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

毛泽东致胡适

北大时期的胡适

胡适的书房

胡适在美国当大使

胡适在美国

胡适题字

胡适与陈独秀

　　现代散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之一，较之其他文体类型，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要“平顺”许多，其原因，除了如周作人所言“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之外，“五四”文学革命伊始，现代散文文体理论的及时规范，亦为重要因素之一，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重镇”，最早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有关现代散文的文体理论，今日看来，其对于现代散文的发展成熟，功莫大焉。

　　胡适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包括现代散文语体理论、现代散文观念和现代散文的近代演变三部分。文学革命伊始，胡适率先提出了与现代散文相匹配的语体标准和语体理论。其实，不仅单向度的散文文体理论，包括整个文学革命的“第一枪”，都是从打破古代散文形式束缚开始的。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说：“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年余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上述言论可视为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2卷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八不主义”的“原型”之一。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又将“八不主义”改为以下四条要求：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四条也可视为胡适对现代散文文体在语体方面的理论要求。在胡适的理论影响下，在众多散文家的努力下，现代散文彻底打破了文言语体的束缚，既以现代白话语体为主，吸收口语、俚语、韵语，又汲取外国散文语言的长处，形成了既明白晓畅，又细腻优美的语言体式。

　　在现代散文观念方面，胡适提出了重应用讲文采，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现代散文观。在现代散文范畴的界定上，胡适在对章炳麟的褒扬中论述了自己的散文观，他认为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讨》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章氏论文，有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胡适认为这种观念，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实关系很大，许多人只为打不破这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与美文的分别，以至于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甚至成为不必求人解的东西。而“他(章炳麟)是能实行不分文辞与学说的人，故他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的价值。”在胡适看来，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并非因为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国故论衡》里的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见》《原道》《明解故上》《语言缘起说》……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检讨》里也有许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难得的文章。”在胡适心目中，尽管对作为“古文家”的章炳麟有着清醒的认识，“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但他认为章氏的散文观念却并不落后，在现代散文发生之际，胡适同样反对在散文创作中过早和过于严格地将“文辞”与“学说”对立，反对将散文的概念限制得过于狭窄，反对因理论的“想象预设”而限制现代散文的创作，因而提出了重应用讲文采，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现代散文观念。今日看来，胡适的这种现代散文观还是较为明智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当时散文的创作实绩也的确如此，文学革命发生后，现代散文的文体样式发展的较为充分，有寓言式散文，“随感录”式议论性散文，语丝式散文，闲谈式小品，抒情式小品等，就连胡适本人的“述学文体”，朱自清也甚为推崇，“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在胡适较为宽松的现代散文观的影响下，现代散文创作在诞生之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以此作为基础和前提，1923年6月，王统照在《纯散文》中提出了“纯散文”的概念，强调现代散文的文学性，“使人阅之自生美感”。1925年12月，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将散文视为“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至此，现代散文从包含着学术文、应用文、政论文的“文章”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胡适特别重视现代散文文体理论的“近代演变”。晚清散文的变革率先从记叙性和议论性散文肇始。记叙性散文始于“域外纪游”，在洋务运动后不断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这种近代游记式记叙散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观巴黎油画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和《巴黎赛会纪略》等，它们分别以“游记、随笔、采风录、见闻记”等形式，“叙录了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政教风俗，生活方式”。晚清议论性散文较之传统古文，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追求语言体式的“言文合一”，清代散文以桐城派古文为正宗，语言体式过分讲求声律，话语方式过度文言化，造成言文分离……这样的文体功能，就不能不与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生矛盾，梁启超就曾指责古文的缺点，“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晚清议论性散文变革的另一个突破点为论证方式的科学化。古代议论性散文发展到明清，论证方法的空泛已经严重阻滞它进一步发展，也成为其为人们病垢的原因之一，正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什么……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言辞激烈，却切中肯綮。

