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凯,英国人。其父戴维·柯鲁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鲁克,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是柯马凯口述——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当时对毛泽东的主张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3倍地拥护。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老初一。那时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就有3个外国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混血的法国人,是程砚秋的大孙子。还有一个米马克,他爸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的,1965年才从美国来到北京。
米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里,长得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人特革命,跟中国同学一块开忆苦会时,他也忆苦,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松饼,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美国“窝头”多好吃啊。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当时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当时,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阳早之妻,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图片特稿社译校)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大字报转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个批示。这个批示的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运动,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我们这些孩子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后来,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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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米鹤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