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民同在

　　2016年4月29日，作家陈忠实因舌癌病变，在西安不治而逝。当天早上8时，陈忠实逝世的消息，首先在微信中传出，随后在网络上迅速传开。从4月29日到5月5日的一周时间，悼念和怀念陈忠实的文章、访谈、诗歌、书法、挽联等纷至沓来，成为微信、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体的共同热点话题。仅29日一天，微信公众号就出现至少上百篇纪念文章。5月5日上午8时，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殡仪馆举行，告别大厅里，摆放着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延东、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的花圈，陕西省、西安市的党政领导人、中国作协的负责人与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数千名各地群众，纷纷前来送别。告别仪式规格之高，告别现场人数之多，为近年来所少见。

　　陈忠实因为创作了可以“垫棺作枕”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生前在文坛内外享有高度的评价，受到广泛的欢迎，逝世之后在社会上下引起普遍的追怀与自发的悼念。这其中，蕴含的意味，潜在的启示，都是值得人们予以深加探究和细加玩味的。

　　怀念基于喜欢，喜欢源于热爱。这些来自社会各界和读者大众的深切悼念与热切追怀，其实都是陈忠实努力践行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行的创作追求的最好回报。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从“文艺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艺”和“文艺要热爱人民”的三个角度，全面论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丰富内涵。在这一问题的最后部分，他告诫文艺家们，“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这里的“与人民同在”，其实是在为人与为文的两个方面，对文艺家提出的最高要求。

　　事实上，“与人民同在”，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里包含了创作出发点上的“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具体创作中的“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等诸多相互关联的内涵，而把这一切统领起来并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把“热爱人民”的核心理念，落实到为文的创作实处，贯彻到做人的生活实处。而在这一方面，陈忠实的创作追求与艺术实践，正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光辉典范。

　　陈忠实一直重视普通读者，甚至敬畏广大读者，由于惧怕自己的作品不招读者喜欢，他有一段时间陷入了写完作品之后缺少应有的自信，甚至不断自我否定的怪圈。在写作《白鹿原》时，尤其在意如何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着的阅读口味，在《寻找自己的句子》的创作札记里，披露了自己在语言运用上，如何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以“不断触发读者读下去甚至读完的诱惑力”。《白鹿原》在《当代》连载后，他从乡下的家里赶到城里的钟楼的邮局去买，但50本《当代》一抢而空，他没有买到刊物，却由此由“文学圈外读者争购《当代》，感到一种鼓舞”。陈忠实自己多次谈到，“我尤其重视普通读者的反应”，甚至“我的父亲和我的同学如果有一天会说一声好，也许不亚于评论家的评论”。

　　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中，一直“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视为自己的基本追求。早年的中短篇小说，主角都是活跃于乡土社会的基层干部和乡间人物。而长篇小说《白鹿原》，更是放开视野，眼观六路，敞开胸襟，胸怀天下，从政治上的国共双方，阶层上的主仆两方，家族上的白鹿两家，性别上的男女两性，都置于白鹿原的大舞台，着力展现他们的生死歌哭，尽情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包括了各个派别、各个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命运的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的人物群像，只能用“人民”来概括，而且，它既写出了“人民”如何是历史的“剧中人”，又写出了“人民”如何是历史的“剧作者”，以及这样的双重历史主体性的确立及其丰厚的含义。

　　具有史志意蕴和史诗品格的《白鹿原》，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与坎坷命运为主线，既透视了维系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气韵与文化精神，又勾勒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的某些侧影。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以精湛的艺术方式勾勒了中国社会替嬗更变的壮阔的历史图景，而且在社会的反思、人性的审视、文化的寻根、精神的探幽等方面，都蕴含了自己的所见与所感，所思与所问。因此，总是常读常新，读来荡气回肠，给人以种种激荡与启迪。可以说，因为陈忠实以把人民的“精神需求”和“喜闻乐见”作为创作的内在目标，他的《白鹿原》是真真切切做到了以人民群众为主要的鉴赏对象，而也确实获得了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的真心喜爱。

　　由此，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预言：陈忠实将在人们的深切怀念中永远活着，而《白鹿原》也将在人们的持续阅读中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