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中国人赢得尊严

　　旧纸堆里了解父亲

　　我父母属于晚婚晚育。1945年，父亲梅汝璈和母亲经人介绍结了婚，婚后不到一年时间，父亲就出任法官去了东京。新中国成立后，母亲随同父亲来到北京定居。1950年，姐姐梅小侃出生，1952年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8岁了。父亲从不和我们谈论以前的事。14岁以后，我大概知道当时父亲在外交部工作，但第一次知道父亲参加东京审判的这段经历，是在他去世后。父亲死后，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短短的讣告，里面提到了父亲当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父亲生前，我几乎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父亲死后，在整理父亲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梅汝璈。

　　1904年11月7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12岁那年，父亲考取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1924年从清华毕业后，父亲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在山西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

　　父亲有着浓重的清华情结。父亲之所以选择到山西大学任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庚子赔款”有关。父亲告诫学生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系，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此后，父亲先后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任教。父亲是个专家型的知识分子，我后来搜集到那段时间他写的文章，比如《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盎格罗·萨克逊法制之研究》，都是纯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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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8期黄滢　季芯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