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汉语女性文学

　　汉语新移民女性文学的崛起

　　荒林：如今我们正在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在地球村的汉语新文学写作，女作家正在引领风潮。正如你在《海外星星数不清》评论集中所说，当代的海外新移民女作家是“长袖善舞缚苍龙”。我的博士论文也曾经研究大中华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面对的也是国际空间下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现象，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代际相承。她们不是通过宣言，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文本，相互呼应，共同呈现出汉语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生长崛起的风景。在你看来，这一奇特的文学景观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渊源？

　　陈瑞琳：是的，纵观世界文坛的发展格局，多以雄性文学引领风潮，如英雄主义、自然主义等，以及他们所塑造出慓悍、顽强、帶有不屈精神和奋斗内质的硬汉形象。只是在近100年来，女性作家的创作才开始渐渐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从1909年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到2013年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曾有12位女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还不算《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远航》的作者维琪妮亚·吴尔芙、《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契尔等等。尽管如此，在整体的世界大文坛上，很显然，女性作家的创作还是属于支流的力量。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华文文坛，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即女性作家的创作几乎成为主力军。无论是亚洲地区还是北美洲及欧洲，华文文坛都呈现出一幅“山花烂漫”的女性风采，甚至可以说是一马当先地冲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阵地前沿。这种现象不仅令人惊讶，也令人反思，其中包含了移民文学所具有的某种精神特征。

　　如何解析当今海外华文坛的“红楼”现象？首先是异国漂流，春江水暖女人先“知”。由此，海外的“文学女人”应运而生。很多的海外女作家都是在生命的“移植”过程中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如当年旅居瑞士的赵淑侠，旅居德国的龙应台，还有后来行走在东西方的严歌苓、张翎、虹影等。赵淑侠早年的创作是为了抵御寂寞，龙应台的创作来自于有话要说，严歌苓是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重新洗牌，张翎是找到了自己的狄更斯，虹影是在流浪中心无所归。女性一来与文学有着天生的血脉关系，生性中敏感多情，善于吸收又渴望倾诉，因此就比海外打拼的东方男性更快地拿起了自己的笔，更容易地发现了自己的创作支点。所以说，是移民生涯的动荡变换，更加上海内海外的交相辉映，于是首先被激励的女性文学，遂成为一脉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荒林：如此看来，性别视野有助我们分析汉语女性文学的新版图。你能否在春江水暖女人先“知”这种“女性优越论”之外，增加一些与男性作家创作的比较呢？不得不说，从性别对比而言，国内文坛男女作家的比例，相对而言还是男作家略强，包括各种奖项的评选，都是以男性作家为主。但是，在海外的文学生态中，女作家则占绝对优势。她们非常活跃，给人们的感觉是海外的汉语男作家却相对比较低调。在你看来，海外新移民男作家为何未能以雄性文学引领汉语文学风潮呢？

　　陈瑞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对比，我先说国内，2015年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最后呈现的10位候选作家中只有林白为女性，女性比例实在太少。这种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文学传统一直强调作品的社会性，也影响了大量的作家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社会性，而以男性作家最为突出。所以，国内文坛始终还是男作家主导。

　　反观海外的华文文坛，其生态环境正好与国内不同。海外的华文作家，其创作动力主要来自于精神的慰藉和内心表达的需要。他们不是特别看重作品的社会功能，也不是想以创作来达到怎样的目的，与名利的相距比较远。既无倡导，也无扶持，甚至都缺少鼓励，一种比较原生态的创作环境，反而使得作家们可以随心所愿地写作。

　　了解了这样不同的文学成长生态，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文坛上男性作家成为主流，而在海外的文坛上女性创作遍地开花。海外作家的创作首先是以汉语的坚持和依恋为根本，然后负载的是情感的表达。所以，北岛说过：“我唯一的行李是中文！”

　　再回到海外汉语男作家相对比较低调的问题。首先，海外的作家没有国内的这种优厚的职业待遇，他们首先要养家糊口、打拼事业。男性作家大多都承担着相对比较沉重的生计压力，他们需要在职业工作的缝隙中写作。如常年在餐饮业的刘荒田，大学里教书的朱琦、程宝林、苏炜，当市府公务员的沙石、工作于图书馆里的张宗子、从事媒体的孙博等，除非是退休，或者是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生意或职业，如宣树增、陈浩泉、尹浩缪、林楠他们，再如少君、章平、陈河、薛忆沩、陈九、任国平等。这也是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男性作家相对比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这个分析中，我有意识排除了台湾背景和香港背景的海外男性作家，如移居北美的痖弦、洛夫、郑愁予、白先勇、刘大任、张系国、刘墉等。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态又有时代划分的不同，其影响力也远远超越了来自大陆背景的男性作家。他们与前后期的女作家如张爱玲、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欧阳子、丛苏、施淑青，以及赵淑敏、简宛、喻丽清、韩秀、张凤、吴玲瑶、章缘、姚嘉为、周芬娜、蓬丹等的丰硕成就也相得益彰。

