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烂漫丛中笑

　　几天前，接到老友刘光波的电话：“我发现了赵英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是2009年颁发的！”口气兴奋而惊奇。

　　“你才知道啊？！”我答，“还发给她500元奖金哩！”

　　光波更是一头雾水。他说：“这样的事，赵英从不对我说；国家出版总局发给她的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年纪念’奖状，我是好长时间才发现的……”

　　赵英大姐能不是优秀党员吗？八十大几的老人了，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时有眩晕，走路十分缓慢；但这些都压不住她内心极强的组织观念，有会必到。她还以老作家张庆田让人背着上楼参加会为榜样，十分动情地说：“只为老同志多见一面、聊聊天也该来呀！”我感动之余还是不放心，每次都是亲眼见她安全地上了公交车，心才踏实。

　　看得出，赵英大姐对组织、对同志满怀深情；但她做人一向低调，对自己人生中的闪光点，从不对人炫耀。包括朝夕共处、形影相随近60年的老伴刘光波。

　　赵英大姐从青年时期，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1948年8月，东北处于国共大决战之时，不满20岁的她，毅然决然地从国民党统治区沈阳市投奔解放区，先是任东北团委宣传部干事，因热望从事文学创作，进了东北“鲁艺”，为战时宣传工作的需要，她先后参加了辽北、辽西文工团的演出与创作。写出剧本《礼物》、小说《女村干》等。这位文静秀美、开口面带微笑的姑娘，得到团里团外和广大观众的喜欢，可她一直心怀作家梦，酷爱生活与创作。为此，1954年秋，她从东北戏曲研究院来到当时被称为“穷山恶水”的热河，分配到省文联创作组，她心里好高兴，但却遇到了《热河文艺》缺编辑，领导让她做编辑工作，她服从了组织安排。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副“编辑”重担竟让她担了一辈子，而且心甘情愿、诚心诚意地为他人作嫁衣，直做到满头花发，再没能从事她心仪已久的专业文学创作。

　　那时候当编辑，不提倡兼顾个人写作，发现与培养工农作者是第一位的。我是亲身享受过这种厚待的。20世纪50年代初，我每次给《热河文艺》投稿，必有编辑的亲笔回信。有一次我寄去一篇千余字的速写，没料到编辑写给我的改稿信比原作还长，可惜那时编辑给作者回信都不署个人名字，所以至今也问不出这位辛勤园丁是谁。我的短篇小说《钱》发表在《热河文艺》1955年第二期，结尾的二百余字几乎是责编重写，修改得既含蓄又壮美。我特高兴，就去省文联表示感谢。刊物主编范程微笑着告诉我：“要谢你去谢赵英同志，稿子是她修改的！”

　　在省府大楼四层的一间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赵英。当时，她正为一朋友的病情伤心流泪。见我敲门进屋，她赶忙拭泪转笑接待了我。她很客气地讲了为啥这样修改。她说，作品切忌直白，需要含蓄的美，尤其是结尾。她还找出被改得如红蛛网般的原稿，热诚陈述修改的因由。并要我看了其他几处小的改动。我当时感动得不知该说啥。那次初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更可喜的是，1956年我们先后调到承德《群众报》，成了同事。她与光波合编文艺副刊《百花园》(不久光波去了“农村组”)，我在“党的生活”组。那时，承德地区没有文艺刊物，《群众报·文艺副刊》是地区唯一发表作品的园地。地委领导明确要求《承德报·文艺副刊》担起培养业余作者的任务。当时，尚属青年作者的白鹤岭、何理、刘章、陈映实、彭坎、王保瑞等都曾在这里发表新作。刘章的处女作《矿山之夜》，就是赵英夫妇发表在副刊《百花园》的。诗人后来著文表示感谢说：“正因《矿山之夜》变成铅字，使我坚定了学诗的信心。”说到他和赵英夫妇的关系“是纯洁如水，我连一斤水果也不曾送过；知道我已经做了父亲，赵英还送了我一顶小孩儿帽……那时是买布要布票的时候，一顶棉帽也十分珍贵了”。(见刘章散文《忆恋初行旧石桥》)

　　赵英在《百花园》里耕耘九年多，园里走出多少作者，可曾有人统计过？

　　1956年3月，我与张仲朋、刘哲等出席“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回来，赵英半开玩笑地说：“别老盯着大刊，关心一下咱报的《百花园》吧！”“咱报”是编辑们对《群众报》惯用的爱称。大约半月后，我交给她一篇小说《朱彩云》，她分三期连载完。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我的业余创作处于活跃期。又把自认为写得贼好的短篇《古庙夜记》交给她，她欣然地以整版刊登，很快就被《河北日报·文艺副刊》转载。

　　我们连续九年在一个单位耍笔杆，一个食堂就餐，又共同经历了“反右派”“反右倾”运动，风风雨雨走过，没吵过架，没红过脸。1964年，我与赵英大姐在同一领域暂时分手——河北省创办《农民日报》，指名调她去编文艺副刊；我在省文联领导关心与安排下，去兴隆县半壁山区委任职深入生活。奇巧的是十五年后，经历了“文革”十年，我俩再次调到同一单位——河北省文联，一起编《长城》文学丛刊。四年后，我去了创作室；她继续编《长城》十五年，直至我们俩在省作家协会离休，而后又一起过组织生活至今。如此算来，我们相识并在一个单位共事，整整四十六年！人生有几个四十六年啊？

　　赵英大姐几近一生做文学编辑，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一次在研讨如何办好刊物、扩大刊物影响时，有人主张多拉全国名家名作；大姐并不完全反对刊登名家作品，但她主张地方刊物应该是本省作者的“创作之家”，以发现与扶持本省作家并推出名作，进而把本省作家推向全国。何申是她经常联系的作者之一，她曾编发过他的承德民间传说等作品。当约来何申写现实生活的中篇《乡镇干部》时，她眼前一亮，赏读着她熟悉的山区生活，品味着鲜活的人物故事和浓郁的地方语言，作品透着像刚从厚厚泥土里挖出来的清新气息，她禁不住拍案叫绝。立马编好，并建议以头题从速刊出。小说一经发表，反应特强烈，几家选刊争相选载。何申也名声大振，各家名刊纷纷向他约稿，很快就有了享誉全国的何申乡村干部系列小说。之后不久，《长城》又推出以写现实生活著称的何申、关仁山、谈歌三作家的“河北‘三驾马车’”，震动全国。

　　大姐以平生心血耕耘着河北文艺园地，她亲手扶持的新人新作多如山花烂漫，一再让她心花怒放；而她自己从青年起就追求的个人创作极微。在她病逝后，光波看到记载她“创作业绩”的一张纸，上面写明赵英一生发表的26篇作品，其中有两篇较长的人物特写和访谈——《咫尺天涯十六年》，万余字；《一个小文工团员的故事》，三千五百字，其余多是新闻通讯、作品评介、影剧短评之类的短文，多为浇花之作。我想，大姐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的。

　　2016年1月写于赵英同志逝世百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