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蝶衣与张爱玲

　　自京返沪，飞行约两个小时，如何打发时间？决定一小时瞌睡，一小时读书。读什么书？于是选了老谢(其章)的《风雨谈》认真一读。

　　老谢以写民国老杂志起家，《风雨谈》“谈”民国沦陷区文坛“风雨”，自然“谈”得有声有色。翻到《陈荡一语惊醒陈蝶衣》，更是一篇妙文。明明是写流行歌词圣手陈蝶衣，笔锋一转，就写到了张爱玲，揭示陈蝶衣1952年8月选择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定居，“可以成为一把解开张爱玲去国之谜的钥匙”，可谓独具只眼。

　　但是，老谢认定陈蝶衣与张爱玲虽然“在上海共同度过1942到1952年这十年中的三个朝代”，“就像是擦肩而过的路人，曾经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张爱玲1995年去世，许多无关的不是与张同时代的人写了文章，可是我们还是找不到陈蝶衣的一点儿文字”，却结论下早了。

　　张爱玲1995年中秋节前夕在洛杉矶悄然谢世之后，我记得远在香港的陈蝶衣是写过“一点儿文字”的，而且是一篇有赞有弹的纪念文字。抵沪回家，立即翻箱倒柜，终于检出1995年11月《香港笔荟》第五期“永远的张爱玲”特辑，翻开一看，在“崇论宏议”栏中，陈蝶衣的大作《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果真赫然在矣。

　　陈蝶衣此文开头就交代了他与张爱玲的关系：

　　我与张爱玲，素昧平生，并不相识，但却有间接的关联，其一是：她有甚多中篇小说，发表于后期的《万象》月刊，而我是《万象》的原始创办人。其二是：“解放”以后的上海市，有一次“文化界代表大会”，由当时的文化局主催，假座“光陆大戏院”举行，我，张爱玲，都是应邀出席的“文代”之一，因此与张爱玲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写此文时，陈蝶衣已88岁高龄，记忆力还真不错，所说两点基本符合事实。“其一”所说的“甚多中篇小说”，是继陈蝶衣接编《万象》的柯灵发表的，首任主编陈蝶衣已离开《万象》，所以他与《万象》后来的作者张爱玲“并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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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9月21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