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毅的遗憾

　　“文革”中敢于直言

　　父亲1954年担任国务院的副总理，195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到1965年三届人大召开的时候，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任了。当时他已64岁，自己也感觉到年纪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父亲到非洲去访问，那个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坐飞机往返，中途还要换乘，十分辛苦。他一下飞机，就跟到访国家的外交部长谈判，那些都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外交部长才30多岁，精力都很旺盛。父亲年纪大了，而且因为是长途航行，又有时差，气候、饮食也不适应，跟这些年轻的部长会谈就觉得很累。所以他回来就说，我们也要有比较年轻的后人才行。按照他本人的心愿，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该退下来，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来干。但是当时没有正常的干部退休制度，1965年刚刚任命他为新一届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当然也不可能马上就提出辞职，还得干一段时间。本想再过几年退下来，没想到等来的不是退休，而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冲击是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父亲主持的外交工作也未能幸免。

　　当时对父亲有一个很荒唐的批判，说他1965年9月29日的答记者问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他的讲话最后有一段话，说“打败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世界真正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就是这句话居然出了“问题”。造反派的逻辑是，既然把美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那全世界就一片红了，怎么还是和平共处的时代呢？这不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吗？

　　父亲一贯主张，外交事务当然要坚持国家利益，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但也要做到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待，不能强加于人。他反对将当时流行的见面就读《毛主席语录》、喊毛主席万岁、戴毛主席像章这些庸俗做法带到外交领域当中。他说：“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如果外交人员都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这些话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都认为老人家真敢说话，也都有一些担心。果然，父亲的说法遭到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说他是“反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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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6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