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与“文协”

　　提到“文协”，我们自然会想到老舍先生。可以说，他对于“文协”这个组织从筹备到成立，从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到繁荣抗战文艺创作，从开展各类文艺理论争鸣到组织战地作家访问团，都起到了非凡的中坚作用。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29人签名的《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中说道：“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与发展，主要便是他所护育的顶大的成果。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茅盾先生在《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中也提到，“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在筹备，老舍先生置个人私事于不顾，尽力谋‘文协’之实现。我们那时的几次见面，所谈亦无非此事。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

　　“文协”工作岗位上的老舍先生

　　自文艺界人士决定成立“文协”临时筹备会起，老舍先生就日夜筹措、奔走四处，以筹备委员的身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专门撰写了《写家们联合起来！》《联合起来》两篇文章，阐述了日寇大敌当前，文艺界人士要团结起来，为了让文艺在抗战救国中更好地“尽宣传上激励的责任”。他在“文协”《发起旨趣》中号召文艺界用铁笔做成“笔阵”，“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粹寇敌，争取胜利。”“文协”筹委会成立后，老舍和吴组缃负责起草成立大会宣言书，并与王平陵以正式筹备会名义分致各地文艺界负责人的公函。期间，筹委会多次会议老舍先生无一缺席。1938年3月27日“文协”正式成立，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十余人组成。之后，老舍先生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并兼任总务部主任，“分掌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等事宜。”此后，老舍先生连续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奠定了其在“文协”中的核心地位，逐渐成为了文协的实际负责人。从根本上说，这种核心地位的确立，来自于老舍先生多年“文协”工作历程中展现出的高风亮节与艰苦奉献精神。“文协”成立后，很多常务理事由于个人工作原因，并不能承担协会的一些具体事务，因此“文协”正常工作的运转就交给了总务部。虽然这增加了身为总务部主任的老舍先生身上的工作量，但无形之中也提高了总务部与老舍先生在“文协”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文协”撤离武汉迁到重庆后，“文协”绝大部分工作都压在了身为“自由写作者”的老舍先生身上。此时的他，怀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文协”的工作中去，不仅要处理“文协”的日常事务，还要把“文协”对抗战期间文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落实为具体的创作行动，从而推动全国抗战文艺的发展。这种勤奋、热情的工作精神，成为“文协”在抗战中得以存在乃至迅猛发展的关键，而老舍先生也最终赢得了“文协”成员们的普遍敬意与钦佩。以群在《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中谈到“几年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从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老舍先生第二次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后，文协常务理事会决定：一是“以后关于对外一切事宜，不及开会决定者，由总务部斟酌办理”，二是“对国外发函，由总务主任及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主任签字”(《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4卷第3、4期合刊)。由此一举奠定了老舍先生在“文协”工作中的核心地位。这来自于他为“文协”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与热情，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文协”同人的普遍认同感。

　　“有关”与“无关”中的老舍先生

　　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次论争，而主角正是“文协”诸君。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发表了一篇名为《编者的话》的文章，其中有“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此文一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文协”诸君对梁实秋的口诛笔伐，也就是“有关”与“无关”之争。事件发展至后来，鉴于当时重庆确实有一股国民党妥协派的投降政治逆流，有人不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批评梁实秋。此时，身为“文协”重要领导人的老舍先生却洞若观火、理智而明晰地参与到了这场论证之中。

　　其实在梁实秋使用上述字眼论述抗战文艺之前，老舍先生就睿智地提到过类似问题，承认“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的味道”。但同时，他结合当时的抗战情势，剖析了所谓“抗战党八股”存在的理由，“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也就是说，“文协”及老舍先生已经意识到了抗战文艺作为战时的衍生品，是存在自身的先天不足的，他们也致力于去寻找解决的方法与途径。老舍先生起草的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也道出了这场论争的实质，在这篇文章中老舍先生指出，梁实秋之所以受到批判，其根本原因是忽略了“文协”的存在，忽视了“文协”领导下的全国的抗战文艺活动，竟有“‘不知文坛座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等语，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本会虽事实上代表全国文艺界，但决不为争取‘文坛座落所在’而申辩，致引起无谓之争论，有失宽大严肃之态度”。“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却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此文一出，老舍先生既代表“文协”为这场论证定了性质，向各界昭示“文协”之于中国抗战文艺的领导地位，显示了维护抗战文学运动方向的决心，展现了“文协”参与抗战文艺活动的实力，同时也委婉的提醒“文协”诸君不要一味“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在事实上要求停止对梁实秋的批评。