　　最后，再回到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生存环境。她们中很多人大都是先沉默了一些岁月，待身心安定了下来才开始创作，所以给人以厚积薄发的惊艳之感。正如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所说的，必须要先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才能进入真正的写作。如严歌苓、张翎等都是自己挣得了“那间房子”，也有一些女作家是在婚姻中预备好了“一间房子”。但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对于海外女作家来说，写作“房间”的准备都显然比男性作家来说容易了许多。这也是海外女作家在创作上出手比男作家快的一个现实条件。除此之外，女作家的选材也比较活泼广泛，比起男性作家的喜欢社会思考、专注历史发现来说，其作品的孕育也更缩短了周期，由此更显出海外的汉语男作家相对比较沉寂的局面。

　　如何描绘全球汉语女性文学版图

　　荒林：汉语新移民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改变了女性文学局限于国内繁荣的格局。散布于全球各地的新移民女作家，她们的汉语写作，面对的是全球汉语读者。网络的便捷，使汉语阅读全球化已变成事实。全球视野下的汉语女性文学，请你从批评家的视野作一个描绘，正在全球遍地开花的文学板块那么多。这样的局面应该做怎样的界定？

　　陈瑞琳：纵观海外的汉语女性文学创作春潮，可以说如浪如花，也如野火吹不尽的草原。在我看来，还是以地域的划分更为容易辨识和分析。

　　最早投身创作的是东南亚的女性作家。她们的令人可敬，首先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致力于对汉语的保护和传承。她们努力地建立自身的造血功能，并善于在近亲中吸取写作的营养，如新加坡作家尤今、蓉子等人的创作。新一代的东南亚女作家，如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朵拉等，则在新的高度上突破了自我生长原乡的局限，在题材上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了重大的突破。

　　北美的华文女作家，目前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她们多属第一代移民，学养背景比较深厚，有深入血脉的母国记忆，也有面对世界新思潮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在她们的创作中，一个宝贵的特点是有意识地保持了自己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与“本土文化”及“主流中心”的心理距离，携带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写作空间。代表人物有於梨华、施淑青、严歌苓、张翎、陈谦、袁劲梅等。她们的创作，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生命价值的探讨，同时也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寻找着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

　　再看欧洲的华文女作家，她们已从上世纪的“散兵游勇”进入到“骑兵纵队”的方阵。生活在人类文明的源头，欧华女作家特别善于用他们的灵性之眼看世界、感知世界及表达世界，如：被誉为半部欧洲华文文学史的赵淑侠，其作品所包含的情感价值以及人文主义的精神本质；英国作家虹影，其作品内在的女性主义力量；当代法国小说家赵宝娟勾人心魄的绝品小说；荷兰小说家林湄作品中所张扬的宗教精神等，她们的开花结果正在得到掌声。

　　有关澳华女作家的整体评价，近年来依然是“众生喧哗”。原因是她们的作品，大多还属于个人的移民故事。张扬的是海外“新移民文学”中早期的猎奇题材和传记色彩。例如麦琪笔下的爱情故事、胡仄佳的散文叙事等，虽然有浓郁的个人生命烙印，但在境界上还是缺少大情怀和大关怀。因此，澳华的女性文学需要在整合后再出发，在坚持中提高与升华。

　　在以上的文学版图中，还应该包括日韩的女性华文作家，以及南美洲的女性创作。在非洲方面，虽然曾经有三毛写下的《撒哈拉的故事》，后来有严歌苓写《非洲札记》。但她们都是以旅行者的身份，其作品也主要是在台港及中国大陆发表传播，与非洲大陆的关系不大。

　　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格局中，不知荒林博士对此有何感想和评价？

　　荒林：感谢你精彩描绘一幅汉语女性文学的全球地图。从大陆女性文学森林向世界各大洲延伸的绿林山脉，呈现了汉语母语文化的血源与所在各洲文化互补互动存在的关系。这是一幅汉语女性文学世界文学生长的生动风景。

　　在我看来，这幅全新文学地图的形成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繁荣，中华文明内在活力激活更新，中国新移民与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共融，女性自觉承担人类多元文明传承与创新结果。作家们的努力和文本成就，在见证一个地球村时代，汉语所能够为人类贡献的精神财富。转换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看到了汉语文学与各大洲文明、文化所孕育的美丽混血孩子们。他们将在各自喜欢的家园，健康成长和壮大。

