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周克芹长眠丘陇26年了。得知他走的消息那天,我就想写点文字,可是一直理不顺思路,而且话似乎也不好随便讲:说作品,世有定论;论生平,要靠专著;谈观感,过誉有违本心,求全又不近人情。
我和老周一水之隔,他工作过的简阳文化馆和四川省作协,也是我后来的单位。圈子这么小,凑在一起的机会应该很多,可说来奇怪,从1963年看《四川文学》,知道家乡有个周克芹,到1990年他辞世,其间将近30年,我俩的见面仅仅十余次,但我要用自己的视角来写他给我留下的点滴印象。
一
初次拜会老周,大约是1978年冬的一天下午。那时他刚进入公众视线,作为人才被安置到简阳文化馆工作。他住在接近公园大门一侧的办公室,门板作床,画案作书桌,三餐去园内招待所食堂,错过时间,就上小饭馆,生活得简单、简朴,以至简陋。
此前在电影里,作家总是一副不修边幅的形象。眼前的老周,与我的想象差别很大:一身老式干部制服,外披军用长棉衣,身材高大,略显佝偻,脸型瘦削,语音低缓,面带笑意,前额的皱纹和微微下垂的嘴角,透出风霜,像个有文化的乡干部。提到“文学”二字,他立即进入状态,言之津津,表情生动,让我见识了一个乡土作家的本色。
通过交谈,我对老周有了初步了解。他1936年10月出生,地点是简阳石桥镇外的一间磨房;在镇上念过几年书,辍学后参加过土改运动,做过农活;16岁进省城一家食糖联营门市当店员,17岁考入成都农技校。读书期间撞上“大鸣大放”,1958年毕业时,被结论为“政治不及格,不予分配工作”,遣返回乡一干20年。待在农村,当然也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同为一撇一捺,人与人大不一样。“政治不及格”,等于脸刻“黄金印”;遣返回乡,无异于枷号放逐,关进牛棚。人抵挡得住一时的风雨,抵挡不了长期的折磨,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理想。
但老周从未放弃理想,精神充实,个性饱满,风雨对于他,反而起到磨砺和助长的作用。他安处困寂之境,甘走崎岖之路,当过民办教师、农中教师、保管员和会计。尘土衣冠,江湖心量,脚下是黄土,屋外有青山,一条溪水,几片白云,让他感念不尽。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乃至毕生心事,尽在此地,对这方山水,滋生出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这也是中国自有文学始,就在作家血管里流动的基因。他要写的故事近在身边,要写的人物站在眼前,他的所思所想,与左邻右舍声息相通。写作是兴之所至,习惯使然,没有外来压力,也未长时间中断,因此才会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艰难困苦造就了老周。
我离开时,老周讲他正在写出版社约定的一个“中篇”(后来发展成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如果顺手,明年可望正式出版。他拿出一本《石家兄妹》签名相赠,并说明它是“文革”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第一套文学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中,工农兵作家各占一册,其他的作者还有工人作家火笛、军队作家邹仲平。后两位此后我也有幸认识,邹仲平后来转业担任《四川文学》副主编,1982年秋把我引进这家杂志社的大门实习。12年后,命运之手使我脱离故土,寄食省作协,用读书说文的方式打发时光。
二
文化馆是老周走出茅屋、坐上行车的中转站,第二年春天,他调到省文联当专业作家(当时省作协还隶属省文联)。按上面的安排,老周暂留简阳农村挂职体验生活。1981年底,我调到文化馆,有条件就近和他交往。我们年龄接近,经历相似,爱好相同,说话还算投机,至今印象深的有几次。
老周的文学梦起于少年。我曾应邀带他转过一回简城南街的两条深巷,说是看院落,其实是重温记忆。上世纪70年代末的简城,大拆大建的序幕还没拉开,街面不宽,房屋低矮,不像现在这样密集。民居以院落为主,格局为临街一条窄巷,石板路,风火墙,一进数院,前后贯通。院坝里偶尔可见豆棚瓜架、古井花台,显得古旧而安宁。院落后面是坍圮的城墙,残土已分割成小块菜地。转着转着,老周讲起了少年经历。他念书的石桥镇距简城8华里,两地的民居是同一格局。每天对着爬满青藤的院落,行走在七弯八拐的深巷,听翠竹吟风,看芭蕉滴露,不知不觉就会生出奇想。
老周忙于写作,兴趣不宽,有时为了调剂,才找人喝茶闲聊,话题仍然围绕文学,为一本书、一个细节,勉强坐上一两小时。我记不起他说过什么名言谠论,却记得有一次大家提起搓麻将,他表示极端厌恶,认为年轻人不应该沉溺于此。见我默不作声,他以目相示,脱口引了句圣贤话:“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我从不摸麻将,于是借小说家言开玩笑:“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老周连连拱手,好像对这类“掉文”很感兴趣。
有一天,我带儿子在公园散步,无意间碰上老周。他头发蓬乱,眼里布满血丝,看上去异常疲倦,说是赶写“中篇”,昨晚通夜未睡,出来松动一下筋骨。见我牵着儿子,他流露出欣羡之情,自责很少带孩子,没享受过这种“幸福”。老周陪着我们父子俩,边走边讲他和孩子的故事,讲得琐琐碎碎,歉疚而动容。这番谈话,让我看到了一个乡土作家更近乎原生态的一面。老周有许多至情至性,有许多执著深微。
还有一天,老周急急忙忙到我家,一进门就长长地舒了口气,告诉我“中篇”终于写完,这两天锁在箱子里,钥匙交人保管,怕忍不住翻出来再改,要赶紧休整。他瘦了一圈,有气无力地瘫软在靠椅上。我心里冒出“值不值”的疑问。人寿几何,来日无多,艺术的殿堂里却树立着殉道楷模。他们永恒的精神光芒,已突破因果的推论而独立,吸引文苑学子为理想献身。可是今天回头看,老周头上的光环,未必安慰生者。人已了而事未竟,这缺陷该怎样弥补?