　　“旧瓶装新酒”之争中的老舍先生

　　“文协”在全国发动的一个大型文艺运动，就是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下，领导作家为全国的普通民众与士兵编写通俗性抗战读物。在这场活动中，“文协”积极探索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与理论建构，同时借助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力量，向社会各界介绍推广该社“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理论，从而顺应抗战紧张形势，把已有的抗战文学发展趋势通过创作与理论指导转化为“文协”自身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再顺势将这种潮流扩展为全国性的文艺运动。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针对如何为通俗文艺进行评价等问题上，“文协”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理论产生了冲突，甚至在“文协”内部也出现了三种不同立场，出现了“民族形式”之争。首先对“旧瓶装新酒”发难的是“文协”的胡风。他召集《七月》社座谈，对上述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坚持五四新文学的基本方向，反对利用旧形式进行创作。他担心，在抗战汇总快速发展的通俗文艺会借助特殊的历史环境，将其自身塑造成体现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代言人，从而威胁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针对胡风的这种论点，茅盾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种旧形式的利用，是新文学发展的一个环节，是新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本意在于，不是为“旧瓶装新酒”作解释，而是从根本上就取消了这种旧形式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将其直接置于新文学框架之内。而老舍先生则认为，通俗文学的出现，其最大功绩便是便于抗敌宣传，“并不是要把文艺和图画全都通俗化了，只许通俗，不许干别的”，(老舍：《释“通俗”》，《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64页)用其取代新文艺。因此，“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者，与表现抗战文艺的热烈，此处别无企图”。(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也就是说，老舍先生认为通俗文艺的异军突起，完全是因为在特殊的环境下，它能够在普通民众与军人中更易于进行文艺宣传。“旧瓶装新酒”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宣传价值而非艺术价值。老舍先生的这些理论主张一方面驳斥了胡风对“文协”发动与支持的通俗文艺的否定，维护了通俗文艺活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说明了使用旧形式创造通俗文艺作品，是因为它是向民众宣传抗战的利器，具有极高的宣传价值，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临时性手段。由于其自身艺术价值的先天性畸形，也就使其无法阻碍和威胁新文学的发展。相对于胡风对“旧瓶装新酒”的误读和茅盾所秉持的新文学一元化立场，老舍先生的看法坚持了新文学本位立场，同时也肯定了“旧瓶装新酒”在抗战文艺活动中的宣传价值。

　　“文协”时期老舍先生的创作

　　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文协”时期的老舍先生创作了大批以抗战为主旨，迎合民间大众审美趣向的作品。这些作品多为通俗文艺创作，形式多样，有鼓词、京剧、通俗小说、相声、坠子、新三字经、诗配画、新洋片词等。其中鼓词作品最多，京剧、通俗小说次之。老舍抗战时期最重要的通俗文艺是一部作品集《三四一》，三篇大鼓词(包括《王小赶驴》《张忠定记》《打小日本》)四出京剧(包括《新刺虎》《忠烈图》《烈妇殉国》《王家镇》)一部通俗小说(《兄妹从军》)。这些作品主题大都与歌颂抗战、激发民众斗志有关，充分迎合了“文协”的创作宗旨，达到了为抗日进行宣传的效果。但是这些作品也是建立在老舍牺牲自己的艺术才华基础之上，但在国破家亡的民族危难境遇之下，为了动员广大的民众抗日救国，再多的无奈与痛苦也要默默按下，无畏而勇敢的扛起为抗战进行写作的大旗。老舍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迎合了时代的精神，配合了“文协”所提倡的审美趣向。据统计，抗战八年，全国多幕剧创作的总数量约为120部，而老舍先生一人就创作了9部之多，全部是抗战题材的剧作，分别是独立创作《残雾》《张自忠》《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与宋之的合写《国家至上》，与赵清阁等人合写《桃李春风》《王老虎》。这些作品都有一条很明显的主线，那就是国家至上，国家利益、抗日救国重于家庭、个人以及和平时期的民族隔膜、政党纷争。同时国家的含义，也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意义，而是包孕着更深更厚重的文化承袭。老舍先生对文化的思考并未因战争和抗日宣传而中断，而是一如既往地贯穿在老舍的剧作中。

　　诗歌虽不是老舍先生最擅长的文学题材，但老舍在创作上述之余，还写了大量的新诗和旧体诗、散文随笔等。新诗中最为宏大的是长诗《剑北行》，全篇用韵，长达6000余行，叙写了他1939年随慰问团访问蓉城、洛阳、南阳、襄樊、西安等地的见闻。老舍先生在“文协”时期的新诗，大部分都是抗战题材，这一点从其诗歌名称就可窥一斑：《保民杀寇》《保我河山》《丈夫去当兵》《从军乐》《抗战民歌》等。老舍先生在“文协”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以及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等。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抗战，反映了当时各阶层民众的“众生相”。总之，“文协”时期的老舍先生，创作作品数量之多，体裁之丰富，在其创作生涯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作品宣传色彩浓烈，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并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