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日本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节点，其很具体的一个内容便是反帝，再具体是反日。其实凌叔华与日本多有关联，甚至别具感情。她父亲凌福彭为清廷大员，三度赴日考察，结交了一批日本朋友，回国即借鉴岛国大力推行改革新政。清王朝垮台时，凌福彭随即送多个子女去日本读书，12岁的凌叔华离别父母东渡。不料四个哥哥姐姐溺水于神户瀑布，这场灾难结束了她近两年的东瀛岁月。一战前的日本留给凌叔华的印象是个“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

　　然而父辈渊源和本人经历，并不妨碍凌叔华写出大义凛然的时政文章《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写过“感言”也并未影响凌叔华继续与东瀛人士交往。她不无自得地告诉记者，自己被日本女性读者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结婚翌年凌叔华、陈西滢夫妇同去日本旅居了大半年，她看到的依旧是“处处有条不紊”，“山川秀丽国泰民丰”。夫妇拜晤了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她带回来脍炙人口的游记《登富士山》。30年后，凌叔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特意再去“时常想念的那个日本”，盘桓三周，“实在觉得自己仿佛回老家一次了”。

　　但这份私人情感也同样无碍凌叔华写小说表现抗日主题。待到“七七”事变举国同仇敌忾，洪流里的凌叔华创作了呐喊式5万言中篇小说《中国儿女》，正面揭示日寇残暴、歌颂人民英勇。它体现了民族存亡之际凌叔华小说的可贵突破，不过，也付出了艺术代价，湮没于大量同类作品不为人瞩目。

　　凌叔华最长的小说(不计英文写作的《古韵》)和最晚的小说都取材于抗日。她的创作立场、态度，大体可看出中国人的共识：侵略者是侵略者，人民是人民。原则是原则，感情是感情。

　　(摘自9月19日《文汇报》　陈学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