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怎样诞生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13日06:52 何启治

  回想我与陈忠实的初识,是在1973年的隆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北组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重点。就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刚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陈忠实听来,这简直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但他也感觉到我这个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高门楼”的编辑约稿的真诚,从此记住了我,开始了我们长达40多年的友谊交往。

  后来,我经手在《当代》1984年第4期头条刊发了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初夏》。这部中篇小说几经修改,历经三个年头才和读者见面,被公认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写长篇的必要的过渡。

  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他写长篇的一些重要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动……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最后他表示:“终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

  我时任《当代》常务副主编,当然对陈忠实这连书名都没有披露但倾其全力而为之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到陈忠实报告《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笔者按,此信写于1992年4月11日,其中有“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等语)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颠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引自《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谓益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北京第1版)

  就这样,《白鹿原》在《当代》经洪波清、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依次审稿并写下一致肯定的审稿意见,又在当代文学一编室经三位责任编辑(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的严格三审获得一致通过。我在1992年9月由《当代》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在1993年1月18日的终审意见中,我写道:“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上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其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初版首印14850册。

  就这样,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6位编辑的劳动,终于横空出世,与读者见面了。

  《白鹿原》面世20多年来,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主要是由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初版本、修订本、精装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20周年纪念版,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30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

  据忠实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13部评论研究《白鹿原》的专著,单篇评论文章300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有新锐出版社和金安文教机构出版了繁体字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和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不久前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以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彪炳史册。那么,我想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著《白鹿原》,当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一个作家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出一部这样的书来,那么,一个编辑一生的幸福当然就是为文学史编辑出一两部这样的书来——那是不管有过怎样的争论,文学史都是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堪称之为经典的作品。

  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乃我50多年编辑生涯中之大幸,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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