　　我很赞同你的地域分析法，我愿意直接称之文学地理研究方法。其倡导者杨义先生曾说：“地理环境以独特的地形、水文、植被、禽兽种类，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认知、审美想象和风俗信仰，赋予不同山川水土上人们不同的禀性。”而且提出“双源的或多源的地理空间，是一种开阖自如的空间”这个跨学科的新方法，很适应于全球化时代无所不在的移民文学研究，也适应于追溯人类文学文化的地理生成，如不同民族文学的研究。

　　东南亚的女作家、北美的华文女作家、欧洲的华文女作家、澳华女作家，以及日韩与南美洲及非洲各地女作家，她们先后不同时期移民，先后在不同地理环境背景下，开始汉语女性文学的写作，借助母语表达所在地经验，打通汉语与在地文化血脉，成就我们看到的不同混血文本。必须回到在地经验，才能反观她们所调动的汉语母语资源与原乡经验，才能看到文本所呈现的创造力。不同的文本凝集了不同的心血，都需要认真细心研究。

　　我从你的海外移民作家评论中，看到你通常使用更多的方法，是人格文本阅读法，强调作家人格的成长，也许是较好观察文本的角度。与在地性相比，如何成就文学的世界性，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显得更加迫切了。

　　北美华文散文作家沈睿在她的《想象更好的世界——美国社会观察笔记》中，对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作叙述剖析。她的这本书赢得很多读者喜爱，除了文笔简洁漂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本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特征：平等对话。个人与读者对话、美国与中国对话，使得文本不仅是个人感想和经验，而是凝集了感想和经验的丰富性、共享性。人类如何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会到来吗？这是网络时代、地球村时代，居住在任何地理位置上的个人，可能触及情怀的感情。所有的移民，难道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想？哪怕出于仅仅为了一个人自己生活得更好，也是一个更好世界的小梦想。

　　北美的华文女作家，之所以能够演变成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不仅由于她们人数最多，出产作品数量最多，也在于她们在中美对话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天时地利地感受到世界性的迫切性。她们努力承担起文本的对话使命，将个人与母国、母语与英语、在地性与全球性，进行了更多复杂的探索。像严歌苓、陈谦她们，都拥有非常自觉的专业写作意识，把写作和探索人类精神成长与人格突破合二为一。

　　在我看来，汉语女性文学的全球地图，也呈现了汉语文化和文明的全球性情怀。

　　海内外汉语女性文学的精神特征

　　荒林：谈到移民处境与性别差异造成海外汉语文坛不同于大陆的风景，你强调海外原生态的创作环境反而使得作家们可以随心所愿地写作。在你看来，女作家源起个人精神需求的写作，相比社会性功利追求，是一种更贴近文学本性的写作。那么，汉语新移民文学由此拥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特征呢？

　　陈瑞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代女作家与男性作家在创作上的重要差别，我个人认为主要体现在其精神气质及情感表达，女作家们首先是更看重“人”的本源意义，即“人”在这个世界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在她们的笔下，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情感世界中，再现“人”的冲突与力量，由此形成了一道女性文学千姿百态又自成方圆的风景线。我曾经写过一篇论述陈谦小说的文章，叫做《向“内”看的灵魂》，其实也是对海外女作家的一个整体概括。

　　当然，这种向“内”看的创作特征，并非意味着女作家的创作轻视了外部世界的表达。很多的女作家，如严歌苓，其创作是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但演绎的却是“人性”在刀尖上的舞蹈。还有张翎，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巧妙地切换，追求的则是在“风月”中写出“风云”。这一点，我在铁凝、王安忆、残雪、林白、方方、陈染、迟子建等国内女作家的创作中也看到了同样的体现。

　　对此，你在国内研究女性文学多年，你认为她们的创作与男性作家的作品是否有着很大的区别？

　　荒林：是的，海内的女性作家创作的确也体现出这种向“内”看的心理特征，但同为汉语写作，我个人认为海外的女作家和国内的女作家，又各自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就像两座并峙的山峰，里面的森林都一样郁郁葱葱，但土壤气候还是滋养出不同的硕果。还得实事求是说，海外的优良树种，几乎都是从国内移植出去。有些女作家在国内已成名，出去之后达到创造巅峰，但在国内的汉语文化和生命经验始终是宝贵基因。我甚至认为，海内外女性文学是连续的连绵山脉，共同构成了汉语女性写作的伟大风景线。

