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扎志》行旅

　　对王敏《巴扎志》的阅读，如同在王敏创制的拥有着古老“顶棚”和此刻“顶棚”的多重集市中穿行。其间充满着交叉的“道路”、林立的“铺位”，以及一处处“围栏”边界的“缝隙”。每一条道路、每一间铺位、每一个时间的流滞之处，都会使阅读逡巡，意识也被无处不在的言语隙缝吸没。阅读的一日，几乎横亘中亚，穿行百年。

　　这是接续历史上一大批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学者的行旅脚步，对绿洲集市的一次充满立面与棱镜之光，具有“初创”性的学术行旅。正像在本书第五章《巴扎行旅志》中，作者评述三位英国传教士冯贵珠、冯贵石、盖群英的传世之作《戈壁沙漠》时所言，“她们‘反传统’的绿洲行旅，以及她们在绿洲集市里每一次饶有趣味的细致观察，无不反映出她们对溢出自身教养与知识框架的世界富有好奇心的探索，作为一种‘文化行动’，她们在一次次追赶绿洲集市的行旅体验中，将自身的行旅变成了她们理解世界最富于表达力的媒介。”王敏的《巴扎志》中，不仅具有大量对田野“巴扎”充满趣味、白描式的观察记述与行旅体验，而且同样作为一种“文化行动”，这部《巴扎志》既有着历时性的对文献、图像的摘引、连缀，又有着共时性的对“巴扎”空间、时间、行为等主题深入而细密的结构分疏。

　　在各个时期、不同人群对南部新疆的记述中，作者将那些有关“巴扎”的文献与图像尽力爬梳出，从15世纪维吾尔文与汉文合璧的《高昌馆杂字》(1407年)，中亚人的历史小说《艾米尔铁木尔演义》，到明清文献《西域藩国志》《西域闻见录》等方志、文集、图志、史学著作，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来疆人员的记述，如俄国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天山游记》(1857年)、英国人的《阿古柏伯克传》(1878年)、俄国外交官的《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906年)、澳大利亚记者的图集《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英国《外交官夫人回忆录》(1914年)等，以及民国时期的游记、探险志、考察志、地区志，这些不同材质的文本，在首章《巴扎历史志》中被悉数钩沉、析出、评述，并最终牵引出作者将“巴扎”作为“群体间的交往实践”这一具有人类共通性的问题域。

　　在《巴扎空间志》《巴扎时间志》《巴扎行为志》这三章有关“巴扎”本体问题的研究中，对历史文献记述的“亲身验证”与对此刻巴扎信息“即时采集”的描述性文字，成为这部具有结构人类学眼光的学术著作中最熠熠闪光之处。那些被标记为“南疆乡村巴扎观察日志”的文字里，拥有着一个个被记下了具体名姓的乡民在巴扎上的细节——疏勒县巴合齐乡的巴扎上摊主热介甫如何搭起一格顶棚；伯什克然木乡巴扎上买买提大叔如何为羊群修毛美臀；乌帕尔乡巴扎上阿合齐阿洪的毛驴被主人安置在靠近河流与杨树的阴凉处等待主人散集，空无一物的拖车上飘落的树叶静静显示着时间的流逝；塔孜洪乡巴扎上库尔班江提着装有两只花公鸡的笼子在剃头区与蔬菜区之间的角落空地上出神；巴合齐乡巴扎上挖鸡眼的李师傅的摊子还未摆开，维吾尔老乡便坐在摊位旁的凳子上，脱下鞋袜，伸出了脚；姑娘热依罕一身桃红黑色橘黄的装束在客运站等车去会镇里巴扎上的姐姐，她身后等车的老乡蹲在原地，正午的阳光将他们的影子集中为地上的黑点……但王敏并未止步于对这些巴扎时间白描式的记取，王敏以冷静的学术深描，使这些生长在巴扎田野上的血肉长出了骨头。

