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河北中短篇小说扫描（上）

　　2016年1~4月，河北有不少精彩的中短篇小说，我不愿意官僚得如同一个中年政治干部一样去讨论河北作家集体是否有什么整齐的梯队，有什么精品力作，有什么积极推动作用——文学从产生之始就和政治没有什么紧密联系，甚至或许恰恰相反，文学是作为一种处理人类经验的途径而出现的语言及文字形式，对人以及人的生活现状的观照才是文学的本分和归宿。任何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一个或者一组有关于“人”的生存状态或精神世界的充分表述，当一部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打动人的“人”的时候，任何浮夸的赞誉和虚妄的认同都是轻薄的。

　　“父亲”的失位

　　国人总在说，中国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然而这一点我深表怀疑——如果说我们口中的这个“中国”真的存活至今的话，它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一个最为彻底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在中国文学尤其是河北文学中体现尤为明显，由于河北的地缘及文化认同现实，河北文学在“现实主义传统”之后关于历史性和现代性的思考不仅广泛，而且持久。在河北小说家笔下，血缘认同和社会认同上的双重丢失形成了一个巨大症候，在2016年上半年，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父亲”——这个“人”——的失位。

　　《青年文学》2016年第1期中的“想象力”专栏，刊有刘建东、李浩、孟昭旺等五位作家以“会飞的父亲”为题的同题小说，这五位河北作家笔下的父亲，无一不是业已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而作家们则都走在一条寻找“父亲”的路上。

　　比起李浩在《青年文学》发表的“会飞的父亲”，我更欣赏发表于《花城》的同题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他在精心营造的一个镜子迷宫的无穷镜像中将所有收集的历史经验——无论真相与谎言，混流而下，使人无从分辨。“父亲”的过往在无数的讲述中呈现出无数种模样而“我”的追寻却在日月的消磨下逐渐有了一个确信的回答，他说“母亲其实早就不再期待。马不会是她的，车不会是她的，‘飞走的’父亲也不会是她的，在她的心里，他飞走了就不会再回来。永远也不”。“父亲”设定家庭的规则，维持家庭结构，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父亲”概念的失位，造成了当下无论规则还是结构上不可逆转的混乱。对于历史以及它遗留至今无法辨明的烙印，李浩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敬畏，他对“父亲”这个主题的狂热源自于对现代性的身世的审视、对已经以及终将成为历史的“当下”的怀疑，他笔下无论是成为树的“父亲”还是“镜子里的父亲”还是“会飞的父亲”，都充满了他对人类身份思考中的不安，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气韵。

　　在刘建东这两年的小说中，“师傅”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的一个指向，无论是《阅读与欣赏》《完美的焊缝》还是他的这篇《会飞的父亲》。比起李浩那种“父亲”与时代两位一体的同质性，刘建东笔下的师傅们则在和时代的龃龉和冲突里体现出“我们”的特质——父辈是“我们”身份的由来，是“他者”在错位的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的“我们”，同时也为“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带来定义。我们说起的父亲和师傅们在做着历史不能回避的“规定动作”时和“我们”并无区别，都被历史性或者现代性裹挟，成为泥石流中并不起眼的石子或泥土，共同加入并构成这任何人都无法置身其外的历史洪流。《会飞的父亲》带来的沉重感和厚重感，来自于刘建东对历史必然命运、对人类未卜前途的思考。

　　孟昭旺的《会飞的父亲》则显示了青年人在永恒命运话题中独立的思考的能力，木讷善良、志大才疏的父亲和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生存哲学在他的小说中形成了一种怪诞的和谐。在一次交谈中，当我问及在他的这部小说里李矛的父亲最后何以起飞时，他很认真地回答说“因为我希望他飞起来”——这无疑是一种先验主义的自以为是，但同时也是新生代中国人对历史和历史经验接纳和包容的自白，他们已经意识到对“父亲”的正确认知就是能够正确自我认知的开始，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阿宁从来都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他在《父亲的时代》的故事里讲述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之始几次大的政治社会运动中坚持原则遭到迫害的父亲的半生。他以叙事者独有的平静，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将一个有抱负也有欲望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将父辈的悲欢离合和切肤之痛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直面历史原貌中感受那一份平静的震撼。

　　梅驿的《蓝色女神》与上面几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站在恰恰相反的方向来观照社会家庭伦理以及继代认同问题。注定出生即被遗弃的婴儿“绿绿”被一对极可能无法生养的夫妻领养，然而“绿绿”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自我身份认知问题中开始“成长的烦恼”，而继母萧文在被迫打掉亲生骨肉后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与自我苛责。如果说李浩、刘建东的作品在人类遗传学上给出的是一个向上的视角的话，梅驿毫无疑问给出的是一个向下的视角——如果我们毫无准备地拾起“父亲”这个身份，我们在继代可以预知的困扰与疑惑面前，又能做些什么？《蓝色女神》为这方面写作提供了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他人的故事

