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铮：我的写作从没和警察工作分开过

　　当警察已经15个年头，案子办过不少，小说也写了一些，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也许是我至今还干着一线警察的工作，主业还是办案。因为空闲时间很少，所以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奢侈的事情。但警察这个职业，给了我自我施压的习惯，于是从2004年开始，我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完成了11部长篇小说。我这个不务正业的爱好，也已经融进了我的生活。

　　刘庆邦说过，一部小说创作之初，是需要“种子”的。我理解这个“种子”，其实到不一定是完整的故事。有时可以是一个情节、一个场景，甚至是一句对白。我身边的许多作家朋友为了找“种子”，常常要到基层进行采风，但就我看来，这种临时性的采风往往会停留在皮毛之上。而我创作的“种子”却不难找，异常忙碌的警察工作给了我大量的素材和灵感。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派出所，有时一天就有上百个110警情，小到邻里矛盾、大到杀人放火，经历的事情已经不能拿“接地气”来形容了，简直是“贴地飞行”。后来我调到了“经侦”，开始接触大案要案，眼界也一下得以提升。于是，写小说的念头便蠢蠢欲动。

　　记得我第一个主办的案件，嫌疑人是个叫“中泽华一”的日籍男子。当时这哥们愣是在我们的追捕中，揣着5000元钱又逃到西安，骗了150万元继续逃窜。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与这位斗智斗勇，才将他拿下，没想到当把他送到看守所体检的时候，却发生了问题。这个有老婆有孩子的日籍男子竟然变成了女儿身。我当时就晕了，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经过调查，这是她预谋的一场骗局，她伙同“假妻子”一直在京行骗。因为这起案件，成就了我的第一部长篇，也正是这部长篇，开启了我的写作之路。现在想想，我的写作从来就没和警察工作分开过。

　　一晃就到了第三个本命年。回望过去，我的生活节奏似乎总是处于时间紧、任务重的状态。警察这个职业让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美与丑、善与恶，往往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中，才最容易看到人性的真实一面。作为一线的执法者，我除了和其他警察一样会依法打击惩处犯罪之外，有时也总会把作家思维带到工作中。比如审讯，人家可能就事论事，审一个犯罪嫌疑人只用个把钟头，但到了我手里，就会拉长审讯时间。我除了要把案情全部厘清之外，还会深入地与嫌疑人进行沟通，把审讯当成一次特殊的采访。而这种采访的结果不但是对于写作的良好积累，也能让工作事半功倍。在平等的交流中，我避免了简单粗暴的就事论事，与嫌疑人多了心与心的沟通，更容易让对方敞开心扉。

　　2013年，我出版了第9部长篇小说《名提》，就是专门写审讯的小说。在写作之初，许多朋友劝我不要碰这个题材，说预审这个题材既敏感又不好写，曾经有几个作家写的预审都不成功。但我觉得，正因为其他作家没写好预审，对于我反而是个机会。其实预审说白了就是审人，就是与人斗，也不过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记得刚搞预审的时候，我师父告诉我一个方法，那就是审人之前，要先弄明白他的纵轴与横轴。什么是纵轴呢？就是要弄清对手从小到大的经历、人生的重大事件、受过什么教育、家庭有什么变故、是否有过前科等等；而横轴呢，就是他的兴趣爱好、社会交往、从事职业、现在的家庭情况等等。这样理顺之后，两个轴的焦点就是我们对他的定位，而审讯的切入点也能随即定下。

　　为了写好《名提》，我采访了不少北京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最后拿一位北京丰台区预审专家的故事起了开头。那个专家外号叫“七小时”，据说很少有对手能在他面前扛过七个小时不“撂”。这部作品在《当代》发表后受到了一些好评。负责任地说，这是一部真实的预审小说。

　　警察工作是个富矿，给了我得天独厚的素材和源泉。深入生活才能出精品，这是作家们的共识。我想说的是，深入生活决不是为了写作的临时抱佛脚，而是要真正地在生活中去寻找写作的“种子”，写出真情实感的作品。我的写作有时像是“带病生存”，而这个“病”其实就是我在心中不断积累丰富的人物和故事。我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从生活中来，在我设定创作主题之后，这些人物便开始“活”在我的心中。他们同我一起醒来、一起上班、一起出警、一起经历喜怒哀乐。他们的形象从模糊逐渐清晰，慢慢成为我身边的战友和同事。直到可以动笔的时候，这部小说才会开始铺陈。