　　对表层空间、时间与行为的描述之后是文化巴扎的深层结构，这一结构包含着诸多的主体意识、行为逻辑和心理成因。这部学术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几乎可以越过那些漫溢着现代性思潮的不痛不痒的概念，面对着自己的田野观察，直接生长出这片土地上有关“巴扎”的观念。尽管作者也引述了他们，有时在我看来，那些引述显得多余，远不如作者与乡民，还有历代于巴扎上的观察者一道，所发现的有关“巴扎”最显明的标志物——“顶棚”这一空间元素对“巴扎空间”的深层结构具有的解释力。在《空间志》这章对“顶棚”、“主干道”、“铺位”、“围栏”、“档”以及相对隐形的“边界”与“缝隙”这七种巴扎空间元素的析出、分述，对“巴扎环”、“公路”、“客运站”这些看起来日常而无奇的事物的重新发现，像现代诗一样，具有一种原初性的理论实践力。在作者所构建的多重“巴扎”中，经由阅读，我既回到了自己记忆中去过的那些南疆巴扎，也去到了历史时空中被那些曾经生活着的人们所记述的遥远的巴扎时刻，同时也浸没在由王敏所搭建的巴扎“时间”与“行为”中。

　　“约定的时间”，“受控的时间”(“经营”、“开张”、“讨价还价”、“展示手艺”)，“多重的时间”(“闲聊”、“背地克”、“档奇”)，隐形的“时间表”，时间被分配为“准备的时间”、“赶路的时间”、“散集的时间”，并拥有“时间的规制”。“交易行为”(“谈价”、“数钱”、“过秤”、“选货”)，“生产行为”(“手艺活”、“市声”、“招徕”、“杂耍”)，“消费”(“剃头”、“聊天”、“游戏”、“购物”)，以及“步行”、“牵引”、“逗留”、“观光”……这些层叠交错的“时间”结构，与层叠交错的“行为”结构一道，成为观念“巴扎”的学术“迷楼”。这迷人的台阁，处处通透。有风通过，人可自醒。亦有休憩处，不时传来笑声。

　　尤记“行为”主题，“数钱”一目，这个巴扎上司空见惯的行为记取，令人会心。这个几乎成为最惹人注目的巴扎情境，甚至被许多画家以精细的画作不断再现。乡村巴扎上从来无人忌惮的数钱场景，此起彼伏，令人深感民风厚朴。而书里把“数钱的行为方式”以“埋头专注式”、“心不在焉式”、“左右兼顾式”写就，更是令人忍俊。乌帕尔乡巴扎上，一只羊跑到摊铺上吃食，都没有打扰到那位专注于数钱的摊主的进程。而那个先是处理赖在地上不走的黑绵羊的买主，在使黑绵羊翻身侧趴、骑上羊脖子使羊固定不动之后，竟骑在羊身上数起钱来。作者把乡民的数钱行为比作“阅读”，他们花在数钱上的时间远远多于数钱所真正需要的时间，而巴扎上的闲逛者时不时地清点下口袋里的钱数，几乎就如同城里人时不时的“阅读”一样是在打发人类百无聊赖的时间。像这样具有学术解释力的意识连缀，于此书中层出，而与这些学术思维的精彩纷呈之处的相遇，实在是太愉快的事。

　　这里，我无法把阅读《巴扎志》全部的惊异与愉快悉数写出。阅读它，像是在王敏的纸上巴扎中做了一次静默的旅行，如同那些世代巴扎上的行旅者一般。王敏说她的巴扎志只是开始，我的阅读也一样。这场《巴扎志》行旅也正应和了她书中结尾的诗：“借着在巴扎里生活/重新发现行走的意义/寂寞的路成为可以阅读的学校//生命由经过荒野的旅行/变作直接相遇的地点//我们可以微笑/也能够离开”。

　　(《新疆的生活与文化：巴扎志》，王敏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