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罕见又可贵的勇于表现侵华战争罪恶的日本作家——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之十二

　　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深重苦难进行真诚反省的文学，在日本战败后缺乏生存的土壤。这样的作家作品不是没有，然而比较起来，数量很少。

　　在战后约10年间出现的“战后派”作家群中，有作家写过表现侵华战争罪恶的作品。首先是著名小说家堀田善卫。1945年3月，他受日方派遣到上海进行文化活动，并在上海得到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接着，他被国民党宣传部征用，1947年初回国。他以在上海的经历为题材，写了《祖国丧失》《齿轮》《历史》《时间》等作品。其中，中篇小说《时间》(1953年11月连载，1955年出版单行本)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这也是日本战后文学中最早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小说以一个在国民政府海军部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陈英谛的日记的形式，揭露了日军制造的大屠杀的真相。其中写道：“日军对俘虏就是斩尽杀绝。日军乱砍乱杀，塞满道路的尸体遍体鳞伤”；日军“掠夺、奸淫、犹如魔鬼降临，日以继夜”；“邻居家有个儿子，既不是士兵也不是什么，却因为每天和面、使擀面杖，手上磨出茧子来，就说那茧是拿枪磨出来的，便用刺刀给挑死了”；“这一天，大约平均每小时有10个男女被带到这里集中，把其中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左右的健壮男子挑出来……调查他们是否当过兵。如果在衣服上的某个地方有一点点痕迹，那就不再检查盘问了，马上被带到后门外面。那里有条两米宽的小河，在河边将他们刺杀，尸体轱辘辘滚进水里”。《时间》发表后，日本一些评论家批评这篇小说光写事件、不写人物，或批评其情节安排虚假。如，本多秋五在《物语战后文学史》中说：“南京陷落迫在眉睫，政府机关往汉口转移，主人公带着将要临月生产的妻子、5岁的幼儿和一个从苏州来避难的妙龄的侄女，还在南京磨蹭，令人难以理解。日军一天天接近南京时，忙乱不堪的主人公，还平心静气地写日记，也不可思议。”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属于小说的艺术手法使用问题。作为以具体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时间》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是真实的。而《时间》的情节和人物设置，有助于表现这种真实。

　　如果说堀田善卫的《时间》着重于客观描写历史真实，那么武田泰淳的以侵华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则侧重于表现内在的忏悔。武田泰淳和堀田善卫一样，日本战败投降时，也在上海。1937年，武田泰淳作为侵华士兵来到中国，在中国有过两年的战争体验。他说过：“我登陆的地方，离上海港不远。我最初遇到的中国人，不是活的中国人，而是变成了死尸的中国人。从那以后，在半年多时间里，我每天都看到死尸。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在水井里，在河中，有的都是死尸。”(与堀田善卫的对话录《我不再提中国了》)战前就和竹内好等人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武田泰淳，竟成为侵华士兵。这使武田泰淳感到耻辱。他在战后写的以侵华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都贯穿着一种犯罪感和自我忏悔的意识。集中表现这种意识的是小说《审判》(1947)。小说中的二郎杀过中国人。在烧毁的村子里，二郎面对两个毫无抵抗力的中国老人，心里想：“杀杀看。只需举枪射击就行了。你没尝过杀人的滋味吧？试试看，屁事没有。”于是他就开枪杀了两位老人。然而，这一罪行使二郎良心上不得安宁。战争结束后，他天天注意判决战犯的新闻，并觉得自己也是罪犯，应受审判。但当时自己杀死那两个老人的时候，只有伍长一人知道，而伍长已经在战争中病死了。他认为自己的罪行别人不会知道。然而，他又对自己掩盖罪过的行为感到“憎恨”，于是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矛盾痛苦中。为赎罪和减轻痛苦，他不想结婚，也不想回日本了。“我想留在自己犯罪的地方。看着老人——死在我手下的人——的面孔，生活下去”。《审判》表现了一个对中国人犯了罪的日本人的自我“审判”。

　　同样表现悔罪意识的作品，还有远藤周作上世纪5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架着双拐的人》。精神分析医生菅大夫，收治了一名叫加藤昌吉的突然瘸了腿的“架着双拐的人”。经过多次诊察和交谈，菅大夫终于弄清了加藤的病因。原来，加藤是当年的侵华士兵。在中国华中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日军抓住了一个中国青年。上司说他是密探，命令加藤把他杀掉。加藤和另一个下士用刺刀捅死了那个中国青年。而青年的母亲当时在场，她趴在地上哭喊。“当青年被杀死的时候，那老太太用可怕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个故意杀人事件，不断地折磨着加藤。最后他终因内心痛苦，患了体感障碍症，成了瘸子。面对加藤对战争罪行的回忆，菅大夫找到了病因，却不知道如何让他从犯罪感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他可以对加藤说：“那不是你的罪恶，而是战争的罪恶。”可是菅大夫自己也曾参加过侵略战争，“他知道这种安慰话是最卑鄙的谎言”。菅大夫觉得，加藤的形象“就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形象。今天我不能把加藤治好，也不能把我自己治好”。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文坛上描写和反省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作家还有五味川纯平。他在1956年7月至1958年1月间出版了6卷本的长篇小说《作人的条件》。这是以作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体验为题材的，着意表现侵略战争如何剥夺了一个良心未泯的日本人“作人的条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侵略战争作反省。1956年至1982年间，五味川纯平出版多达18卷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小说以日本财阀五代家的兄弟姐妹为中心，以次子伍代俊介为主人公，描写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反映了战争中个人无法支配自己命运。小说大体尊重历史，但对某些历史事实的描写，如济南惨案等，也未能摆脱日本主流史观的影响和束缚。

