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做小说考证的个人因素

　

　　要研究胡适做小说考证的个人原因，包括胡适日记在内的胡适本人的自述当然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切近的材料，在《胡适留学日记》自序中，他也曾说过：“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十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但是，胡适记日记的出发点更多是“为人”而不是“为己”，他的日记读来让人感到是有明确的目标读者的。因此，他的自述，与其说是生活状态的描述，不如说是他在写作其心目中的“学术史”。尽管他描绘的这部学术史，注定是“残缺不全”的：一方面，他只能提供“一面之辞”；另一方面，他未必真能充分了解自己，陈述自己。

　　余英时说：“胡适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他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且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罗志田在《胡适传》里也说，胡适在美国已经“长期准备为‘国人导师’”(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的确，胡适在美国留学的7年(1910-1917)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1917年1月27日朱经农曾问胡适：“我们预备要中国人10年后有什么思想？”他特别在《日记》中记道：“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五)

　　如果说作《〈水浒传〉考证》是胡适表达自己小说观、文学观的必然要求，作《〈红楼梦〉考证》是偶然的发现(胡适自称是注意到俞平伯曾祖俞樾在《曲园杂纂》第三十八卷《小浮梅闲话》中的一条信息：“《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高鹗)所补。”便着手进行有关的考证)，那么从20世纪20年代起直至终其一生，胡适一直在小说考证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工作，这就说明，小说考证对于胡适的意义非同一般。

　　胡适一生从未中止过实践由他提出的信条——“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而小说考证的方法也是胡适整理古籍的基本方法。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的兴趣往往限于“考证”其方法来源，至于他选择小说考证的原因，却少有人关注。小说考证毕竟是胡适主动选择的研究方向，而不是“逼上梁山”那样逼出来的文学革命，应该有可挖掘的更为复杂的个人原因和环境原因。

　　胡适曾在1914年12月9日的日记(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卷七)中记载歌德之震静功夫：

　　德国文豪歌德(Goethe，马君武译贵推)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决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又其所著《厄塞》(Essex，剧名)之“尾声”(Epilogue)一出，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

　　此意大可玩味。怡荪尝致书，谓“以鞠躬尽瘁之诸葛武侯乃独能于汉末大乱之时高卧南阳者，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也”。亦即此意。

　　吾友韦莲司女士素习画，自欧洲战事之起，感愤不已，无意学画，贻书纽约红十字会，自效为军中看护妇，得报书，以女士非有经练之看护妇而却其请。女士益感慨愤懑。余以歌德之言告之，以为人生效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画，何一非献世之事？岂必执戈沙场，报劳病院，然后为贡献社会乎？女士以为然，今复理旧业矣。

　　吾友匈牙利人骆特(Hermann Roth)，自战事之起，愤美洲舆论之偏袒“协约之国”(英、法、俄也)，每斤斤与人争论，为德奥辩护，哓哓不休，心志既专，至不能用心学业，余感其爱国之诚，而怜其焦思之苦，至于憔悴其形神也。今日遇诸途，亦为言歌德之言。骆特君请尝试之，不知其有效否也？

　　当遇到国难这样爱莫能助的大难题的时候，胡适自幸找到了歌德的震静工夫来仿效，并用此事例来安慰友人韦莲司和骆特，帮助他们放松情绪，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胡适对歌德此言的重视程度推之，想必胡适自己用到这样的震静工夫之处不少。首先，他于文学革命后不久的20到30年代，一直潜心于小说考证的工作，与其说是他对白话小说特具兴趣，就不如说是他取法歌德的结果。其次，他后来的文字亦多表现此意，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研究尤为显明事例。

　　沿着同样的思路，周明之说得更为深入，虽然他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胡适做的“整理国故”。他说：“正是在国学中，胡适找到了他迫切需要的东西：短暂的愉快和对中国痛苦现实的逃避。对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国学成为一个诱人的领域是有多种原因的。基本原因是他们本身对其感兴趣。……文言文的高雅精美，国学所引起的神秘敬畏感，连同中国人对过去和过去时代的记录有种根深蒂固的崇敬态度，都使研究遥远的过去极其诱人……国学还有种使人难以割舍的功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它是遥远而使人愉快的；它尽管深奥却不难把握分析，易于理解，它同时还能提供极大的娱悦和某种有用的手段，一个中国人可因此构造自己的内在世界。”(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胡适就遇到颇多责难，尤其是他本来提倡“整理国故”，在社会上发生的实际效果却背离了新文学，因此1926年他不得不出面表示“忏悔”，无奈中放弃了自己最初的主张，转而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小说考证上。1923年6月，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一师毒案感言》，就肯定“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训很有道理。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胡适日记全编》，附在《胡适日记》1923年“山中杂记”栏)，颇叹“盛名之不易处”，这当是胡适的甘苦之言。

　　除了学术上受到的挫折，那几年对胡适来说，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也极为不幸。其侄思聪病死，爱女素菲病重，几经反复，1925年亡故。胡适自己从1923年到1924年一直身体不好，一面是劳累过度，一面也是心情苦闷。尤其1924年2月又大病一场，等到病好，又久未得到曹姵声的来信。事实上，1924年初，胡适向夫人江冬秀提出了离婚，当然没有成功，因此他和曹姵声的恋情又一次渐趋平静。

　　从《尝试后集》中收入的几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他心中悲伤苦闷的变化过程：

　　1923年12月22日，他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秘魔崖月夜》，《尝试后集》)这“人影”究竟指的是韦莲司还是曹姵声，或者另有他指，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诗人笔下的凄凉之情，已经没有了一年前在西湖休养期间“我来正碰着黄梅雨，天天在楼上看山雾”(胡适：《烟霞洞》，《尝试后集》)这样轻松的兴致。

　　1924年1月15日，他写的是：“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胡适：《烦闷》，《尝试后集》)不久之后，1924年1月27日的“几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胡适：《江城子》，《尝试后集》)，这大概已经是恋情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了。此后他又写了《多谢》，说，“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能忘！”(胡适：《多谢》，《尝试后集》)这就是他自己宣判的结束了，可是这年秋天，他写下一首《如梦令》：“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露透枝上花，风吹残叶一片。绵延——绵延——割不断的情线。”

　　1925年6月2日，《一个人的话》里他说：“忍了好几天的眼泪，总没有哭的机会。今天好容易没有人了，我要哭他一个痛快。”(胡适：《一个人的话》，《尝试后集》)他为谁而哭呢？女儿还是曹姵声，或者是他自己？也许是兼而有之吧。

　　而在1924年前后，正是胡适花大力气做小说考证的时候。之前他依次写了《〈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跋〈红楼梦〉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三国志演义序》《镜花缘的引论》《吴敬梓年谱》等，之后他又依次写了《〈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官场现形记〉序》《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宋人话本八种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等多篇文章。

　　胡适就这样默默地把郁闷的心事都灌注到小说考证的文字中去了，这样做，比起作诗或是作文来，更要深藏得多，安全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