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文艺思想对当下文艺工作的启示

　　《林默涵文论》是在林默涵同志先期出版的《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等210余篇重要著述中，选择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的文章44篇，精心编辑而成，近期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4月29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该书的出版座谈会，受到文艺界和读书界的重视和好评。王蒙、王文章、连辑等人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许多文艺理论家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看法。

　　为什么时隔多年，人们又重新回望和总结林默涵的文艺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和重要启示？我们不妨对这本书做一些解读。

　　按照时间线索和历史分期，《林默涵文论》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主要收录1952-1966年的文学评论、纪念文章和工作报告17篇；下编收录1977-1995年的论文、访谈录和讲话稿27篇。这些文稿集中反映了林默涵同志的文艺思想、理论水平和鲜明个性，也体现了我国文艺工作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学理论建设所达到的历史深度，同时，也为新中国文艺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素材和重要的理论参照。

　　本书主要收集了四种类型的文章。

　　一类是阐释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系列理论文章。包括纪念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50周年时发表的《党性是我们的文学艺术的灵魂》(1955年)，在文化部领导的艺术院校举办的文艺理论讲座上阐发艺术与现实、世界观与创作等命题的《文艺与政治》(1959年)，针对新时期思想战线一度出现领导涣散、软弱状态等问题专门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与党的关系及其他》(1981年)，还有1988年《在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等。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完整收录了林默涵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20周年、40周年、50周年等重要节点发表的四篇纪念文章和重要谈话，以及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时发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引导我们继续前进》、在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分歧在哪里？》。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不同，历史跨越很大，但是一条主线却非常一致和鲜明，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当前的文艺实践，与时俱进又不丧失原则，捍卫真理又不墨守成规。比如，在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时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文中，用了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推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如何演化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二者之间的区别和内在关联是什么，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我国革命文艺历史上的划时代文献，内容丰富，是科学的体系，解决了革命文艺长期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它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第二类文章是林默涵同志作为文艺工作领导人时期所做的会议发言、工作讲话和一些重要谈话，大概有10篇左右。按照常理，一些工作指导类的发言与讲话稿比较原则，比较笼统，比较枯燥，有的是大而化之，调门较高，似乎缺乏可读性和理论性，但是该书收录的林默涵同志的这些工作讲话和发言稿却有十分珍贵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而且表述生动活泼，很有感染力，一些重要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成为我党文艺工作范例性和规矩性的东西。比如1956年3月在中宣部文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意见》，明确了“文学艺术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个论点，成为党指导文艺工作的总原则，尤其是对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职能、范围和重点任务做了科学而又合理的划分，他在讲话中为文艺处制定了七条任务，具体而明确，原则性与实用性俱强，是我党领导文艺工作抓手性的政策，沿用至今。他告诫文艺处的同志要注意抓政策抓思想，不要陷入日常事务里面。林默涵同志把文艺处联系对象分为三类：一是文化部和全国性的文艺团体，二是这些团体和机关所属的一些业务事业单位，三是个别的作家和艺术家。他说：“我们必须与个别的作家、艺术家发生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情况，和他们谈一谈工作、学习、创作中的问题，给予一些个别的帮助。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会陷入一般化，我们的工作当然要有党性，要有党的原则性，但不要那种党气，不要摆出党员的架子来，使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应该善于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谈知心话。”这些充满真知灼见而又入情入理的观点和思想，是指导我党文艺工作的宝贵财富，有许多意见已经融入我们的工作中，作为优良传统继承下来，成为工作原则和基本遵循。而类似这些观点和思想，在该书收录的林默涵同志的讲话稿中，可以说随处可见，闪闪发光。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艺术教育方面的，林默涵同志的一个观点和指导思想令全国艺术教育系统受益至今。

　　1979年2月，刚刚复出的林默涵同志主持召开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总结发言《艺术教育如何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中，对全国艺术院校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比如艺术教育的地位问题、培养目标问题、学校工作的中心问题、发挥教师积极性问题，都提出了前瞻性和具体性的意见。在谈到学校工作中心问题时，林默涵同志说，现在一般大学都讲两个中心：教学和科研，而艺术院校还要加一个：创作，我们的艺术院校应该有三个任务：教学、创作、科研，也就是出人才、出作品、出科研成果。现在，艺术院校承担三大任务已经成为通例和基本职责，可见林默涵同志在艺术教育问题上思考之深，眼光之远，这种战略性的艺术布局，用高瞻远瞩来形容并不为过。

　　该书收入的第三类文章是艺术评论，尤其是对单篇作品的评论。虽然收入的不多，但都是精要之作。其中有两篇值得关注，一篇是195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主要是评论王蒙同志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另一篇是1989年同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批评电视系列片《河殇》的《〈河殇〉宣扬了什么？》。这两篇文章都是非常有分量、有深度、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批评文章。尤其是评论王蒙同志小说的那篇，道人所未道，发别人所未发，秉持公心，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反映了林默涵同志敏锐的观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中国当代评论史上的名篇。

　　本书还有一类文章是具有极强文学史价值的历史回顾性的论文和谈话，比如《关于文艺战线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周总理的关怀，艺术家的创造》《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几点说明和补正》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集中体现了林默涵同志扎扎实实、认真严谨的学风，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人坦白、实事求是的胸襟。尤其是对于胡风事件的历史回顾，他对胡风等人的冤案表示了伤痛，对自己应该负的责任也表示负责。在认真吸取教训的同时，林默涵同志也认真负责地叙述了胡风事件形成的历史原因，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平心静气地叙述了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真实素材和别样的视角。

　　除此之外，本书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戏曲工作要推陈出新》《创建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舞蹈》《充分发挥曲艺的战斗作用》《关于编辑新版鲁迅全集的几个方针性问题》，这些都是指导文艺创作和文学遗产保护的重要文献，其思想价值、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值得我们反复阅读，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