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日外交中的刚柔相济

　　不失尊严地争取最大的外部支持

　　1977年6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开始着手调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布局。他认为，调整对美、对日外交，特别是调整对日外交，对于中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更是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8月12日，中日关系史上第二份重要的政治文件——《中日和平条约》顺利签署。10月22日，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日本进行的访问，受到了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日本各大媒体对邓的访问活动作了大量报道，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邓旋风”。

　　但是，中国想借助外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大规模引进”，即后来称之为“洋大跃进”的建设热潮很快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一系列其他的麻烦问题。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一些引进项目(当时日本项目占大部分)停建、缓建。对此，日本方面反应强烈，指责中国“毁约”。经双方多次协商，后来根据中方建议，日本同意提供大规模的条件优惠的日元贷款，从而恢复了一些项目建设。在“毁约”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向日本方面表示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遇到的不过是暂时的困难而已。当时中日不少有识之士对邓小平的表态表示了理解和佩服。因为中国出现的这样的困难，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中日双方都有责任。作为当时实际主政的邓小平的坦然淡定的态度，使世人感觉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实事求是、不亢不卑的风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邓小平的这种表态丝毫没有减少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魅力，2007年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时，有媒体报道说，当年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时，日本整个国家为之震动——去世之日，刚好日本北海道发生地震，震级不大，这在日本是家常便饭，可还是有人说确实是“巨星殒落”，天地感应。那些天，日本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邓小平。

　　在寻求外国贷款这种看似是求人之举的问题上，邓小平在战略上的知己知彼和在战术上的刚柔相济相结合，总能使中国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

　　后来，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多的优惠贷款。1987年6月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更是直率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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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党史博采》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