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创作与时代精神建构的文学批评

加强与改进文艺批评研讨会发言摘登

介入创作与时代精神建构的文学批评

□傅逸尘

　　我的文学批评实践始于2005年，那时我正在军艺文学系读大三。当我确认自己要拉开架子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我就为自己树立了一块石碑：它承载了我的青春、理想、浪漫、激情，还有幼稚、无畏甚至无知，那就是：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建构，用自己的道德理想影响作家和读者。在我看来，凌空虚蹈，或自说自话的文学批评肯定不是好的批评，更遑论伟大的批评。我化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为“批评当随时代”来表达自己的批评观，我还相信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想象性文学处于真理和意义之间”，这无疑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可能。

　　在我看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文学批评是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建构了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是文学思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观当下的许多批评文章，跟创作几乎无关，甚至是批评界的自说自话，或者学术机制的附属品。当批评不在文学现场的时候，它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是颇值怀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批评要“说真话，讲道理”，可谓直指症候，切中要害。对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标准，检视自己的批评实践，颇感欣慰的是，我一直置身于文学现场，站在军旅文学的前沿，运用新的批评方法与话语阐扬我对军旅文学的认知、判断和思考，无论是面对父辈作家还是文学新人，都能够真实地表达，真诚地发声。当2005年前后，军旅文学一度出现过度世俗化的创作倾向，开始淡化和消解自身的主流精神和审美品格之时，我鲜明地提出“重建英雄叙事”。我所呼唤的英雄叙事，是对“英雄是人”文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对传统英雄观念的突破，既使作品展现出更为扑朔迷离的历史和文化景观，又为英雄叙事的重建带来了新的美学精神。进而，我直言军旅文学要敢于直面现实生活，塑造当代英雄，要警惕快餐化和过度世俗化；军旅作家要重新回到正面描写战争中来，要守望生活现场，进行有难度的写作。我力求凸显文学批评的“现场感”和“有效性”，在“道”与“技”的双重维度中探讨军旅文学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美国批评家布斯认为，小说不可能没有伦理的尺度，总是含有一定的伦理价值观，进而提出“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之后，我将伦理批评观念与方法引入军旅文学批评，并在“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层面展开我对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研究，既实现了在场批评的及物性和有效性，又拓展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平台和言说空间。在此基础上，我的理论专著《英雄话语的涅槃——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201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以上两个向度上对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现象与概念、来路与走向、创新与症结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研究。

　　在对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的梳理中，我发现了复杂、无边的“现实主义”对军旅文学的圭臬与桎梏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反对仅仅将“现实主义”视作一种创作方法，或者夸大其意识形态性，强调其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一种关照现实生活的方式，一种体察人性和灵魂的角度”，体现军旅文学，以及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意义。“现实主义”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创作必须具备与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作家应把自己的血肉融入现实，才能达到沉重的历史内容的生动而又坚强的深度。进而，我对21世纪初年中国文学的“伪现实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指出消极而虚伪的私语化写作是其泛滥的重要根源，并对一些文坛大家的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言辞激烈的批评。在批评名家大家的同时，我也关注并跟踪同代人的创作。对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进行概念命名和整体性研究，连续三年在杂志上主持专栏推介新生代军旅作家群，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他们创作的特色与瓶颈问题。

　　在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看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服务于促进社会自觉这一共同目的，文学批评不能局限于分析作品本身的美和不足，而必须进一步从历史的、时代的观点进行考察，进行与其内容相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他主张从更广阔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艺术家及其创作与时代、社会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进而提出作品的社会作用和意义。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它对社会、对时代的积极作用，必然体现在它对人们意识或精神的影响和塑造上；批评的目的不在批评本身，也包括阐释，它们的本质意义是建构，积极介入文学创作是它最为重要的存在方式。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复杂深刻的变革和转型，优秀的批评家会饱受思想的困惑、精神的阵痛和心灵的煎熬，惟其如此，才可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动；文学批评需要生产出贴近世道人心、洞穿时代迷雾的有智识的思想，从而有效地介入创作并最终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