并非不能把握,虽然这种“把握”也仅限于获得方向。对于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似乎也不应该开列具体的药方。思想遗产(理性成果)成为显态文化恰恰以脱离社会基础为前提。这是因为:第一,脱离了现实的利害,它的“抽象意义”才能显现,有人将思想遗产的继承归结为“抽象继承”,不无道理。第二,任何所谓“继承”都是既“述”又“作”,都是创新,都是为创新而“推陈”,没有无目的的操作。操作又分两种。新思想的推出以对旧思想的批判(无政治意义)为前提,而这个批判只有当旧思想结束其现实行程之后才能“盖棺论定”;新思想的炮制主体只有淡化自身利益之后才能无情感地操作。至于以既有思想资料用于艺术的创生,则需“艺术地”将其还置于所产生和发挥实际作用的社会条件中去。构成艺术内容的要素如主题、故事、人物、情节与其所传达的价值观(思想)是一个整体,任何颠覆、穿越和变型都须以这个统一为前提。例如,清官政治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具有人民性,代表了那个社会机制下的“清流”。然而,这种“为民做主”的观念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观念风马牛不相及。离开具体题材的“弘扬”非正确的继承之道。总之,思想遗产进入文化创意、艺术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创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它是“文化”,具有“化人”的本质属性。

  自新文化运动上溯到第一把石斧的诞生,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创造物质财富的物化劳动是先民使用工具制造工具的伟大社会实践,它与人类自身的产生一起,构成社会的基础(不同于创造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物态化劳动)。黑格尔说:“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且被遗忘的。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1974年版第202页)列宁对这段话评价为“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用历史唯物论的视角看,人类在为生存目的而进行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远比这有限目的更为伟大的科技文明。马克思说:“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生产,人类则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到处适用内在的尺度到对象上去。所以人是按照美的尺度来生产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9页)作为观念形态,以物化为目的的古代科技思想和创造发明构成灿烂的科技文化;作为物的形态,古代遗迹、遗存和遗址构成今天智的启迪、志的激励和美的发端。今天尚有极少数先民的物化成果仍具有实用价值(如都江堰),大部分已消失了。消失了实用功能的遗存、遗迹和遗址,也许更易唤起今人“发思古之幽情”,对先民伟力的认知更易化为敬的情感。这是科技向文化的回归。

  艺术的创意方向

  儒道互补

  大多传统艺术在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方面是儒道互补的。《桃花扇》《红楼梦》和《三国演义》都是“出道入儒”即歌罢英雄叹空幻。艺术是社会人生的反映。如许多学者已述,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都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志道、据德、依仁、游于艺(儒家)和反伦理而超伦理(庄子道家),不但都是艺术创作中人生主题的开拓方向,也是艺术形式的创新方向。

  在中西对比中反思中国美学原则和中国艺术精神

  中国美学原则包括艺术观、对艺术社会功用的认识、对自然美的认识、艺术批评的标准和尺度等。儒、道及儒与道的互补互动构成中国美学原则的丰富内容。以戏曲为例。如果说“高台教化”“文以载道”构成了戏曲的社会功用和价值取向;那么,“象征”“道具和时空在演员身上”则构成了戏曲的形式和艺术规范。儒学对“内容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庄学则对形式艺术如书法和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中国美学原则为用引入中西艺术对接,应以艺术形态、艺术形式和艺术项目为对接点,而不应以概念对概念、以理性对理性、以口号对口号。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有很大收获,如中西悲剧的比较研究。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找出传统艺术项目中的长与短,即为艺术创意的重要方向。

  延伸或颠覆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的“被延伸”和“被颠覆”都是必然的。延伸和颠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视角:颠覆即为延伸,延伸必然颠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延伸和颠覆。在艺术上,依托既有故事和人物的创新表现为改造形式(改变美的形态),如魏明伦的《潘金莲》之操作法。

  探索既有艺术品种的成因用于新的艺术品种的创意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第一部影片,“电影”诞生了。电影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一直被当作“杂耍”而未被认定为艺术。雨果·闵斯特堡(1863—1917)从视知觉的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指出了人与电影影像的运动感和深度感对接为艺术(反映现实又比现实更集中的形象感受)的可能性。鲁道夫·阿恩海姆(1904—1994)紧紧抓住电影影像与现实形象之间的根本差别,指出了电影将现实幻想化为艺术的可能性。贝拉·巴拉兹(1884—1949)从电影的观众效应(审美)和社会效应(文化)方面,指出了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特别是文学在文化类型上的差别。正是这种理性的追问和生机勃勃的创作实践一起创造了电影。在中华民族艺术史上,对初生艺术品种类似雨果·闵斯特堡们对电影的研究并不鲜见,后世的解读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对艺术创意更有意义的是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将中华传统文化引入艺术,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品种)和审美经验(接受方式)。历史上每一个艺术品种,都有其创生发展的心理和生理依据,都有其对现实的独特的审美关系,都有其在接受过程中所展示的文化形态。并且,在以上所有要素的规定和制约下,形成自己独特的观演(阅读)格局。那么,要提出的问题便是,当如上条件以新的形态出现时,我们能否抓住进行艺术形式的创新?为了能够抓住它们,就需要向后看,需要将前人如何探讨问题的方法引入我们的艺术创意活动。

  对“退出”后的艺术品种的“钩沉”

  艺术品种的“退出”是“作为现实的艺术品种”的退出。它的美的质素还在,它的审美经验还在。因此,对既有艺术品种的“钩沉”便是文化创意的重要方向。这种钩沉是“古为今用”的特例,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引入艺术的特例。

  对退出后艺术品种“钩沉”的可能性在于:当某一艺术品种作为现实的艺术品种开启了“退出”的历史进程后,由于这一进程的长期性,尚有一部分人会长期作为它的受众。用文化产业的角度说,退出中的艺术品种还会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这就为其有限度的生存创造了条件。

  这种钩沉当然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它不能完整地再现曾有过的辉煌。

  这种钩沉是以形式重回现实,也就是说,是某个艺术品种充当了艺术创意的着力点。

  结语

  从形态上讲,“传统文化”既有逻辑的,也有形象的;既表现为内容,也变现为形式;既是体系,也是片论;既是集体,也是细部。将中华传统文化引入艺术,实则以传统文化作为创意的启发点,是古为今用而不是相反。另外,所谓引入艺术,需要强调的是既要引入艺术创作,也要引入艺术欣赏。今天,面对日益工业(广义)化的社会,如何欣赏已成为时代课题,因之,艺术的欣赏特别是对传统艺术的欣赏需要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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