　　萨特一直在说“冲突是为‘他’存在的原始意义”，他”在以“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大部分时间是手段途径而不是指向目的。2016年上半年，河北小说家们在写作中更多地采用第三人称当然有自矜的资本，但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在对同样现实经验的处理上，在一个故事及其背后思想的传达上，“他”的陌生化有着优异于“我”的操作性和可写潜力。

　　胡学文的小说《天上人间》是把“他”的故事讲到极致的典范，神秘的雇主、性情乖张的老人和不明就里的护工的关系和秘密在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中逐渐显露而欲言又止，在一个极小的时间和空间里，作者展现了一个整体的时代里道德伦理的剧烈震荡以及人在精神肉体上的巨大分裂，我们看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技巧和在人物构建上的足够耐心。《天上人间》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也是一部恰到好处的小说。

　　唐棣小说《满洲里来的人》(2015年拍摄为电影)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骨。如果说，在小说的美学追求上，胡学文致力于制作一个力学完美的工艺品的话，唐棣则是耽于撕碎一切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满洲里来的人》讲述了一个性瘾患者不能抑制的犯罪欲望以及肉体和心灵的煎熬与出逃，作者用尽所有方式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层层肢解、随意拼接，整个小说充满了欲壑难填的欲望和善恶难断的人类本能，这种极端夸张的对传统小说技巧的否定艺术将混沌和狂欢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认为这部小说是一个讲述“他”的故事的成功实验，尽管可能没什么典型意义。

　　张楚的《绵羊向西》是一个干净纯粹、线索单一的小说，不同于《天上人间》《满洲里来的人》讲的“他”卷入“他们”的时空而无法逃离的判断，《绵羊向西》讲述了一个被“他们”排斥而无法融入这个现代性的“他”的毁灭。智障儿童家宝在寻找绵羊多西过程中的所有诉求都被人甚至家人无视乃至遗忘，最终在“我冷、我冷”的绝望中自杀——这个看上去如此不安、喧嚣、沸腾的时代在表面下的温度竟是如此的冰凉和冷漠，作家对当下的关注既准确也独到。与此相似的是曹明霞的《一奶同胞》，在一个骨肉至亲的家庭聚会上，我们只看到了兄弟姊妹的离心离德和落井下石，骨肉情分在资本当道的时代面前荡然无存，“在她的内心，她已经不把这些人当兄妹了”这种句子着实刺痛人心。

　　常聪慧的《结伴而行》是一个线索繁多结构复杂的小说，我、妈妈、小姨的情感路线串起了整个故事脉络。妈妈在婚姻生活中隐忍一生，我追求自由爱情而又不能直面不伦之恋的结果，小姨则从一个激进的斗争者退化为彻底的妥协者，我们三个只有孤独的彼此可以结伴，却难以成“行”。在一个存在着“我”和充斥着“他者”的世界，我可以与谁结伴而行？只有永恒的孤独吗？

　　在“我”和“他者”的关系上，张玉清的《一百元》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我”在“他者”这个概念提出的瞬间也承认了“我”的“他者”的属性，外星人眼里我们都是外星人，他者眼里我们也都是他者。谁也无从去辨别两张一百元的钞票“哪一张是高尚的，而哪一张是卑鄙的”。

　　暴戾和狂欢

　　最后说说我省青年作家张敦的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乍看上去，这个小说集的命名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兽性大发与兔子这两个词似乎搭不上弦，然而联想张敦小说中的人物，这个问题似乎也就不是问题了。

　　张敦小说中的主人公性格上都懦弱无能、胆小自私，行动起来畏缩延宕、畏得畏失，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毫无存在感，而在施展暴力的机会面前却又立刻变得十足的嗜血和狂热，他们对抗时代文明的方式显得愚昧和残忍，正如这个小说集的命名——兽性大发的兔子。然而无论是《小丽的秘密花园》中的病态下贱，还是《去街上抢点钱》中的浑噩无耻，还是《毽客》中的做作无知，张敦笔下的人物都是那么令人作呕而又鲜活饱满，他的语言总是那么粗野而又优雅。张敦乐于使用第一人称，他说“这些人就是远离家乡的我”，而在这些无数多个我中，张敦建立他的充满了暴戾与怜悯、隐忍与狂欢的小说王国。

　　他的小说，一句话来讲就是，足够好看。即便大部分批评者对“好看”这个概念安插在作为严肃文学的小说上并不是那么认可。他的小说充满了对所有合理性的不敬、歪曲和亵渎，嘲讽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一切和万事玩世不恭的态度构成了他所要表达的狂欢——然而狂欢之后呢？这可能是张敦下一步要思考的东西。

　　最后我还要驳斥张敦所谓“不在体制内写作”的儿戏之言——小说，向来没有，体制内外之别，永远只在，品相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