三
1979年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开始由《沱江》文艺季刊连载,年底由复刊的《红岩》全文推出;1980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播;1981年,小说相继被搬上银幕和舞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既是老周心血的结晶,更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文革”十年浩劫,经济崩溃,文化凋零,拨乱反正后,百业待兴。伴随着思想解放,一批呼唤改革的作品井喷而出,产生轰动效应。《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在那个年代,作家作品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老周被媒体聚焦着,作品则供人指点评说。处在聚光灯下,老周是伤心世态、隐忍于怀,还是感慨多于苦笑,有无针锋相对的过激反应,我不便打听。这段时间,我应约去过一次老周的临时住地。他家在红塔区公所一幢简易楼房的底层,二楼楼梯间是书房,一床一桌,狭小拥塞,床下丢着未开封的邮件,看外形全是书和杂志。老周讲的主要还是文学,有些走神,心情似乎不大平静。
1984年秋,老周举家迁到省文联宿舍。
老周到省城,出自上级领导的厚爱和栽培。沙汀等前辈见多了“移植”的负面作用,对“上调”持保留态度。古人曾说,对于花木“其土欲故”(柳宗元)。根据我后来的体会,这的确是见道之言。老周是地造之才,是土地和乡村之子,接近泥土,空气清新,心灵纯洁,想象才会充分发挥。葫芦坝是他的生根沃土,这里的春种秋收、农家忧乐,这里的山月江柳、竹林松冈,激发过他的才华,被尽情纵意地写进了作品。有什么必要到十里红尘的都市,再用“挂职体验”、“蹲点采访”迂回而寻?文人扎堆,就是一个小社会。会要开,话要说,各种演讲、研讨、笔会要到场亮相,有些心境,难得再有。
文学的形势发展很快,西方的文艺思潮激流涌入,新一代作者跑步登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返文坛的不少作家,已被视为“落伍者”冷在一边。但是,谁甘愿做一个落后者?谁不想担负“扛旗问鼎”的重任?我估计老周活得不轻松。
由此,我想到了时间的残酷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歌手。一代人说一代人的话,一代人写一代人的书。先行者开路,后继者接力,一波推着一波。当“时代”成为历史,作品随之“定格”。每个阶段的杰作,都是一个波峰,同时又可能是峰谷。这条规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尤其明显。时间是存在的冠军,而作家不过是“存在”的参与者,当然情况不尽相同:有的与时俱进,另涌新浪;有的艰于举步,原地徘徊;有的好运到头,逐渐退隐……
至于老周本人,并未止步不前。他的后期小说,题材和手法都有变化,对表现形式的探索越来越执著,精雕细磨,郑重严密,却也拘谨了。言为心声,难道他有什么顾虑?据说老周生前有部几易其稿的《饥饿平原》,为何改而不定?我揣测还是盛名之累,惟恐不能尽如人意,瞻前顾后,处处妥贴,把作品成败与荣辱毁誉的关系拉得过近。老周已矣,这部书稿也下落不明。
四
1990年8月5日凌晨,老周病逝于省城,享年不足54岁。在那一年的2月,他刚出任《现代作家》主编;3月,被任命为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6月底,担任四川省作协常务副主席。6月8日,他率杂志社全体人员回简阳,听取读者对办好刊物的意见。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病容明显,还须强打精神,全力以赴。由专业作家到省作协领导,诚然是靠作品的力量,众望所归,合不合适,又当别论。老周体魄不够强健,天性好静,默守古风,不耐烦嚣。当时“市场”已全方位介入社会生活,要想实际做出些成绩,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老周拙于炒作,不擅长接待推销,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处理具体事务,其能力远逊于运笔。不管他想如何超脱,有时还是容易感情用事,适时应变的才干究竟有限。世间万物,各有方位,雁排长空,鹤唳九皋,虎啸深山,凤鸣朝阳。一个人最能在哪方面一展长才,大致有个界定。老周原路而行,会不会更好呢?
2000年7月,老周辞世十周年之际,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周克芹文集》。封面上的老周侧身回视,欲语无言,是一个儒雅的中年文人形象。这张照片,把他的个性、风采和信念留住了。
老周等一批作家所代表的文学精神,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市场这个东西一旦形成气候,会对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对于老周来说,中国新时期文学史接纳了他,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着他的作品,家乡的文化广场给他竖了纪念像。文化广场位西向东,朝霞夕晖让老周永葆热度;广场与葫芦坝隔水相望,父老乡亲能欣赏到老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