　　2014年8月，我奉命到公安部参与缉捕境外经济逃犯的“猎狐行动”工作。在“行动办”，我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按照领导的要求，我既是参与境外缉捕工作的战斗员，也是一名宣传兵。为了改变以往公安工作“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的情况，按照领导指派，我要在行动过程中把猎狐行动中精彩的故事，第一时间通过文学的方式向大众推送，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警察是在干什么，怎么干。

　　在写作中，我尝试在严格把握宣传尺度的基础上，向“开放式”探索。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浅显易读的故事，“随风潜入夜”地进行宣传。说老百姓能听懂的话，讲他们爱听的故事，不求阳春白雪、高大上。于是，我便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特殊攻坚战。传统的纪实文学，大都是在行动结束后进行采访、提炼，集中时间进行创作，而这种方式显然不适合“猎狐行动”的写作。为了改变创作落后行动、时过境迁的弊端。我把写作从“纪实文学”变成“即时”文学，第一时间采访、第一时间构思、第一时间创作，第一时间发表，一边战斗、一边宣传、一边传播、一边互动。我在每个行动组回国后第一时间进行采访，以每周一篇纪实连载的速度进行创作，成篇后通过多个媒体进行推送，变“事后宣传”为“事中宣传”，变“战后总结”为“战斗中呐喊”。至今，已经完成了近50万字60篇纪实故事，集结出版了两部长篇纪实文学，对中心工作给予了侧面支持。经过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猎狐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仅2014年便抓获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680名，其中主动投案自首的就占390名。我们不仅在正面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也初尝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战斗力的成果。

　　在写“猎狐”的过程中，我也奉命参与了三次境外缉捕。这种一线战斗的亲历感是任何采访都无法替代的。回想“猎狐行动”中虽然有太多精彩的缉捕案例，但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却是战友们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片段。缉捕队长亲自上阵，5天4万公里缉捕嫌疑人归来后的疲惫；战友从埃博拉疫区缉捕归来，面对熟睡的女儿，不敢上前拥抱的心酸；女警察每次回家，儿子问的第一句都是“妈妈，你什么时候再走？”年轻民警为了给重病的女儿挂号，从凌晨3点排队到黎明，又匆匆踏上缉捕的行程。正是由于中国警察无私无畏的精神，才成就了艰苦卓绝的“猎狐行动”的最终胜利。

　　记得上鲁院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写作就是用一根针去挖一口井”。这说的是细节的重要性，我听了受益匪浅。“猎狐行动”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短篇小说，所以细节更加重要，有时一个细节足以让人记住这个故事。我在创作的时候，努力在采访中搜集每一个细节，如获至宝地在连载中使用，往往可以起到点睛的作用。比如在故事《救赎之门》中，女“猎手”萧然在连续24小时往返猎狐一线，为女性犯罪嫌疑人搭建救赎之路后，在凌晨清冷的首都机场，见到等候已久的爱人。爱人性格沉闷，但在给她拿出最爱吃的食品和饮料时，萧然热泪盈眶，觉得平平常常的感情才是女人最幸福的生活。又如《智斗马尼拉》中，满街疯跑的吉普尼汽车(“二战”留下的吉普改成的一种小公共汽车)，可以立即让读者身临其境。

　　如今“猎狐行动”的60篇故事已经集结成两部纪实文学《猎狐行动》和《天网猎狐》。《猎狐行动》更有幸成为2015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在这次写作中坚持下来，也许正是我之前边工作边写作锻炼的结果，那就是操着蹲守抓人的劲头进行创作。

　　要想写出好作品，不能只停留在想象中的空中楼阁，迈开步子走进生活，与有血有肉的人们去接触、去了解、去碰撞，才能更好地动笔。就和我从事的“经侦”工作一样，不仅要秉公执法，还要经得住诱惑、顶得住浮躁。作为一名警察，我从每一个案件入手，工作了15年。而作为作家，我从第一次发表的15万字，已经累计到了近300万字。一生很短暂，我总觉得要用有限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也许写作和警察工作一样，就是要在这条不断缩短的跑道上争分夺秒。在这条路上，艰辛与磨难也许正是丰厚的馈赠，每一次由心的付出都会留下真诚的回馈。展望未来，我应该还会沿着这条熟悉的道路，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当一个秉公执法的警察和一个勤劳真诚的作家。

　　吕铮北京人，80后。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中队长、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成员。全国公安文联签约作家。2004年至今出版长篇小说《猎狐行动》《赎罪无门》《警校风云》《混乱之神》等11部。《猎狐行动》《名提》《赎罪无门》等6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连续3届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