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两道坎”

　　我想谈陈忠实经历的危机，他曾经遇到的“两道坎”。

　　1973、1974、1975连续三年，陈忠实一年一炮，推出小说《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影响极大，这是新时期文学陕军这支队伍集结出发的开山炮，并由此为其后整个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奠定了基调，涂抹上最初的底色，让青年作家们看到在当时浓重的“文革”氛围下，把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主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熔铸到自己创作实践中的可能性和实现通道。那个时期，陈忠实的影响就已经越过陕西地面，越过潼关，引起全国文坛瞩目。

　　1976年，《人民文学》接受上边任务，要组织发一批反击“走资派还在走”的作品，搞了个笔会，在全国请了18位作家参加。陈忠实本不想参加，但北京方面反复劝说，他最终参加了这个笔会，写了短篇小说《无畏》。“四人帮”垮台后，这成了一件事情，陈忠实受到审查，公社书记被撤职，领着民工去修水库。审查的结果，是陈忠实与“四人帮”那条线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因此受到了打击和挫伤。现在我们看陈忠实创作年表，1978年那一年，陈忠实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1979年，陈忠实试图重新振作，又拿起笔，写了短篇小说《信任》等。陕西老一辈作家了解陈忠实，爱护陈忠实，看到《信任》，觉得很不错，当时适逢《人民文学》编辑向前赴陕西组稿，王汶石、杜鹏程等热情地把这篇作品推荐给向前，并联名给《人民文学》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任》发表于1979年6月3日《陕西日报》副刊，《人民文学》当年第七期即予转载。转载一篇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这在《人民文学》是史无前例的，随后《青年文学》创刊号也转载了这篇作品。这让陈忠实走出阴霾，跨越了一次危机，一道坎。

　　如果说这第一道坎，与外界因素关系密切，那么第二道坎，则是他内心的一次煎熬。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精神的危机。

　　在陕西，陈忠实见证了路遥的崛起。1982年，两人同时进入陕西作协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也就是这一年，路遥的《人生》发表。这一时期，陈忠实先后发表了《尤代表轶事》《信任》《乡村》《初夏时节》等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乡村》，《信任》也荣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这些成就，相对于《人生》投射在路遥身上的光芒，自是黯淡了许多。陈忠实去门房拿报纸信件，作协一位司机拦住他，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人生》里的故事和情节，弄得他听也无心，走也不是。路遥本来是一个小兄弟，现在跃身冲到了他的前边，成为陕西中青年作家队伍的另一位领军人物，他必须调整好心态，适应这种格局的变化，重新确定自己的姿态。

　　他开始了《白鹿原》的写作。陈忠实对自己这部长篇，相当有信心，但进展缓慢。贾平凹的《浮躁》，躲在乡下两个月写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说准备时间很长，但写作速度是一年一部。他的《白鹿原》1986年准备，1988年动笔，却迟迟出不了手。过去常有人到作协找他，现在来人都是找路遥，有时在院子里碰见他，会问：“师傅，路遥办公室在哪里？”或：“路遥家在哪个单元？”陈忠实苦笑自嘲：“把他的，咱现在就是一个指路的。”

　　不是嫉妒，而是对自己不满，他的内心正在经历一次痛苦的煎熬。

　　1991年春，《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从北京领奖回到西安，省上又隆重召开了庆贺表彰大会。那天会后，陈忠实进了我的办公室，脸色发青，什么也不说，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掏出雪茄点着。我知道他感到了压力。其时我举家正要调往北京，我和陈忠实曾经有约，他的长篇写完，《延河》首先选发部分章节。我在《延河》主编任上的日子屈指可数，当然希望这部作品首先在我手上与读者见面。这一天重提早前的约定，陈忠实深深吸了口雪茄，埋下的头从弥漫的青色烟雾中抬起来，慢慢地说：“不急，急啥哩，路遥都获奖了，我过去不急，现在更不用着急了。”实际上，据我所知，此时他手里的长篇，已经基本完稿，但他重新调整了自己将要跨越的标杆尺度，那是一个更高的目标。陈忠实一头扎回白鹿原，这一拼，差不多整整一年。

　　1978年柳青逝世。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他寄语陕西青年作家，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作家要甘于寂寞；提出文学创作必须是“六十年一个单元”。

　　没有陈忠实重回白鹿原的顽强与韧劲，没有对更高目标的追求，陈忠实也将会给自己留下巨大的遗憾。

　　他越过了这第二道坎儿，他超越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