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幸福关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22日06:58 刘方喜

  李进书《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

  永久的幸福关怀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一个令人称道的学术团体,自1924年6月22日社会研究所正式举行成立典礼至今,这个学派已诞生三代理论家,并且每一代都确立起独特的学术理念,依次为:批判理性、交往理性与承认理性。除了这种历时的变迁之外,在共时方面,每一代在凸显共同点的基础上,又彰显出一些分歧,李进书《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以下简称《二重奏》)告诉我们:他们因相异的幸福观,选择了各自的研究对象,确立了相应的学术理念。即使幸福观相近,不同理论家也因期待视界有别,常常会对同一事物产生相异的认知。在孜孜不倦的幸福关怀中,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审美与文化现代性的历史功绩,以及在现代性不同阶段,人们的幸福程度如何、所遭受的抑制和阻碍为何以及如何获得解放等。

  《二重奏》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依据各自时代的症候对幸福内涵的确定及各自呵护的对象。第一代强调幸福就是自由,包括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将所有受压抑的人视作呵护和解放的对象。统治者操纵下的文明与大众文化对人们实施着压抑和欺骗,或抑制了人的爱欲,或骗取了大众的想象和思想,结果塑造出诸多只知肯定的单面人,既确立了极权主义的权威,也熏陶出无数膜拜权威的大众。第二代关注的幸福涉及民众公正的参与权利,以及在世界性风险中的生存境况。有别于第一代对社会的全面批判,第二代则比较信任社会,乐意为其晋献良策,不过,他们也洞察到社会的诸多缺陷,其中既包括统治者的有意蒙骗,也涉及民众的不明真相。为此,第二代从规范性的角度肯定了民众的交往和对话的诉求,激发着他们的民主自由愿望。第二代还揭示了当代世界存在的多种风险,提醒人们身处何境,并指出应对这些风险的措施,其中最值得期待的保障是共同体,而这需要民众共同创造,共同维护。第三代注重民众的承认诉求,尤其是倍受歧视的亚文化群体。在霍耐特看来,民众的承认诉求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中涉及爱、法律和成就等方面,关涉着自信、自尊和自爱。如果民众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蔑视和伤害,他们就会宣泄不满,乃至制造暴力冲突。霍耐特尤其关注了亚文化群体的承认诉求,他们虽然为社会作出贡献,却常常因为特殊的文化身份而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二重奏》分析指出,通过探寻阻碍幸福的多种方式,法兰克福学派提升了人们对自身幸福状况的认识。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对幸福的控制”,包括暴力方式与非暴力手段,前者主要涉及对身体的控制和侮辱,后者则悄然地剥夺了某些民众的合法权利。洛文塔尔揭露了集中营的犹太人被纳粹视作动物,肉体遭到非人性的折磨,这些囚徒战战兢兢,以苟活为奢求,忘却了思考,放弃了解放的希望。霍耐特则揭示了弱势群体遭受的身体侮辱,如虐待、强奸等,这些伤害充斥于家庭和社会中,影响着这些人对生活的信心。哈贝马斯指出:某些狭隘人士对边缘群体的偏见、世俗社会对宗教教徒的歧视等,都是“剥夺某些民众的平等权”的表现。霍耐特揭示:社会涌动着蔑视亚文化群体的暗流,而这些偏见、歧视和蔑视成为了阻碍异质身份的人分享合法权利的诱因。文明的野蛮性与压抑性对人的幸福形成阻碍。本雅明指出:文明富有两重野蛮性,它既是野蛮者胜利的见证,其中遮蔽了诸多残暴事件,尤其是无辜者的牺牲,又是野蛮者转变身份的合法外衣,因为在书写文明的过程中,他们美饰了自己的残暴,同时掩盖了无辜者的声音,取消了他们存在的合法性。马尔库塞批判了现代文明对人的双重压抑,即在抑制人的性欲的基础上,又累加了对爱欲的压抑,从而将他们简化为没有判断力的唯命是从的“单面人”。阿多诺更从同一性的角度,揭示了文明将民众规训为毫无二致的原子,任凭权威摆弄和驱使。此外,大众还倍受“欺骗”,大众文化借助廉价的娱乐,在获得大众信任的同时,悄然地骗取了他们的想象力、道德准则和思想。阿多诺揭示:文化工业产品为所有大众提供了娱乐的机会,这看似是大众未曾有的福音,其实他们在沉迷于这种肤浅娱乐的同时,却没有察觉到被剥夺了想象和思考的契机和权利,悄然地褪变为权威颐指气使的奴仆。

  《二重奏》还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如何实现幸福与解放途径的探讨,强调构建共同体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共同旨趣。为了解放受阻的幸福,三代人各出机杼,构想出多种解放的方式,为受压抑的人们探寻诸多幸福的契机。比如第一代对艺术委以重任,希望借助审美形式进行救赎和解放,帮助受压抑的人与受欺骗的人认清现实的处境,提高认知力和革命意识,有的放矢地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奋争。阿多诺认为“艺术是社会的反题”,强调艺术要与社会保持一种紧张关系,进而发挥自己的批判作用和反思功能。马尔库塞则提倡审美形式的革命,即借助词语的变化、写作的创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反抗精神。而本雅明器重碎片化的寓言,因为每一碎片犹如一个单子,富有弥赛亚精神与救赎的能力,是一种体积小但能量大的“微雕”。相异于第一代,第二代对文化交往寄予厚望,相信在交往基础上人们能够以对话和协商方式来处理分歧和冲突,从而避免流血和牺牲,他们力图通过积极建构共同体来实现这种美好愿望。只有共同体能保证每个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协调发展,对异质身份的人持包容态度,对宗教的习俗采取宽容姿态。共同体采用对话和协商方式解决矛盾,提倡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世界性的风险。可贵的是,第二代还从具体的现实需要出发,构想出多种共同体,如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等,虽然它们的形式有别,但都强调在相似的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民主商谈,达成共识与团结。与第二代一脉相承,第三代的霍耐特也力图构建共同体,将其视作善的伦理生活,这种生活立足于公正法律之上,保证着所有成员的爱、社会地位和成就的承认诉求,使他们拥有自信、自尊和自爱。这样既可以确立他们对共同体的信心和信任,也能够激励他们为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对于共同体的未来,第二代和第三代一方面揭露了它们遭遇的多种阻碍,如诸多偏见、多种利害冲突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思想的种子早已播撒于人们的心间,而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对共同体有着持久的自觉需求,并且一些共同体已经显示出应有的价值,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和较多的安全感:共同体是正在实现的“具体的乌托邦”。

  总之,在充分占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二重奏》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轨迹与历史功绩:沿袭深沉的幸福观照,三代人相继挖掘出现代性的不同症候,创造出深邃的理论,引领着学术潮流,如第二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第三代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都富有原创性。而他们对共同体的研究和设想,对于解决当代全球重大的公共事件及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等,有重要启示。此外,该书也揭示了其不足,如第二代和第三代对德国文化传统和欧洲历史的偏爱,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思想的普世性和深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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