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耶鲁文学小历史》，【英】约翰·萨瑟兰著，王君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是伦敦大学学院现代英语文学系的资深教授，拥有长年面向各层次学生讲授文学课程的丰富经验。这册482页的“文学小历史”，译自2013年由耶鲁大学初版的英文原版，体现着作者教学和研究的新风采，既不一头扎在名家名作的解读和评析中，也不刻意去勾画一条溜光水滑、通古及今的文学发展脉络，更没有操持着貌似客观的枯燥概念和烦琐理论，来故弄玄虚地搬运、堆砌文学现象和作品文本。即使在很容易流于抽象论证的阐释“何谓文学”的开篇一章，和之后梳理神话、史诗和悲剧源流的“美妙的开端”、“为民族而书”、“人性之悲悯”这三章，围绕简·奥斯汀的小说和古老的《贝奥武甫》，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类经典样本，作者的讲述饱含明快生动的谈话意趣和精当犀利的崭新洞见。

　　在书中，西方文学历史场景中的所有标志性人物及其创作，都一一显现出了与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时代境遇紧密关联的艺术气质生成和流变的详切谱系。全书的宏阔视野和幽微细节带给读者一种勘探文学史的新体验：世上本没有独属于文学的一部历史，所谓文学史，其实是从社会和个人的历史中不断发现、寻找文学的一个认识结果。

　　《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2》，【日】小岛毅著，郭清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3月出版

　　读《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2》，算是在关注一位日本学者面对他们本国历史时所坦露的独特思想情怀。这本书的日文原版初版于2009年，是此前一年出版的同名书的续集。前一本写了截至18世纪初的日本古代、中世和近世的历史，这本书则接着讲述18世纪至今的日本近现代史。据作者自述，他是模仿尼赫鲁《父亲对孩子说世界历史》的体例和风格来写这两本书的。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打破历史教科书把历史事迹归置得四平八稳的局限，以作者素所专长的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审视日本近现代史实，从过分逞能的所谓“唯一正确”的历史科学之外，另辟一个有助年轻一代避开黑暗、迎接黎明的精神方向。基于这一点，全书从辨明“日本”国名和“日本意识”并非万古一系流传至今，而是源自7至8世纪当政者对外国的存在产生明确意识这一史实开始着笔。由此，当代日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跟日本近现代各历史时期各种性质的社会主体意识的消长迁延和聚散分合，不仅呼应、衔接了起来，而且形成了后果与前因的一脉相承关系。江户时期武士和商人这两个原本在内部统治结构中上下对立的阶层，在西方侵袭下完成了自我意识的混合，齐聚为“尊王攘夷”和“倒幕”、进而再引发明治维新的强势社会力量。幕府时期“忠义”伦理的高倡、“文武并行”的教育改革、“武士道”的确立，与明治、大正时代内政的全面变革和对外的侵略殖民，经由诸多关键人事，积淀发展为在当代日本社会仍表现分明的“国民文化”、“国家神道”和“常民”意识。在战后和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的岁月里，这些文化心理形态的历史遗产，对日本民众和政界看待战争责任、邻国关系和自身传统等问题的态度，起了支配作用，也导致了不少困扰。通观全书，作者对日本近现代史上凝重一页的冷峻反思和尖锐批判，表现得坚定深切。这正说明，历史的言说，除了用来激发自豪感，更能用来质疑、警醒和提升自我。

　　《人歌人哭大旗前》，【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1月出版

　　这本书的副题“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指涉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特殊侧面——旧体诗词的写作。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诗词》，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在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长期研究而享誉的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看来，旧体诗的写作不但没有脱离于现实，而且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和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内涵。书中所收十余篇论文，分别介绍、诠释了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扬帆、潘汉年、毛泽东、柳亚子、胡风、聂绀弩、沈祖棻等十多人的旧体诗词作品。他们身份不一，有翻译家、作家、学者、文艺理论家，也有革命干部和政治家。他们写旧体诗词时的生活际遇，也各式各样。不过，书中论及的多数诗词，依作者在序言中所说，都属“诗人完全丧失了公开表达之阵地后所创作的作品”。在这部分作品问世的当时，它们都是带有隐密话语性质的个人私下心态的记录。就这个意义来看，这本书所探究和展示的，是双重的历史，一重是浮在这些当代人所写的旧体诗词文本表层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气息，另一重是选取和构造这些旧体诗词话语的创作心理机制。在现代白话文体当家做主的当代中国文坛上，纯熟或夹生的、地道的或模拟的文言语体和文体的写作，从未断绝，其缘由、蕴含想必并不简单。因而，像《人歌人哭大旗前》这样严谨、细密地深究当代文言写作的论著，很有必要再多出几本。

　　《宫崎市定中国史》，【日】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毕生致力中国史研究与教学的宫崎市定，在日本被视为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所开创的京都东洋史学派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从上世纪60年代，我国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和译介他的著述。这本《中国史》，是他众多学术代表作中相对通俗的一部。作者自陈，他是“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尽管如此，宫崎市定视域深广的治学风采和根植于日、欧双重史学教育背景的丰厚知识素养，在书中还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概括起来，尤为特别的是以下三点：依托世界史的整体格局来把握中国史，赋予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变迁以经济、文化维度的系统解释，穿插了一系列中日历史比较分析的独到观点。从“总论”中设定的将中国史四分为古代(上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五代)、近世(宋至清末)和最近世(民国以来)的宏观框架，到随后具体而微地进行述史和论史的三篇18章，都因这三点的贯通始终，而显出亮点迭现的盎然新意，以至使人很难在意这是一本38年前就已经出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