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逆与“文协”反奸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2月29日07:20 麦 冬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月,北平、天津相继陷落。随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以江朝宗为委员长的治安维持会。在国难声中,北平文化艺术界人士纷纷南迁,但作为文化界极具影响力的周作人没有出现在南下队伍中。不久,就传出他参加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丑闻。1939年1月,他收下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是的,他附逆了。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在此后几年里,他又陆续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常务委员、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日中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等一系列伪职,并随汪精卫一起出访伪满、日本,觐见溥仪,拜见天皇,尤其是他慰问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伤病院,并为之捐款;穿戴日本军服,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分列式;以及每到一处必致训词的官僚形象,都充分说明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他兴办奴化教育,服务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强化运动”,频繁参加亲满媚日的外事活动,与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伪国民政府要员沆瀣一气,也都是有据可查,有史可鉴的。但周是“文化汉奸”,其附逆行为,特别是“文化救国论”极具迷惑性。他撰写一系列文章,探讨中国的文化思想,企图将中国的儒家思想融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轨道,至于他提出“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那不过是为其附逆寻找借口。随便检阅他在1940年代的文章或讲话稿,我们无法不与其汉奸形象挂钩:“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率真的说法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发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留学的回忆》)“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世界无论怎样转变,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还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中国的思想问题》)“现在要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时至今日,总有些人试图为其“汉奸”罪名辩解,但不管如何阐释,“汉奸”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事实上,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形象至担任伪职那一刻起便戛然而止了。

  周作人的附逆遭到了文化界的强烈谴责。1938年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对周作人的附逆展开了严厉谴责。影响最大的还是5月14日发表在“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第4期上的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改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之际,又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茅盾 郁达夫 老舍 冯乃超 王平陵

  胡风 胡秋原 张天翼 丁玲 舒群 奚如

  夏衍 郑伯奇 邵冠华 孔罗荪 锡金 以群 适夷

  这封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有谴责,又有期待。同时,分析时局,切中要害;言明利弊,力透纸背。信末由郁达夫加上的“忠告”还是表达了对其“归来”的愿望,但早已死心塌地追随汪伪政权、充当日本侵略者“打手”的周作人早已不是五四时期的那个“周作人”了。他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如此忠告对他又有什么用?尽管如此,“文协”同仁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所以,在《抗战文艺》第5期“编后记”中就出现了一则有意思的声明:“上期本刊登有十八位作家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希望他速即表明态度,现周氏已有信寄此间友人,声明摄影是受骗,座谈会记录则完全为日本记者所捏造。下期准备将周先生原函制版发表,以明真像。”而在《抗战文艺》第1卷第12期上,刊登了署名“记者”的《关于周作人事件》一文,说明第1卷第5期“编后记”中写“周氏已有信寄此间友人”系听徐霞村传言以及陶亢德自香港来信谓周有《复十八家信》寄汉,但实际上并未见到(引自《周作人年谱》第405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子虚乌有之事?“文协”同仁对待周作人附逆一事,其心态的确值得细细玩味。

  周作人在文学界,特别是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鲁迅。周作人宿命般地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这是由他的地位和声望决定的。他的存在不由自主。他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上。他想做“隐士”,历史不答应;他想做“叛徒”,历史双手欢迎。“五四”时期的“叛徒”形象光耀千秋;抗战时期“叛徒”形象遗臭万年。这样,“文协”同仁在其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但声讨周作人的附逆,而且号召文化界警惕“周作人主义”的危险。周作人的附逆首先给青年人以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带来心灵上的“痛苦”(唐弢《帝城十日解》),也就必然引发他们对周作人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孔嘉的《老人的胡闹》、独孤胆的《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何容的《丑》、艾青的《忏悔吧,周作人》集中表达了青年一代的心声。“《忏悔吧,周作人》《老人的胡闹》等“文协”青年作者的文以其时效性、论战性,较好地配合了文化界的“反奸运动”。

  抗战胜利后,作为民间组织的“文协”在文化、出版领域首先开展了惩治汉奸的行动。1945年12月9日,“文协”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决议:凡担任伪文化官、主编或出版伪书刊杂志,以及著述为伪方宣传作品,从事伪教育文化工作,伪特务文化人员,在敌伪控制下文化机关团体中工作和其他不洁人物,都在附逆文化人员范围之内。同时决议处理附逆文人办法如下:(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二)拒绝其加入作家团体及其他文化团体;(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一律拒绝其参加;(五)编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六)要求政府逮捕公开审判。(见《抗战文艺》终刊号)依上述条款,周作人每项皆符。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案被国民政府逮捕,被关押于由“中统”特务管理的北平炮局胡同监狱。1946年5月27日,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7月9日、8月9日、9月13日接连进行了三次公审,1947年11月16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作人共同同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14年”。在审判期间,茅盾、姚蓬子、何其芳、冯雪峰、孔令镜、唐弢等左翼文人坚决批判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及其思想。1947年12月后,周作人对首都高院的判决不服,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要求考虑以下证据:1、他被指定为“留平教授”,委托管理校产,设法保全理学院,忍辱负重,护校有功。2、他抱定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伪之宗旨,抵抗奴化不遗余力。3、发表论文《中国思想问题》,抵制敌人企图奴化中国人的思想,并被片冈铁兵指认为“反动的中国老作家”。后附有经由14位教授呈示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一文,证明其“保护文化,确有实绩”,要求法院重判(《周作人年谱》第527页)。此外,再加上国民党北平地下组织成员出庭为其作证,证明其掩护过他们,蒋梦麟、胡适及北京大学出函证明其保护校产有功。1947年12月19日,国民党最高法院重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这表明,这些有力的证据被最高法院考虑进去了,最后还是做出对其有力的判决。今天看来,法院以“汉奸罪”判处10年徒刑,已是网开一面了;1949年1月26日,他被交保释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新政府所特赦。按理说,周作人的“待遇”,与其罪责相比,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他依然不承认自己的“汉奸”身份:“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明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家,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周作人致周恩来信》)周作人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汉奸”,其特殊性就在于,他常打着“文化救国”的旗号招摇撞骗。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文化界似乎也有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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