　　胡适非常重视晚清散文变革对现代散文的先导作用，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他对近代散文文体演变规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胡适把从严复到章士钊“古文学逐渐变化”的散文发展史，按不同的时期分为四个文体类型，并对每时期的散文文体特征做出比较恰当的论述。他认为，近代散文的第一个时期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翻译的文章”，严复的“这种文字，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怪不得严译的书风行二十年了”；林纾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用古文叙事写情，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就”；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自然“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胡适认为翻译文体具有明确的应用性，在践行语言翻译转换的同时，使古文由模仿转向近现代；在形式上，翻译文体破除了八股程式，“用古文叙事写情”，兼融中西文体之长，追求“信、达、雅”的目标，虽未挣脱文言语体的囹圄，却是近代散文文体变革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为了使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引车卖浆之徒”能够读懂他的文章，并逐渐接受其影响，梁启超于1920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时，取法日本德富苏峰的报章文体，形成了在散文史上影响颇大的“新文体”，他将其特点归纳为“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主吸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拴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的新文体散文，虽然被守旧的顽固派“甚为痛恨，诋为野狐”， 但却颇受大多数读者的欢迎，“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则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及至《新民丛报》创刊后，新文体日趋成熟，影响也更大。胡适认为这种当时颇具“魔力”的新文体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文体的解放。它打破了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了一切“古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其二，条理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说理，最容易看下去；其三，辞句的浅显。“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其四，富于刺激性，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正如梁氏自己所言“条理明确笔锋超常带情感”。论及新文体对现代散文的影响，胡适曾说：“梁启超最先通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在胡适看来，“新文体”虽然没有彻底实现议论性散文的口语化，但却启示了一条“输入本民族有生命力的口语，辅助已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口语与一部分的外来词语和语法，以废除文言系统”的正确途径。

　　第三个时期是以章炳麟为代表的“述学的文章”。胡适认为章炳麟的文章在文体上有三个特征：首先是“精心于结构”。“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他的说理讲学的“述学之文”，“又是很富于思想和组织力的”，因而可以真正称得上“著作”，而与其他“结集”、“语录”、“稿本”等普通文体区别开来。其次，“学说”与“文辞”并重，他认为述学之文更不能不重视辞章，也应写得文辞优美，应饱含作者的“生命之气”，这就使述学说理的文章，也具有了文学价值。再次，过分追求“古雅”。章炳麟“又喜欢用古字来代替通行的字”，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认“王闿运能尽雅”。这后一特征限制了其文章的应用性，因此“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

　　第四个时期是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政论的文章”。针对古代散文缺乏严密的论证逻辑的缺陷，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散文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推理方法，围绕论点层层深入，使该派的散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胡适认为这种政论文的文体特点是“文法谨严，论理完足”，“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有点倾向‘欧化’”，但这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因此，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一个重要文派，其代表人物是该时期的章士钊、张东荪、高一涵等人，其中，章士钊的文章可为此类政论文的典范。但是“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

　　晚清散文虽未能彻底突破古文的“外壳”， 但对“五四”散文的现代性转变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散文在文体功能、语言体式和论述方式等诸方面所进行的变革，已经为现代散文文体理论做好了准备和铺垫，使其走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大门之前，正是在对近代散文文体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胡适认识到了近代散文文体的成绩和弊端，同时，又在它们“止步的地方起步”，在晚清散文近代演变的基础上，建构了带有自己印记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

　　此外，胡适还特别重视传记散文文体。新文化运动之初，他就提倡传记文学创作，并对中西方传记散文的体例进行比较和研究，提出了以西方传记散文体例为参照，创造中国现代文学传记散文文体的理论主张，他自己也先后创作了《许怡荪传》《李超传》《吴敬梓传》及自传《四十自述》等作品。总之，胡适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最早为中国现代散文指明了发展路向，搭建了理论框架，中国现代散文正是在胡适上述理论基础上，不断总结，不断修正，在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林语堂、沈从文、朱自清、丰子恺、张爱玲等散文家的创作实绩中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