　　如严歌苓，早在赴美留学之前，她已出版长篇《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也是这3部长篇小说，使得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创作全奖留学机会。严歌苓还说过《雌性的草地》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这部国内创造的作品，对于女性原始自然和永恒力量的思考，对于性爱、复仇与宽宥的激情之思，日后在严歌苓小说中不断深化完善。如果说留美学习加强了严歌苓小说的专业技巧、增加了身份敏感意识和由此而生的中美比较视野，那么，在大陆所奠定的女性主义思考母题，则借合力而得到更加深化的表达。严歌苓在海外创作的代表作《人寰》和《扶桑》，前者反思中西方现代父权对于女性的不同控制方式，创立了情感政治策略表达模式；后者反思中国移民史，深刻揭示西方扩张与东方创伤之间现代性的张力关系，创造了历尽屈辱沧桑而生生不息的女性/东方文化形象，同样运用情感政治策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女性/东方文化原始自然和永恒的力量，令人产生由魅惑而反省至敬畏的情感旅程。这两部作品的确可说是向“内”看而生成的精神高峰，也象征着北美新移民女性文学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我记得你也在一篇评价严歌苓创作的文章中说过：海外的华语作家其实仍就是特定意义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的创作完全属于在“中国文学”的范畴。不过，我相信你说的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远远大于地理意义的中国，可能和我使用的“大中华语境”相近，就是指汉语文化共同体。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汉语文化共同体，包括了海内外使用汉语阅读写作的人们。他们跨越国家、政治和党派族群的区分，依靠汉语语言文化维系共同体的精神归属。因此，可用朱寿桐教授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来进行界定和研究。

　　从“汉语新文学”的视野看，女性作家走出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更有机会获得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身份。原因是，这种出走类似“娜拉出走”，有些在本土还无法看清的问题，有了时空距离、有了他者文化比照，更因为“移植”需要成长，必然开掘潜力、突破陈旧框架，获得一种审美意义的新生。

　　以英籍女作家虹影为例。虹影也是早在国内即出版过诗集和作品，移民后出版了小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英国情人》《女子有行》等，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我也叫萨朗波》等。她的写作向“内”看人性，反思爱。她写的中国的饥饿时代，可说是考验人性和爱的特定场景，并没有停留于控诉历史，相反可说充满了人的关怀。在我看来，移民女作家置于英语环境中的汉语写作，在自我叙述中，暗含着“中国”讲述，中国“故乡”作为一个想象背景，也需要进行叙事定位。是向西方讲述中国，让西方人倾听中国，还是向全世界的汉语读者讲述自我和中国故事，以及在异国“新乡”的故事。这一切，迫使写作必须做到“多声部”声音，或者说使写作的情景具备“纵横交错”的目光。于是，“想象更好的世界”这样更高的视野，是中西方皆可以观察的立点。这几乎是大中华语境中写作的最佳视角，也使得文本充满了立体音响和丰满色彩。像《饥饿的女儿》战胜了物质和精神的饥饿，向《好儿女花》传承、生育了中西混血女儿。苦尽甘来、大团圆的欣悦中，充满了对更好世界的信心。如此，个人的中国经验，通过汉语讲述，变成人类可以分享的世界经验，变成地球人的经验。应该说，在这点上，虹影和严歌苓殊途而同归，也是所有优秀移民女作家共同的努力，由“内”向“外”，由最个人化的讲述，实现宏大叙事讲述。

　　尽管海内女作家并没有像移民女作家一样“娜拉出走”，但全球女性主义时代，海内女作家的写作一样是开放无界。在张洁、铁凝、王安忆、残雪、方方、池莉、张欣、林白、陈染、迟子建等女作家的创作中，通过向“内”而实现向“外”的叙事方式，与海外移民女作家完全相通。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决定。女作家们在开放时代获得了全所未有的写作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也是部分海内女作家能够移民海外的条件。与海外移民女作家所不同的，海内女作家们更深入开采了“中国本土经验”。比如，张洁长篇巨制《无字》，书写由延安革命至北京改革开放的精神历程；铁凝长篇《玫瑰门》，写了革命与妇女解放的故事；王安忆《长恨歌》，书写上海都市 传奇；残雪集中刻画人在体制中的生存荒谬；池莉和方方把武汉的都市生存演义写得生动精彩；广州的张欣也把广州的都市故事写得很感人；林白和陈染对知识女性在北京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剖析；迟子建构造了东北的故事原型……在女性文学的大森林中，每处风景都充满生命精彩，一样也不能少。我本人倾向把全球汉语新文学的女性文学风景看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她们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象征。

　　荒林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澳门大学博士后。

　　陈瑞琳美国华文女作家，海外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