　　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位大胆用报告文学的方式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记者、作家——本多胜一。1971年，本多胜一以《朝日新闻》记者、编委的身份，来中国调查采访，搜集了大量材料，后发表长篇报道《中国之行》，揭露日军在沈阳进行人体细菌试验、抚顺万人坑、平顶山惨案、抚顺防疫杀人事件、大石桥万人坑、南京大屠杀、劳工奴隶船等暴行。不久，他又和长沼节夫合作发表长篇报告文学《天皇的军队》(1972年杂志连载，1974年出版单行本)。此书以入侵山东的日军59师团(“衣”师团)为中心，揭露了“天皇的军队”的侵略罪行。上述两部作品发表后，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右翼分子对作者进行了辱骂和恫吓，但作者义无反顾。他认为，日本许多人仍在坚持美化侵略战争、颠倒是非黑白的“皇国史观”，而这种“皇国史观”是应该改变的。对此，他在《记录加害者罪行之必要》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不少人抱有这样的认识，即认为罪恶的根源在于战争……但是，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日本不进攻中国，会有那场战争吗？不会的。罪恶的根源在于侵略，而不在于战争。如果认为根源在于战争，那就会导致如下结论：对侵略不做抵抗，便没有战争。因此，最好还是任其侵略，任其屠杀，任其奸淫抢掠。归根到底，还是当奴隶为好。并且，如果罪恶不在战争，那么，日本军不坏，天皇不坏，靠军需工业发财的财阀不坏，坏的只是战争。”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文坛出现了两位重要的反战作家，那就是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和剧作家小林宏。他们的作品分别描写了日军侵华期间的最大暴行——731部队的活人解剖和南京大屠杀。1981年，森村诚一以731部队为题材的《恶魔的饱食》在《赤旗》杂志上发表，1982年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纪实文学。为搜集材料，森村诚一参阅了远东军事法庭对731部队的审判记录以及日本出版的有关历史资料，并采访了许多731部队的当事者。虽然是文学作品，却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和文献价值。《恶魔的饱食》再现了设在中国哈尔滨附近的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的恶魔面目。为获得细菌战的实验数据，他们以中国及苏联的抗日人士，甚至是无辜平民为“原材料”(称“木头”)，进行解剖、病毒、细菌、冻伤等各种实验，先后残杀3000多人，其中2/3是中国人，1/3是苏联人。在《恶魔的饱食》发表的几乎同时，森村诚一又推出长篇小说《新人性的证明》。这篇小说虚构了当年从731部队侥幸逃脱的中国女子杨君里到日本寻找女儿、忽然中毒死亡的故事，从而引出当年731部队的罪恶内幕。作品把史实和史料小说化了，但涉及731部队的史实，是完全尊重历史的。《新人性的证明》是此前发表的《人性的证明》的续篇。如果说《人性的证明》证明的是在似乎丧失了人性的人身上，还有一点点人性存在，那么《新人性的证明》最终证明731部队就是杀人的魔窟，根本没有人性可言。森村诚一的两部作品都成了畅销书，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对此气急败坏，大骂森村诚一是“卖国贼”，“不是日本人”。

　　面对日本国人不思反省的现状，剧作家小林宏曾沉痛地说过：“日本民族是何等的没有自信，根本没有勇气坦率地承认自己过去的罪行。只是在那里文过饰非。如此下去，无论成为什么样的经济大国，也不会成为受各国人民尊敬的民族。”为促使国人反省，小林宏写了3部剧本。《长江啊，莫忘那苦难的岁月——为铭刻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而作》，从侧面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批判了日本当代右翼势力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在美人蕉缭乱的天崖——遥远遥远的战争啊》以衡阳战役为题材，表现了日军的残暴行径，也反映了日本士兵晚年的忏悔；《融入黄土地里的火红夕阳——伴同随军慰安妇们》表现了中国及朝鲜慰安妇非人的屈辱生活。小林宏的剧作，注意把历史题材和日本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场面和现实场景交叉，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同时，批判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行为。

　　可以说，战后几十年间出现的这些作家作品，代表了日本民族尚未泯灭的良心，也表明日本民族是有可能革心洗面、永远放弃军国主义迷梦的。但是，总体来看，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恶，对战争罪行进行批判反省的日本作家还是太少。对此，小林宏曾感叹地说：“仔细想想，写以侵略战争为题材的作家除我之外如能再多一些该多好啊。可悲的是尚未发现。”这种情况表明，日本文学界对战争责任、对侵华战争的罪恶，还没有形成普遍的悔罪意识，对侵略战争的普遍正确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形成。

　　王向远  1962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著作家、翻译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师大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出版《王向远著作集》(10卷)及著作24种(合著5种)，发表论文200余篇；译有《日本古典文论选译》(2卷4册)、《审美日本系列》(4种)、《日本古代诗学汇译》(上下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