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蒋介石背黑锅最多的人

　　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同盟会。1933年任蒋介石设立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失利告终。随后，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乃是由黄郛出面协调。黄郛与日人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协定》被视为国耻，故黄郛顿成举国舆论抨击之对象。然而历史学家吴相湘却评价黄郛乃“民国最有担当的政治家”；1936年12月，黄郛在上海病逝后，国民政府亦先后两次予以特别表彰，抗战胜利之际，更赞誉其“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

　　对于此种反差，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有着极深刻、到位的理解。王氏在日记中写道：

　　中央政府曾一再电令黄、何(应钦)，须于签订任何协定前将条件送请中央核准；然黄氏等断然不受此令，仅于签字后通知政府。此中当有情由，不难想见；盖蒋、汪诸人近日之态度与心理，黄氏固熟知也。

　　所谓“此中当有情由”，简言之，乃是在黄郛的角度，一方面既深知南京政府当日为应付舆论，安抚国人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谈话中势不能不对日强硬；另一方面，又深知弱国无外交，故汪精卫私下已有指示，“除签字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它皆可签应”。黄氏签字前不报送中央核准，仅于签字后通报，既是为了避免协定草案在政治会议上公开讨论时流产，也抱有以个人名誉替当局受过的隐秘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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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文史博览》2014年第9期倪杰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